丁和根

内容提要 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运用，将可能对大众传播研究的松散状态起学科整合作用；同时弥补我国目前传播学研究中过于技术化的偏向，为传播学增添人文学科的底蕴。由于符号学是一个十分繁复的复合的知识系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较好途径。

符号学和传播学都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国际范围内发展得很快的学科。就其性质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着显著的不同。最大的不同莫过于，符号学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还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方。这种不同使得符号学对当今的社会人文科学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符号学方法的导入，将会在改进和深化我国的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研究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联姻

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联姻，其实早已不是什么理论的假想。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大众传播研究应当吸收符号学的方法和成果，毋宁说20世纪下半叶符号学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是大众传播无孔不入的时代压力的结果。

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在19年发表的《符号学原理》中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大众传播的发展在今日使人们空前地关注意指的广泛领域，而与此同时，语言学、信息学、形式逻辑以及结构人类学等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又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的手段。符号学在些种情势下呼之欲出，就不再是几个学者的异想天开，而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要求。”［１］显然，巴尔特在这里是将大众传播空前发达的时代情境当成了讨论符号学的一种语境。如果按他所倡导的那样，将符号学理解成主要是研究意指问题(即符号化过程或意义产生过程)的学问，那么现代符号学理论旨趣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众传播学息息相关了。所以他接着写道：“可以说，这里介绍的只是些初步成果，待今后在具体的工作中有所进展，我们希望逐渐扩大对大众传播的研究范围，与其他的研究工作结合在一起，为发展出对人类智性的普遍分析共同作出贡献。”［2］持这种思考路向的并非巴尔特一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一书的作者霍克斯就认为：“从长远看来，两者(指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作者注)都应包括在第三个容量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叫作传播学(communication)”；结构主义的先驱雅各布森更是明确指出：“如果符号学学科的圆周是包含语言学在内的最近的一个圆周，那么下一圈较大的同心圆就是通信学科的总体了。”这里所谓的通信学科，实际上就是传播学。［3］

或许，脱离了

具体的语境，争执于符号学与传播学孰主孰从的关系并无多大意义。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我们只是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大众传播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符号学是一种跨学科的方，两者的结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提出大众传播符号学的构想，乃是水到渠成之事。因此，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如果大众传播符号学的提法成立，这一新的部门学科将给大众传播研究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如何实现这些影响?为了回答以上问题，不能不先对符号学的方和大众传播研究的状况作一些分析。

符号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地区和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派别(或者说是研究方向)。这些派别按其源头划分，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肇始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其次是以皮尔士为代表的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逻辑符号学，此外，还有源自卡西尔哲学的符号学美学以及前苏联与欧洲地区的文化符号学等等。这里不必一一详述各种派别的理论，而只是撮其精要，介绍它们在研究旨趣和方法方面的特色，以使我们对被借鉴的对象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

索绪尔在构想符号学的时候，将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的范畴，但他认为，语言学可以成为符号学的标准模式，因为在语言中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性质表现得最明显。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基本上就是沿着索绪尔的思路发展起来的，它的核心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将可以意指的符号看成非自然的产物，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和价值与其物质层面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符号是任意的，它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它自身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取决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差别，即一种关系。因此，任何符号都不是存在的，都从属于受一定惯例支配的符号系统。而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正是符号系统的构成及其惯例。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按索绪尔提出的命题，将对符号和符号系统的讨论抽象为四组二元对立的概念：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与系统、外延与内涵。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可说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一种基本的方。

皮尔士是现代理论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符号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开启者。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观是语言学方向的，那么，皮尔士的符号观则是逻辑学方向的。他的符号观对符号学研究中科学主义的倾向有着重要影响。与索绪尔侧重于对符号的社会功能的探索不同，皮尔士是第一位着重于研究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哲学家。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把符号学范畴建立在思维和判断的关系逻辑上，(认为)任何一个判

断都涉及对象、关系和性质三者之间的结合。与这三项范畴相应，任一符号都由媒介关联物(M)、对象关联物(O)和解释关联物(I)三种关联要素构成。它们形成一种三角形关系，符号就存在于这种三角形关系之中。对符号类别进行划分，是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又一重要特色。他依据符号与它的3种构成要素的不同关联，将符号进一步划分为9种下位符号，由9种下位符号的相互结合构成10种主要符号类别，它们反映出符号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不无巧合的是，皮尔士与他的同时代人索绪尔一样，都将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也都将语言学看成符号学的标准模型。但不难看出，与索绪尔有别的是，皮尔士对运用种种标准给符号分类有着更强的兴趣。在皮尔士符号学以及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基础上，莫里斯进一步提出了行为符号学，他除了从功能意义上对符号行为进行划分外，还在其第一部符号学著作《符号学理论基捶(1938)中，将符号学划分为3个分支，即：语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其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莫里斯的这种三分法至今是人们普遍援引的符号学分类法。

卡西尔也被看作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第一位站在哲学高度从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的视角考察全部人类成就的人，这是他与索绪尔和皮尔士执著于符号本身的探索所不同的地方。卡西尔认为，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人类利用符号创造文化，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等等，都是在运用符号方式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符号表现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对于理解科学结构固然不可缺少，对于理解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和历史的结构同样重要。各种符号形式的生成，构成了人类精神成长的历史。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观为符号学美学开启了大门。这一点通过他的美国学生苏珊·朗格的学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朗格将符号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推论性的形式，另一种是表现性的形式。语言是前者的集中体现，而艺术则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所谓艺术，就是“人类情感的感性形式呈现”。这种“主观的现实”是无法用推论性的形式加以表达的，而只能用艺术符号或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艺术符号之所以能够表现人类情感，是因为这两者具有“逻辑结构的相似性”。由于艺术符号总是以简化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意义，故而不论一件艺术品是何等复杂、深奥和丰富，它都远比真实的生命简单，这正是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原因。人类对于艺

术符号的把握，实际上就是通过某种简化形式对人类自身的情感所进行的认识活动。［4］朗格的符号论美学在艺术分析方面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产生于前苏联的文化思想符号学和法国的意识形态符号学，尽管风格迥异，却是文化符号学的两个主要方面。文化符号学的目标是在文化思想内容层面上的“表达面”结构研究和表达面与内容面的相关关系研究。与索绪尔和皮尔士的传统不同，这里所说的“表达面”不仅限于语言介质，也包括各种文化和思想表层现象，而与文化思想和表层相对应的深层，即所谓“内容面”。文化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乃是文化与思想现象中所包含的作为前提、原因和基础的“深层结构”。“一般来说，此处所论的文化思想符号学也就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学。它所关注的是对思想文化表层背后的结构性、因果性、意指性和社会支配性的关联方式这些现代典型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5］符号学始于对语言的结构分析和实证描述，但其学术旨趣却日益向文化思想尤其是隐蔽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方向靠拢，从而使得当代符号学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文化色彩。这种转向貌似偶然，实则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因为“符号学的对象就是文化，文化的实质就是思想，而思想的表达工具就是语言。语言、思想、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的产物，又都是与人类的目的和意志系统不可分离的，因而是有‘前定方向的’，而非绝对客观的。这样，符号学既涉及不同的层级，又具有不同的面目。所以符号学不是一门单一的学科。这是符号学对象与方法问题中统一与多样的辩证关系”。［6］

以上主要从四个学术方向，对符号动的广泛触角作了简要描述。我们看到，各派的研究兴趣和侧重点互有不同。前两个方向都侧重于对符号本身及符号学基本原理的探讨。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向秉承了索绪尔的传统，比较重视研究符号的社会功能；而科学主义逻辑学的方向则沿袭皮尔士的风格，着重于研究符号自身的逻辑结构。符号学美学重在对“有意味的形式”即艺术符号的分析。文化符号学的方向将目光放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分析上。如果说前两个方向可以称为狭义的符号学，那么后两个方向就可以说是广义的符号学。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为我们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多角度地吸收符号学的成果提供了条件。

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上与符号学大致平行。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其最初的研究动因，“是检验并提高宣传、广告、教育、公共关系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传播效率与效果，是出于公众对报刊的政治影响的关

心和对广播、电影的社会后果的关注”。［7］二次大战后，由于受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刻影响，传播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的社会科学。20世纪中叶后，更由于哲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等社会学科以及一些自然学科的学者加盟，传播学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学科背景也越来越复杂。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人类的传播活动及规律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探讨，提出了多种传播模式和许多有影响的理论观点，从而使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一门显学。可见，传播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同样带有跨学科的性质，这是它与符号学的息息相通之处。传播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求和总结人类的传播规律，以改善人类社会的交往和沟通，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于符号学而言，由于它关注的核心是意义的产生和传递问题，因此它所做的一切与传播学的目标是并行不悖的。从这一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一些符号学家要将符号学归属到更广阔的传播学之中的原因了。

在传播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因此在谈到传播学的时候实际上常常所指的就是大众传播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可谓流派林立、观点纷呈，一些理论观点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对立。这一方面显示出该学科海纳百川的大气；但同时也说明，应该寻找一条道路让各家的观点得到适宜的统一，以加强这一学科的内在逻辑性。我们看到，大多数大众传播学的著论和教材，都是围绕传者、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这五个方面展开的，区别只是或者针对以上五个方面中的某些因素作专门的探讨，或者是从宏观上介绍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无论何种情形，都未把作为传播中介的符号放在重要的位置。事实上，通过符号的视角恰恰可以将以上五个方面连结起来加以考察，从而使传播学的研究在广泛性之上又呈现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符号学方法可以对大众传播学起学科整合的作用。

从学科背景的角度说，大众传播研究向来有美国学派(或称传播学派)和欧洲学派(或称批判学派)之分。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别。前者更侧重于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呈现出经验主义的倾向，在总体上与盛行于美国的科学主义潮流是一致的。后者将传播现象放在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更侧重于从宏观上探讨大众传播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是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余年来，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是接受并在一定程度

上消化了美国传统学派的成果，而在欧洲批判学派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则显得较为薄弱。从文化符号学尤其是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将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增添批判学派的学术背景，使技术分析和文化批判的不同方向获得相互补益的效果。

再从学科内涵的角度说，虽然在当代符号动兴起后，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的影响日渐式微，但我们从宏观角度仍可借用这种划分方法，将大众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也看成是三个维面的综合体。第一个维面是大众传播的语法学，它主要研究大众传播中符号与符号的组织关系，如大众传播语言组织规律，文本和话语的结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搭配等等。第二个维面是大众传播的语义学，它主要研究大众传播符号(既包括语言符号系统也包括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指作用，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发生即意义的生成和传达等问题。第三个维面是大众传播的语用学，它主要研究大众传播符号与符号使用主体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媒介话语背后所隐含的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因素。如此划分，其优点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以上三个维面之间是紧密联系着的，既分工清楚，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人对大众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学科框架有一目了然之感。

当然，这样三个维面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相互的。并且应该指出，莫里斯的三分法主要停留在一般理论概括的层面，而当代符号学一方面日趋多元化，另一方面又更注重综合性的研究。作为当代广义符号学最新表现形态的话语分析学的迅速兴起，就是上述趋势的集中表现，也可以说是对当代符号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的积极回应。

作为一种研究取向的话语分析

在大众传播的符号学研究中，如何找到一个适当的切入口，将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维面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践“使传播学的研究在广泛性之上又呈现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的构想，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发现，近30年来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的话语分析学，正好可以担负起这样的使命。

新兴的话语分析学，是当代符号动的一个重要分支。1952年，Z. Harris发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第一次使用了“话语分析”这一术语。这篇文章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话语分析的开端。［8］在传统的语言组合段结构描述中，由句子构成的话语或本文的语言学身份是不够明确的。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从语言学角度重新考察话语和本文，成为结构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本文的结

构分析，成为各类本文分析的典范。于是，本文结构分析的兴起成为文化研究中方的转折点。进入70年代后，随着对叙事、本文、话语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一门专以话语篇章为对象的新学科，在英、美、法等国家，它被称作“话语分析”，而在德国，则叫做“本文科学”。本文(text)和话语(discourse)是两个近义词，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亦基本相同，加之德语中没有discourse这个词，因此德国语言学家首先将二者合并，将以二者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统称为“本文科学”；［9］而我们多遵循英语习惯，称之为“话语分析”。

对话语分析也可从不同的侧面来加以审视，这涉及到对话语本身的界定问题。如果把话语一般地看成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如某个具体的会话或某篇文章，或看作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语言使用形式，如法律文书、报刊文体、公众演说等，那么，话语分析可能更注重的是语言结构或语法结构本身的分析；而如果把话语看作是一种交际事件或一种言语交流活动，那么话语分析所更注重的就会是语境因素对话语及话语主体的影响，以及对言语交际背后的深层次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前者可以归入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范畴，后者则可以归入文化符号学范畴。而在具体研究中，现代话语分析很难进行这样的二元切分，它常常表现为多种分析倾向的有机结合。当代话语分析学的代表人物Van Dijk指出：不能简单地把话语视为一种语言使用形式，话语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语言使用、思想传递和社会情景中的交际”；“话语分析不仅要了解话语的表达层，还要深入到意义和动作(action)层，考察语言的功能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注意社会文化语境的认知的作用”。［10］

由此看来，话语分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符号学，而是兼有狭义符号学与广义符号学的特征。它不仅要从语言结构角度分析话语篇章的表达面和内容面的构成，而且广泛地涉及语言以外的各领域，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正因为这样，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有利于将大众传播符号学的三个维面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学术目标之中，为我们综合借鉴符号学方法进行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便捷之途。

在具体谈到大众传播新闻话语分析的问题时，Van Dijk曾说：“研究大众传播媒介(the mass media)新闻的工作在不断增加。然而只有少量的工作集中于新闻具体的话语特征上。大多数人是从社会学、经济学、大众交际学角度研究新闻的，却没有什么人对新闻话语本身进行分析，因而对新闻生产的社会、心理过程与该过程新闻

闻产品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人做深入研究。”［11］这段话揭示出传统的新闻传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提示了新闻话语分析应当努力的方向。的确，现有传播学理论中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大致可以说是一种外在于新闻的研究，而新闻的话语分析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看成是一种内在于新闻的研究。只有内外结合，才能使人们对认识对象看得更加清楚，使一些在外部研究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得到合理的阐释。这或许是符号学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在我国的发展历史都还很短。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传播学，80年代初开始符号学的译介，迄今不过20来年的时间。尽管在大众传播的研究中不乏有关传播符号的探讨，在符号学的研究中也偶尔涉及大众传播的内容，但毕竟是零星片断居多，而用符号学方法较为系统地对大众传播现象进行研讨的论著尚未见到。本文将大众传播符号学作为大众传播学的分支学科或作为符号学的一个部门学科提出，便是有感于这样的现状才作出的。本文所构拟的大众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工作分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属于基础性的工作，主要介绍与研究大众传播学、符号学以及话语分析的基本原理，探讨大众传播的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途径和方法。第二部分以报纸、电视、广告三种大众传媒作为典型，对大众媒介话语(着重是新闻话语)的组织系统和内在结构机制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分析。第三部分主要从宏观上分别研究大众传媒话语在社会中的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权力功能。这三个部分既互为区别，又互相补充；既可研究，亦可齐头并进。

作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注释：

［１］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99年版，1～2页。

［２］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4页。

［３］李彬：《从片段到体系：西方符号学研究一瞥》，《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４］朗格：《艺术问题》第二、三、四、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５］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574页。

［６］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574～575页。

［７］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0页。

［８］JamesPaluGee：《话语分析入门：理论与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11页。

［９］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360～361页。

［１０］JamesPaulGee：《话语分析入门：理论与方法》，11页。

［１１］VanDijk：《话语心理社会》，中华书局，1993年版，70页。

原文刊载：《新闻大

学》，2002年第4期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