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师院

12历史班

商业，是一种有组织的提供顾客所需的商品与服务行为。我国的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到了隋唐时期进一步的发展到空前繁荣阶段，最后全方位繁荣在两宋元明时期。

唐朝商业能够繁荣有着一些必要的先决条件。首先，唐王朝结束了隋炀帝杨广以来民不聊生、各地区不断的局面，建立了李唐王朝。经过吸取隋亡教训，唐王朝迅速稳定下来并且快速发展起来。在此形势下，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为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先决条件，试想在一个各地混战的时期，商人不可能长距离、大宗件的运输货物，甚至货币也不可能全国性的流通。其次，唐王朝统治者开明的国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明的民族以及开放的国际，为国内国外的有志于进行商业活动的商人提供了保证。再次，唐朝人民具有的开放性的思想意识。时代引导了当时的人民敢于创新、敢于尝新的开放意识，在这样的各方面相互促进下，商业活动空前活跃起来。最后还有一个辅助优势，使得唐朝能够迅速发展，那便是隋朝留下来的大量的物资。资料表明：2012年1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回洛仓遗址进行新一轮考古发掘。经过1年的努力，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的隋朝国家粮仓全貌“浮出”地面：内径10米的大仓窖，东西成行、南北成列，气势恢宏地分布在河洛大地上，整个仓城约有仓窖700座。这里仅仅是隋朝婷的一个官仓而已，据民间传闻说，唐朝建立三十年后，隋朝的粮仓仍然还有余粮。可见，隋朝遗留下来的富裕资源，为唐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对唐朝商业繁荣的表现的记载与描述。《韩昌黎全集·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韩昌黎全集·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卢照邻·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这些记载充分显示了唐商业的繁荣。唐朝商业繁荣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唐朝出现了长安、洛阳、扬州、城都等大商业都市，从唐朝开始，政治中心已经不足以成为经济中心了，南北东西的唐王朝版图上，出现了大量的商业性城市。并且当时的长安，成为了世界性的大都市。

唐长安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三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三百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资治通鉴》描述，到了唐后期，长江流域的杭州城和成都，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北方的长安与洛阳，富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 唐代的内地敦煌同全国一样，成为同西北地区及西面国家经济交流的重要城市，其经济高度繁荣，佛教兴盛。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至今的有232窟，藏经洞内保存了大量的吐蕃文经卷。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使得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城市。

二、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外商和胡商云集。商船往来不绝，交通要道上还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在中国二千多年的经济发展史中，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它既是整个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制高点，也是古典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简言之，唐代社会是由“重本轻末”的农耕经济向“亦农亦商”的商品经济转折点。在这个思想开放的时代，商业空前繁荣、商量涌现。中唐有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元稹的《估客乐》中写道：“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 农夫税岁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商贾们结成团队，闯荡南北，并且乐此不彼。其次是外商云集，就长安城来说，这里为胡商、外商等来自中原唐王朝以外的经商者设置了专门的经营场地，许多外商长期居住在当时的唐王朝版图内。据唐朝《集异记》记载：（波斯胡老）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又据唐《纪闻》记载：“大安国寺，……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可见当时在唐经商的商人之多，商业活动十分活跃。

其次，在商道上出现了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其集中体现是邸店。《唐律疏议·名例四·平赃者》解释到：“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商客带着货物住进邸店后﹐邸店主人与牙人为商客作中间人﹐将货物卖出﹐或再购买货物。这样以来，东晋南朝以来的邸店又发展为客商交易的场所﹐具有仓库﹑旅舍﹑商店等多种性质。

三、商业活动的场所，从唐朝中前期的坊市分界，到后期的地域上的开放。从中前期的固定时间，到后期的草市、夜市的流行。唐代的长安城由三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外郭城，总面积八十多平方公里。从东、西、南三面把宫城和皇城包围着，是百姓或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整个长安城大体呈方形，周长约七十里，城里有十四条东西大街，十一条南北大街，这些纵横交叉的大街把长安城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这些方块区域中东城、西城分别有东市和西市两座市场，集中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唐朝中前期，各地经济发达的商业城镇仍然实行坊市分开的制度，居民居住在“坊”，而交易进行只能在“市”。随着商业买卖、交换的愈加频繁，固定的交易场所、固定的交易时间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常商品交易的需要，这是便出现了更加开放的，虽然在这个小农经济时代的集权社会里，商人地位一直比较低下，然后开放的社会默许了商业活动的进一层发展，这是便出现了坊市逐渐放开的形态。在都城长安，京兆少尹带人马在长安巡夜，发现坊里有人搞庆典活动，他不但不加以制止，竟然停下看热闹，并下马接受敬酒。可见，各大城市工商业实力迅速上升，唐代时期已经突破了古代的坊市制度，传统禁游食，抑工商的观念发生了动摇，拆墙开店习以为常。封闭式和以军事性为特征的旧长安完成历史使命，让步于开放的新都会。都城长安况且默许，到了杭州、泉州、成都等后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更加不再了。更加放开的是夜市和草市，夜市是晚上也有热闹的商业活动，而偏远的乡村地区定期举行赶集、商品买卖交换的活动叫做草市。可见，唐朝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唐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而偏远的农村小镇已经大行商业了。

四、货币与金融的变化时唐朝商业空前发展的有一个表现。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货币制度的变化，隋以前混乱的币制到了隋文帝时期得到了统一。然而到了唐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五铢钱已经不在实用，这时便出现了新的统一的货币：开元通宝。相比以往时代，这种新的货币轻重适宜，铸造质量好，民间便之。商业金融发展的另一个金融表现在于柜坊的出现以及飞钱的使用。柜坊的出现，在于商业交换货币携带的便利，这是现在的银行的早期模型。经营业务室代替客户保管金银等财务，并收取顾客一定的保管费用，商人需要时凭帖或者信物提取。柜坊的出现，使得当时的长安的生意人不必携带大量的铜钱，方便了远方的客商的贸易活动。与此活动相伴而诞生的是飞钱，根据《新唐书（卷54）·食货志》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飞钱不像宋朝时期的货币“交子”，它的实质是一种兑换业务，本身就相当于现在的现代的银行汇款单。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少了社会商业发展对铜币的需求量，缓和货币的不足；另一方面，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时，也减轻了携带大量货币的不便捷，这样更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商业的繁荣。

唐朝的商业繁荣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其一，全国人口的日益增加，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版图内的人口达到鼎盛，据数据显示，天宝十四年，全国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户人家。可见人口的迅速增长，表明商业的巨大发展，假使没有经济的支撑，人口的增量不会达到如此规模。

其二，各大商业城市异邦量来往；菠菜等外国蔬菜流入、盛行与大部分地区；胡食等异地食物广泛流行于长安等地。当时长安的胡饼很著名，白居易诗“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说明各地都学长安做胡饼的技术。此外，城中有大量的酒肆，其中有一些酒肆是胡人开设的，李白诗“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可见酒肆的招待员是胡人少女。

其三，交通运输的规模空前。《通典（卷7）》描述唐开元间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景况有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录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节文，举主要交通线有七，除海道之外，陆上之要道为：“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可见商业的繁荣催生了交通的发达，而此两者又相辅相成，共同繁荣了大唐的盛世辉煌。

其四，大唐时期，人们的服饰也是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帝国大都、各地城市，奇装异服，人们也不会觉得诧异，可见商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也极其的开放。

    唐朝的繁荣商业是我们今天应该引以为豪的，也是应该值得当世借鉴的。大唐的商业的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的繁荣也为大唐能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在世界的一张名片。世界记住了中国，记住了当时中国商业的繁荣，也记住了“唐人街”。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应该怀抱“兼容并蓄”的时代思想，再一次将中国，打造成世界商业的中心。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