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因：西昆体虽然没有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艺术境界，但是相对于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这种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在宋初诗坛白体和晚唐体流于卑陋、枯脊诗风的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这是“杨、刘风采，耸动天下”的主要原因。

衰因：诗作题材狭小，内容单薄空虚。又是“更迭唱和”。由于西昆体诗人专门模仿李商隐诗的艺术外貌，而缺乏李诗蕴涵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所以往往徒得其华丽的外表而缺乏内在的气韵

晚唐体：宋初诗坛模仿晚唐诗人贾岛、姚合诗风的诗，以五律为主，多写幽仄之景、清苦之情，讲究对仗，刻画精工。代表诗人为九僧、寇准、潘阆、魏野、林逋。

九僧：是“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尤喜在五律的中间二联表现其镂句鉥字的苦心孤诣。由于九僧诗注重镂句鉥字，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九僧诗的内容也单调贫乏

隐逸诗人：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是宋初 “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其中林逋最为有名。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

“太学体”：当时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受柳开、石介等学者复古思想的影响，竞弃西昆体华美密丽之文风，矫枉过正，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 “太学体”虽然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其自身怪僻生涩，也不是健康的文风。

白体：宋初诗人效法白居易所作的诗，代表人物有王禹偁、李昉、徐铉等人。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留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清雅，由此展示出语言浅切、诗风平易的共同特点。其中王禹偁更重视白居易的讽喻诗，自觉学习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王诗多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开宋诗一代新风。

徐铉：由南唐入宋，世称“徐骑省”。“其诗流易有馀，而深警不足。”作品有《送阮监丞赴馀杭》（百无聊赖的闲适之情）、《登甘露寺北望》（微露思乡之情）。多流于闲适的情调和唱和的形式。

李昉：官高位重，言行创作具有远超常人的影响力，故其闲适的生活方式和仿效白居易的唱和之举，在宋初诗坛自然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接受白诗的核心只表现在闲适、唱和两端,平易浅狭、缘情遣兴是其诗作的基本特点,而在内容上缺乏深度,在艺术上亦欠新颖度,所以还只是学白的初级阶段。

王禹偁：大量创作唱和诗，追摹白氏诗风。借鉴白诗讽谕手法, 创作了大量面向现实、关心民间疾苦的古体诗，表现恤善挞恶的思想感情。学习白居易的达观态度,借以超越人生逆境。同时也崇仰杜甫。王禹偁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对白居易的学习进入到思想内容的阐发和批判精神的继承。

曲子词：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即有歌谱的歌词。“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

乐府：词最初能合乐，故有此称。苏轼与欧阳修的词 “近体乐府”，贺铸的词称“寓声乐府”。除此以外，还有“新乐府”、“倚声”、“歌曲”、乐章”、“琴趣”等叫法

长短句：因词的句子长短不齐，故有此称。秦观词集叫《淮海居士长短句》

诗余: 因词是在诗之后发展起来的，与近体诗有密切关系，故有此称。宋宁宗庆元间编有《草堂诗余》

语业:词的另一种别称。

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

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

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六朝以来从西域传进的乐曲。

敦煌曲子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词的抄卷，王重民辑为《敦煌曲子词集》三卷，所收共一百六十一首。除少数著名的作者如温庭筠、欧阳烱、李晔（唐昭宗）外，大多数为民间无名氏作者，为词起于民间的最好证明。是现存最早的唐五代民间词。内容：表现男女恋情及女子不幸命运、反映战争问题和征夫思妇思想感情、记载民间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描写商人、书生、船夫等民间人物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特点：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

花间词：因西蜀赵崇祚所选的《花间集》而得名。《花间集》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收录了晚唐温庭筠、皇甫松以及西蜀韦庄、薛昭蕴、牛峤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这些词人风格大体相近，因此被称为“花间词人”。

宛陵体：梅尧臣的诗，被称为“宛陵体”。摒弃西昆体浮艳空洞的诗风，其诗题材多反映社会现实，并向日常琐事方面开拓，艺术上追求平淡，偏离唐诗风神情韵风格。

王荆公体（半山体）：是指王安石诗的独特风格而言的，其主要载体是他晚期的绝句，王安石的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主要风格特征是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 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体现了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由此，虽然王安石在建立宋诗独特风貌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最能代表宋诗特色的诗人却不是他而是苏、黄。

山谷体：黄庭坚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最先由苏轼提出，最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即强调资书以为诗，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章法上回旋曲折，决不平铺直叙；修辞上善于出奇制胜；重视练字造句，务去陈言，力撰硬语；声律上一是句中音节打破常规，二是诗中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以致圆熟的声调。

后山体：陈师道的诗，以五言律诗为长。题材较狭窄，内容多为自己寒士生活的写照；提倡作诗应该真趣自然、瘦硬沉郁、雕章琢字，言短意长，主张“宁拙毋巧”、“宁朴无华”。因此他的诗简洁精练，质朴无华，外表浑朴而意味深长，表现出一种质朴平淡的风格。

江西诗派：得名于吕本中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强调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以故为新”。创作倾向为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

活法说：吕本中的诗作理论，对于江西诗派诗风的转变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强调创作本末关系的处理方面，从波澜阔大、气盛言宜着眼，融合苏轼、李白与黄庭坚、杜甫，借“无定法”以救其弊，包含苏诗式的流畅自如，具备黄诗式的雕琢锻炼。借助禅家“悟入”的思维方法来领会诗法，以期在遍参诸方的基础上，求得一朝解悟，从而进入“信手拈出皆成章”的自得之境。提倡与追求自然平易的诗风。

陈简斋体：

朱希真体（樵歌体）：朱敦儒在词中，尤其是晚年所作之词，刻画的自我形象——超然物外、高傲脱俗、清隽雅洁，从审美角度看，语言浅白如话，形象愈加单纯、明朗，境界旷远，格调飘逸或闲放，表达乐天自适的情绪真切而自然，引起了历代文人的倾慕；又因“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山林气）自不可没”的总体特征，后人将之称为“希真体”或“樵歌体”

四名臣词：清末王鹏运编《南宋四名臣词集》，将李纲《梁溪词》、赵鼎《德全居士词》、胡铨《澹庵长短句》、李光《庄简词》合为一编。四人有相近的人生经历，生活在国事艰难的两宋之交，力主抗金的朝廷大臣，在和战争议中屡经沉浮，还都曾贬往海南。

中兴四大诗人：南宋“中兴”时期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极为繁荣。涌现出“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形成了宋诗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中兴四大诗人”都从学江西诗法入手，但最终又能摆脱江西诗派的束缚，自成体格，打开了宋诗的新局面。“中兴四大诗人”题材广阔，爱国诗作达到顶峰。

诚斋体：杨万里自号诚斋，其诗构思新颖，想象奇妙，以自然为题材渊薮和灵感来源，兼具幽默诙谐的特点，语言清新明快、雅俗共赏，同时又个性鲜明：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时时出现。故其诗被人称作“诚斋体”。诚斋体也有缺陷：内容意境过于琐屑，诗风有时过于浅易，缺乏深情远韵味。其不避俚俗的语言、尖新诙谐的风格，既非唐音，又非宋调，且屡有轻儇巧挑、伧俚粗俗之讥。

于湖词：张孝祥号于湖居士，词风“苏、辛之间，兼有东坡之清旷与稼轩之豪雄,前者以其才气相似,后者则受时代影响”。张孝祥是苏轼与辛弃疾之间的桥梁，是南渡词人群与中兴词人群之间的过渡人物

易安体：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其词常常描述日常生活中一段有情趣的故事,有较完整的情节,变化曲折,波澜起伏，意境深曲含蓄。造语自出机抒,以率真自然为其基本特色。音律严谨,声调谐婉,具有很强的音乐美。

诗家三昧：用以比喻作诗的方法、诀窍、真谛，悟得“三昧”后当是达到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创作境界。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