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荆原

儒学广博而深邃。评议儒学的论著与论文更是汗牛充栋。鉴于儒学的主体在于其积极入世的人文思想，本文特将其中的精髓作一概述，以利广大读者对此有一个虽然概略却较为系统的了解。这包括儒家的核心理念、处世原则、财富观念、和谐主张、治国思想五个部分。限于笔者的水平，不确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多多赐教。

文中所有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论语》和《孟子》。

一、儒家的核心理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义”。

所谓“仁”，就是对他人的爱心，即“仁者爱人”。爱谁呢？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即“亲亲为大”；其次，要敬事自己的老人进而敬事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次，要把这种爱心推广到四海之内，即“推恩足以保四海”；最后，还要广而爱惜天下万物，即“仁民而爱物”。一言以蔽之，“仁”就是推己及人、由近至远、以至于天下万物的广博爱心。

儒家之“仁”如此博大的爱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博爱”主张相比，不仅内涵上更为广博，而且时间上约早两千年！

所谓“义”，儒家最初的解释为“义者宜也”，是指正当的言行，也就是指符合“仁”的规范的社会实践，其中突出了一个“正”字。需要注意的是，“仁”之“爱”侧重于对他人的爱；“义”之“正”侧重于对自己的正。汉代董仲舒讲得很明确：“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己，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可惜的是，后来不少人将“义”狭隘地理解为“义气”，以至于带有浓厚的“党同伐异”的色彩，就不符合“义”的原意了。

孔子明确指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就是说，君子应当成全别人的好事，不应当帮着别人干坏事。这里显然有一个对事物属于“正义”还是“非正义”的判断在前。

《礼运》云：“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是古代对“义”所归纳的十项具体要求，即：长辈对儿女应当慈爱，儿女对长辈应当孝顺，哥哥应当爱护弟弟，弟弟应当尊敬哥哥，作丈夫的应当尽到丈夫的责任，作妻子的应当尽到妻子的义务，年长者对年幼者应当宽厚，年幼者对年长者应当温顺，身为国君应当施行仁政，身为臣子应当竭尽忠诚。

儒家强调“忠恕”。所谓“忠恕”，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尽己为人谓之忠；原己宥人谓之恕。”就是说，尽自己力量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称为“忠”；将心比己地宽待他人称为“恕”。

关于“忠”，孔子的名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要想站稳，就要让别人也能站稳；自己要想通达，就要让别人也能通达。另外还有“君子周急不继富”，意思是君子应当为穷人雪中送炭，不应当为富人锦上添花。

关于“恕”，孔子的名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应当强加于人，遇事要将心比己。显然，这正是今天所谓的“时髦”用语“换位思考”。

古往今来，许多诚心奉行“仁义”学说的人都具有很好的品行。他们居家仪态端庄，办事严谨认真，待人诚心实意（“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祥和而不傲慢（“君子泰而不骄”），胸怀坦荡（“君子坦荡荡”），当仁不让（“当仁，不让于师”），不贪财利（“为仁不富”），不怀怨尤（“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勇而不忧（“仁者必有勇” “仁者不忧”），威武的高压不能迫使其屈从（“威武不能屈”），贫贱的逆境不能改变其志向（“贫贱不能移”），富贵的顺境不能恣纵其骄横（“富贵不能淫”），甚至为了坚持“仁”的原则敢于自我牺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后，面对敌人厚禄的诱降，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壮诗句，实在堪称儒家的典范。

孔子不愧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先行、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和孟子的“仁义”思想，不仅在漫长的两千五百多年间熏陶了无数中华儿女，而且在当今世界受到各国众多人士的敬仰与推崇。

二、儒家的处世原则

儒家处世的原则性是极为强烈的。

1.儒家首先强调“闻道”，即追求真理。孔子的名言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哪怕早上明白了真理晚上就死去，也是值得的。对于热爱真理、追求真理这个原则，孔子是放在最高位置上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那等于为死去而活着，因为无论活得多久、多好，都必定会死。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懂得真理、追求真理。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领悟人生的真谛；不然，就是虚度人生、枉来人世。

2.儒家还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知识分子不能不宽宏大量、坚韧顽强，因为他们重任在肩，征途漫远。以弘扬“仁爱”为己任，难道还不够重大吗？毕生弘扬“仁爱”，至死方休，难道还不够漫远吗？这说明，儒者既然认定“仁爱”为真理，就应当一生一世身体力行，奋进不已，决不动摇。

3.儒家特别强调气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正是坚持原则的钢铁意志和坚韧风骨之写照。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强调气节、志向与原则的重要性，即无论在顺境、逆境，还是在威逼高压的环境下，都要坚定不移、寸步不让。只有这样的人，才堪称“大丈夫”。

孔子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把坚持“仁”的原则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了。

像这样强调原则意义的文字，在儒学的经典中不胜枚举。至于为坚持原则而备受磨难、百折不挠、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光辉事例，更是多如繁星，无论历史、文学、艺术的典籍，还是民间的口耳相传，都有大量的记载、描述与赞颂。

这大量的光辉事例，充分证明儒家对原则性的重视，及其影响之深广与久远。这许许多多气贯长虹、义薄云天的仁人志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楷模。当然，历史与现实中亦不乏随波逐流、蝇营狗苟之徒。但那毕竟是败类，始终是为人不齿、遭人唾骂的。

三、儒家的财富观念

儒家对荣华富贵之类很不看重，甚至相当鄙薄。他们一致主张，生活应当节俭，物品应当爱惜，社会财富的分配应当公平。

孔子非常赞赏弟子颜回生活之节俭。他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意思是：贤良啊，颜回！一副碗筷吃饭，一个瓜瓢喝水，住在简陋的小巷里，别人不堪这种清苦而感到忧愁，颜回却始终自得其乐。真是贤良啊，颜回！

关于富贵，孔子坦诚地表白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粗茶淡饭，弯起胳膊枕着睡觉，快乐也就在这里面了。以不义的手段而获取财富与尊贵，对于我如同浮云一般不以为然。

孔子尽管对“礼”非常重视，但也要求节俭。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意思是：礼节，与其奢华排场，不如节约俭省；丧事，与其办得周全，不如内心悲戚。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对于一个躬行正道的志士，倘若因为衣食之粗陋而感到耻辱，就不值得与他交谈了。

孔子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明“义”（明白道理）；小人重“利”（看重利益）。

孟子公然宣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意思是：追求富有的人，不可能仁爱；躬行仁爱的人，不可能富有。

孟子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意思是：诸侯真正的宝物有三件：土地，人民，政治。倘若把珍珠美玉当作宝物，那么祸患就一定会临头。

关于社会公平，孟子严厉地指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意思是：厨房里存着肥美的肉食，圈棚里养着肥壮的马匹，而百姓有饥饿的脸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简直等于领着野兽来吃人！

正是由于儒家崇尚节俭思想的影响，诗人李涣之发出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劝诫。正是由于儒家主张公平思想的影响，“诗圣”杜甫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愤怒谴责。

儒家“崇尚节俭，主张公平”的思想，在以往两千多年间对中华民族的熏染是广泛而深刻的。民间普遍养成节俭的风尚，认为浪费行为“暴殄天物”，是要遭报应的。人们普遍接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赞成社会公平。

现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评价中国哲学这种“崇尚节俭，主张公平”的思想呢？

这个问题牵涉的面很广，如果面面俱到地详细论述，并以大量的资料加以印证，完全可以成书。这里只能作最简要的探讨，点到为止。

诚然，节俭肯定不利于刺激消费，因而也就不利于扩大生产、发展经济；同样，“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在低水平上徘徊，也不利于扩大生产、发展经济。这，大概就是“崇尚节俭，主张公平”思想莫大的“罪过”了。

然而，这仅仅是从西方传统经济学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的狭隘立场所得出的结论。其狭隘性何在呢？整个经济学都建立在两个潜在的前提之上，其一，地球提供资源的能力是无限的；其二，地球承受污染的能力也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所有研究中，以上两点是‘理所当然地’不予考虑的。可是，地球在这两个方面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的，而且眼下全球的经济规模已经在这两个方面接近于极限。既然这种前提并不存在（目前全球的资源与环境都已接近极限），整个经济学岂不是犹如建在沙滩上的大厦吗？可以说，按照现在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式去发展，极度的繁荣就等于自我毁灭！

无可回避的严峻现实告诉我们：正是这种全球性的奢侈浪费消费狂潮，将地球的资源、环境与生态破坏得满目疮痍，并将整个人类一步步推向濒临毁灭的绝境！而正是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近年提出“科学发展观”、“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主张，显然是基于对上述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反思。由此可见，儒家之“崇尚节俭，主张公平”以及整个财富观念，不仅不是什么“罪过”，而且对于克服生态危机、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四、儒家的和谐主张

儒家与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特别强调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这个“和”，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

“上应天理”，是指符合宇宙法则。

“下合人伦”，是指符合伦理道德。

“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是指符合一切事物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遵循“和”，则茁壮繁茂；背离“和”，则枯萎凋敝。

这种“和”的思想，在我们中华民族儒、道、佛、医、易的诸多典籍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正是所有这些典籍的灵魂所在。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无论哲学、医学、文学、武学、农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还是各种艺术，都以“和”为一贯的主流、最高的境界。所以李大钊先生有言，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

儒家对“和”的具体规范，主要体现于“利他自利，和衷共济”八个字。

《中庸》第一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句话，认定“和”是最为通达、共同认可的道理。

《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利他自利”的明白表述。

《中庸》第三十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意思是：万物共同发育而并不相互侵害，天道同时运行而并不相互抵触。小德犹如水流浸润，大德能够教化苍生。这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道理。其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和衷共济”的意思。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的交往注重彼此间各放异彩、相互辉映，而不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小人的交往则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其实各自内心往往包藏私利，彼此之间常常充满矛盾，甚至连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也难以维持。可见，君子风度正是“和衷共济”的体现。

《孟子·梁惠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四海一家亲密无间的和睦和祥、和乐融融。

《孟子·公孙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强调善待他人，正是“利他自利，和衷共济”的明确表述。

对于“和谐”的主张，我们或许可以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利人皆得以自利，损人终不免损己；助人方能够自助，弃人无异于自弃。 

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这个道理是万事万物都概莫能外的。哲和，则哲理圆融；医和，则医道入神；文和，则文风俊雅；武和，则武德纯正；农和，则农耕适宜；商和，则商誉隆盛；人和，则相濡以沫；事和，则相辅相成；声和，则悦耳动听；色和，则悦目赏心；身和，则血脉通畅；心和，则怡乐安祥……故人类与自然应当和，人类本身应当和，每个人的身心也应当和，惟此才是顺应自然法则之正道。

如果我们真诚希望生态平衡、世界和平、民族和睦、社会安定、家庭幸福以及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就应当将“和谐”思想宣扬开去，使其深入人心、成为广泛而自觉的共识。倘能如此化争斗为和解、转怒目为和颜、变相残为相携，则当今人类大幸！后代子孙大幸！

这种“和”的精魂，是东方文明（尤其是我们中华传统文明）固有的特质。它看似柔弱而实则强劲，它具有无所不至的渗透性与无所不包的融合性。正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也正所谓“不拒抔土，乃成高山；不捐细流，方为大海。”

《礼运》有云：“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

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无一不是相争相残所导致的恶果。不难看出，人类若想化解各种危机，就必须从相争相残的歧途转而回到和衷共济的正道上来。可以断言，和解、和平、和睦、和谐之路，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因此，“利他自利，和衷共济”，应当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

蕴涵“和”的特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因为，人类倘若甘愿毁灭，那办法多得是；如果希望消除深重危机、迈向美好未来，则只有通过和解实现和谐这样一条道路。而要想实现和谐，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探求深厚的哲学渊源、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其宝贵的价值和极其重大的意义——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引领人类走向光明与幸福；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个人类就必定毁灭！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炼、升华与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奉献于全人类，促成整个世界实现和解、和谐。

五、儒家的治国思想

儒家的治国思想，集中体现于“仁政”的主张。关于“仁政”的具体要求，儒家有不少的论述。

1、关于民众、国家与国君三者的相互地位

要探讨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理顺民众、国家与国君三者之间的相互地位。因为，倘若这个问题弄不正确，势必颠倒乾坤、倒置本末。在这个问题上，孟子讲得十分明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管当时普遍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但民众毕竟是国家构成的主体，没有民众，便无所谓国家与国君；没有民众的支持，国家维持不了，国君也当不长久。所以，民众应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既然民众居于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国家就应当为民众服务，国君就应当为民众着想。

显然，这应当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本思想”。如果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相比，孟子大约要早两千年！

两千三百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孟子，竟然提出如此卓越而明确的治国主张，实在令人由衷赞叹。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凡是摆正了民众、国家与国君三者位置的君主，都是“有道明君”，国家也就因而兴盛、安定；凡是颠倒了这三者位置的君主，则是“无道昏君”，国家也就因而衰败、动荡。

两千多年过去了，孟子的这个主张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把国家看作个人的私产或某个集团的私产，仍然有人把民众视为可以任其摆布的“群氓”。正因为如此颠倒乾坤、倒置本末，才导致那种国度社会混乱、民众不安，整个国家矛盾重重，犹如一触即发的火山。所以，孟子卓越的治国主张依旧值得世人铭记与深思。

2、关于治国的目标

治理国家究竟应当以什么为目标，这是关系国家发展方向与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目标一错，道路随之偏离正确的方向，国家的一切作为也就随之失去了积极的意义——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忙活，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大学》第一章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大学”，即大人之学；而所谓“大人”，则是指胸怀远大抱负的人，其中自然包括希望卓有建树的国君与大臣。所谓“大学之道”，就是干系国家命运者应当遵循的道理。

如何才能“明明德”呢？《大学》提出了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格物”，是指研究事物。

所谓“致知”，是指通过研究事物而领会其中的道理。

所谓“诚意”，是指态度诚恳，不自欺欺人。

所谓“正心”，是指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所谓“修身”，是指修养自己的德性，检点自己的行为。

所谓“齐家”，是指安顿好自己的家庭，教育好自己的家人。

所谓“治国”，是指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所谓“平天下”，是指促使天下康庄太平。

需要注意的是，上列中，其实只有前五条才是“明明德”的步骤；至于后三条，应当属于“止于至善”的步骤。

“大学之道”首先要求“明明德”，即领悟光明的德性——倘若自己都不知道真理所在、不具备优秀品德，岂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那还怎么领导民众、管理国事呢？

领悟了光明的德性之后，就应当“亲民”，即引导民众革故鼎新，努力使国人趋于完美的境界。（这里的“亲”字，联系后面的文字看，应作“新”。）

在儒家看来，治理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将全国民众引上一条尽善尽美的正道；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自己首先要具有正确的思想和优秀的品德。

儒家的这个主张，至今仍然值得高度重视，即治国的首要任务究竟在于增加物质财富还是在于提高精神素质？

物质财富固然不能没有，但也绝非多多益善。在保障基本生存条件之后，应当尽最大努力去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以淳正社会风尚、实现社会和谐。只有这样，才是国泰民安、持久和祥的光明大道。反之，倘若一门心思扑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就会将整个社会引入狭小的钱眼，大家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你争我夺，甚至不惜损人利己。这势必导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风尚日趋颓败，结果殊堪忧虑。当今世界的状况，不正是这样吗？

《大学》第十一章早就明确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意思是：国家不应当以财利（物质利益）为目标，应当以仁义（道德修养）为目标。

《孟子·梁惠王》也早就严肃告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上上下下都在追求物质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先哲所言，经历两千多年之后，依然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怎不令人肃然起敬、感慨由衷呢？

3、关于国事的准则

孔子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作为国君，应当有国君的样子；作为臣僚，应当有臣僚的样子；作为父亲，应当有父亲的样子；作为儿子，应当有儿子的样子。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也就是强调名副其实、尽职尽责。至于后来有人将其演绎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纯粹是意在维护皇权的曲解。

那么，究竟什么是应有的样子呢？《大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就是说：作为国君，最重要的是具备仁爱之心；作为臣僚，最重要的是具备敬业精神；作为儿子，最重要的是具备孝顺之道；作为父亲，最重要的是具备慈祥之德；与民众交往，最重要的是恪守信誉。

关于臣僚的“忠”，孔子并不赞成绝对服从的“愚忠”，而是主张坚持原则。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意思是：所谓大臣，应当按照仁政的原则辅佐国君，如果国君不施行仁政，自己宁可辞职。

孟子指出：“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意思是：将来真正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召唤不来的能臣；要想同这样的能臣商议什么事情，就亲自去向他请教。一个国君应当真心注重道德、乐于奉行德政，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值得与他共同治理国家。

孔子很重视实事求是。他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意思是：正人君子不会单凭一个人的言论就随便地推举他，同时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地位不高就轻率地否定其言论。孔子还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意思是：即使大家都厌恶的（人和事），也必须认真地审察；即使大家都赞誉的（人和事），同样必须认真地审察。

孔子强调信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是说，无论处于何等地位的人，只要不讲信用，便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了。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尽管道德包含“诚信”这一项内容，但市场经济中所谓的“诚信”并不属于道德的范畴。因为，道德的本质是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修养；而市场经济所讲求的“诚信”，本质上属于一种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只不过着眼于长远的经济利益而已，所以不属于道德的范畴。一句话，只有不包含任何功利目的的诚信，才是真正道德意义上的诚信。

此外，孔子还把“信”引入政治，并且放在很高的位置。当子贡向孔子询问政事的时候，孔子回答了粮食充足、武备修整、民众信任国家这样三个要件。子贡接着问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一定要从上述三者中去掉一个，那么先去掉哪一个呢？孔子回答去掉武备。子贡再进一步问道，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个，该去掉哪一个呢？孔子回答去掉粮食。（原文见《论语·颜渊》第七条）于此可见，孔子把民众对国家的信任看得比武备修整和粮食充足更为重要。

孟子反对“以力服人”而主张“以德服人”。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意思是：以力量去压服人，不能使人心服，而且力量也是不够的；以道德去说服人，别人心里愉悦而诚服，就像七十多位子弟尊敬与服从孔子那样。

孟子还强调君主与民众休戚与共、同心同德。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意思是：以民众的快乐为快乐者，民众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民众的忧愁为忧愁者，民众也以他的忧愁为忧愁。

孟子严正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意思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中，人和是最为重要的。天时不如地利重要，地利不如人和重要。……不能依靠划定疆界去民众，不能单凭山川险要去巩固国防，不能依仗武备精良去威慑天下。符合仁政要求的，自然多有帮助；背离仁政要求的，必然少有帮助。少助到了极点，连自己的亲人也会背叛；多助到了极点，整个天下都会归顺。

儒家提出的这些准则，的确是治理国家不能不重视的原则性要求。认真思考这些准则，比照这些准则去检讨工作、努力改善，对于治国是大有益处的。

4、关于重德轻刑、薄敛轻赋

儒家认为，国家应当注重道德的培育，不宜依赖刑律的惩罚，并且在赋税方面宜轻不宜重。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靠行政命令来管理，靠刑律惩罚来支撑，民众只知惧怕而不知羞耻；靠道德来规范，靠礼仪来引导，民众既知羞耻又很归服。

孔子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依靠道德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那样，稳坐在固定的位置上，而所有的星辰都围绕它旋转。

儒家思想所有伦理道德的基石，就在于孝道。因为，孝道是对自己父母及所有长辈的尊敬与关爱；而所谓道德，正是由此延伸开来对整个社会大众的关爱。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长辈都不关爱，就绝对不可能对社会大众产生真正的关爱之情。不难推断，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建树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必须首先弘扬孝道；反之，孝道一丧，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就必定丧失根基，成为徒有其表的虚假装饰。

《中庸》第二十章说：“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意思是：支派徭役不误农时，征收赋税尽量从轻，这样才能鼓励民众的积极性。

针对鲁哀公担心税收少了国家用度不足的想法，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如果老百姓富足了，您怎么可能不富足呢？要是老百姓不富足，您从哪里得到富足呢？

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意思是：正人君子应当给百姓实惠，自己却不多耗费；让百姓劳作，又不使百姓怨愤；有所爱好，却不恣纵贪欲；庄重而不傲慢；威严却不凶猛。

孔子说：“宽则得众，信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意思是：施政宽厚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诚恳守信就会赢得民众的信赖，踏实勤奋就会取得成功，公平公允就会让民众喜悦。（这里的“说”与“悦”通）

孟子强调保障民众的生计。他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让老百姓生养死葬都不发愁，这是实行仁政的起点。

孟子反对横征暴敛，他严厉地痛斥道：“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意思是：古代设置关卡，是为了对外抵御暴力；如今设置关卡，竟然用来对内实施暴力（横征暴敛）！

5、关于以身作则、表率垂范

《大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意思是：上层的人孝敬老人，民间就盛行孝道；上层的人尊重长者，民间就盛行悌道；上层的人救济孤儿，民间就不会背离。所以君子遵循示范的原则。（这里的“倍”与“背”通，是背离之意；“絜”是量度，“矩”是尺子，因而“絜矩”是标准、范例之意。）

当鲁国大臣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如何治理政务的时候，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所谓“政”，就是端正的意思。您率先端正起来，有谁还敢不端正呢？

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很明白：只要统治者行得端坐得正，即使没有发布命令也能够在民间推行；如果统治者行不端坐不正，即使再怎么发布命令也无法使民众服从。

当时鲁国多贼，季康子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孔子直言不讳地指出：“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意思是：倘若您不贪，即使悬赏，他们也不会偷窃。这真是一点面子也不讲！

孟子说：“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意思是：君子留下的脚印，是民众仿效的标志。

孟子指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是：国君仁厚，人们不会不仁厚；国君正义，人们不会不正义。爱护别人的人，别人一定会爱护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一定会尊敬他。

治国者究竟应当做到什么程度呢？《中庸》第三十一章说：“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意思是：其表现要让民众无不敬佩，其言论要让民众无不信服，其作为要让民众无不喜悦。

孔子将良好的政治面貌归结为一句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意思是：真正实现了仁政，老百姓就没有杂七杂八的怪话了。就是说，老百姓的看法才是最中肯的评价。这正如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所唱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可以说，民谣是民心的体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状况，会出现不同的民谣。当政者不妨随时以民谣为镜子认真地照照自己，正所谓“忠言逆耳”啊！

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就是说，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因在起主导作用。

关于这个原理，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早已认识得相当深刻了。他说：“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意思是：一个人必定是自己先侮辱自己，而后才遭到别人的侮辱；一个家庭必定是家里人自己先毁坏自己，而后才遭到别人的毁坏；一个国家必定是国内人自己先摧残自己，而后才遭到别人的摧残。《尚书·太甲篇》说：“上天造的孽，还有可能回避；自己造的孽，就只有死路一条。”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又以比喻加以说明：“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意思是：正如把鱼群驱赶到深渊的是水獭自己、把雀鸟驱赶进丛林的是猛禽自己一样，真正把民众驱赶到商汤身边的正是夏桀自己，把民众驱赶到周武王身边的正是殷纣王自己。

所以，孟子有言：“仁者无敌。”就是说，惟有仁爱之人才能真正无敌于天下。为什么？因为仁爱之人博爱天下，一个仇敌都不树，自然就无敌于天下了。个人如此，国家同样如此。

从以上关于儒家“仁政”的探讨，可以将“仁政”集中概括为“仁”、“正”二字，即仁爱之心与浩然正气。具备了这样两点，便会觉得儒家全部治国之道都顺理成章；不具备这样两点，便会觉得儒家的治国之道与自己格格不入。

其实，“仁”、“正”二字既是基本的治国之道，也是基本的为人之道。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首先学会做人、做好人，从政治国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一个从政者觉得儒家的这些要求过分苛刻，就只能说明他还没有真正学会做人——既然连做人尚且没有合格，自然从政也就捉襟见肘了。

儒家的“仁政”主张，由于是从“仁义”思想那博大的爱心生发出来的，因而其“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充分体现了和乐融融的和睦与和谐。

《礼记》中的《礼运》篇对“大同世界”作了如下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大致如下：正道推行开来，天下皆有公心。选取贤德而能干的人才，倡导信誉而和睦的风尚。这样一来，人们就能不仅爱护自己的亲属、不仅呵护自己的子女。让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让壮年人都能发挥才干，让鳏夫、寡妇、孤儿、单身、残疾、病患者都能得到生计保障；男人能够尽到本分，妇女能够得到归宿。在物品方面，以糟蹋浪费为耻，但不必归己所有；在能力方面，以未能奉献为羞，但不是为了自己。于是，各种谋略手段都派不上用场了，偷盗反叛的现象都销声匿迹了，离家外出的时候也无需关门闭户了。这样的社会状况，就叫做“大同”。

这分明是一幅“和谐社会”的生动素描！而这幅“素描”竟然是中国哲人两千多年前的杰作！作为中华儿女，谁能不为此而自豪？

从以上关于儒家核心理念、处世原则、财富观念、和谐主张、治国思想五个部分的论述，充分证明孔孟儒学放之四海、历经千秋的真理性。

在历史上，儒学培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中华儿女；

在现实中，儒学仍不失为治理国家、升华精神的宝贵教材；

在未来，儒学则关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兴衰存亡——唯有遵循儒学及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哲理，通过和解实现和谐，才能迎来人类社会幸福美好的明天；否则，人类社会必将在人欲横流、金钱至上、争斗不已、道德沦丧、生态破败、环境污染的滔天浊浪之中遭到灭顶之灾！予谓不信，但可拭目以待！

（2009年2月7日 于北京）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