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词之贡献

[内容摘要] 苏轼继柳咏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以诗为词”，扩大词的题材、突破词的音律、创新词的，改变了婉约一体笼罩词坛的局面，使词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为词这种文体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正因为他的这种改革和创新，给词坛带来了震荡，历代文人对苏词的评价都是言人人殊、褒贬不一的。本文着重论述苏轼对词史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即对词体、词风的突破和创新，同时也对历代文人对苏词的评价作简要介绍。

关键词：   评        苏轼        词 

一

提起宋词，不能不让人想到苏轼。苏轼仕途坎坷曲折，一生颠沛流离，文学创作却是多采多姿，尤其是他把诗文创新的精神贯穿到词的创作中，“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境界，突破了词的形式格律的，摆脱了词为音乐附属品的地位，提高了词的品位，创新词的，扩大词的表现能力，改变了婉约一体笼罩词坛的局面，使词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他的诗词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一改其婉约之风，避免了一味的倚红偎翠、浅酌低唱，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开豪放词派之先河，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的途径，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为词这种文体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

苏轼是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作家,其诗、文、词均有很高的造诣。今存词三百五十首，数量虽比不上诗文，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独具个性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为他的词作增添了不少色彩，汇成一曲千古不衰的绝唱，是古代词苑中珍贵的艺术遗产。尤其是就各类文体各自的发展历史看，苏词创作较之诗文有更大的突破性、更强的创新意识。

第一、突破了词为“艳科”的狭小格局，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新词境。

清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所谓应歌，是说词人在绣幌绮筵上创作歌词交给倚红偎翠的歌儿舞女演唱，其目的既是“聊佐清欢”，其内容就不是应景，便是应酬；不仅空虚，而且单调。不外写男女之情，抒离别之恨，格局逼仄，气魄狭小，不仅很难表现作者自我的感情和志趣，甚至难于传达作者自我的声音——往往是以歌会舞女的身份、用歌伎舞女的口吻而作，所谓“代言”是也。

柳词虽大受欢迎，然内容无非是“浅斟低唱”的依红偎翠，或者以“晓风残月”写羁旅行役，格调是不高的；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柳永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苏词则有了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框，将写景、记游、说理、咏史、言志、抒怀、悼亡、送别、乡恋、友情、田家、国事、咏物、谐谑等等内容纳入词中，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苏轼使词跟诗一样，具备了言志抒怀的功能，解除了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出来，扩大了它所表情达意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成为可以发展的新诗体。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称其“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当然多少有些夸张，却正反映出苏词内容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充实。在这些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中，词人完成了多方面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情志的抒发，完成了词史上由模拟歌伎舞女声口的“代言”向直抒胸臆的“立言”的转变，完成了由情感内涵的“共性化”向“个性化”的转变。这其中虽然也存在“应歌”乃至“应社”（同上周济语，指在文人聚会时作词以记一时雅兴）的成份，但总体上确实是出以个人的真情实感，亦归于个人的真情实感。金代文学家兼文学批评家元好问这样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清人陈廷焯也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白雨斋词话》卷一）都是一语中的的确评。

苏轼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艳词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并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取得诗歌所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的开拓的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抒写了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雄心，作者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为自己勾勒一个挽弓劲射的英雄形象。无论出猎，还是请战，场面热烈，壮志豪情，跃然纸上。所选用的词调恰好地配合了这种情绪。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贬官密州后，在一年中秋佳节为怀念分别多年的弟弟苏辙所填的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诗人怀念兄弟的情怀并未被写得优柔寡断，而是用“把酒问青天”这种潇潇洒洒的大器风范来代替。虽未说出一个念字，但在月圆之夜看到的朱阁、圆月，想到的月宫境况，都充分的说明了作者的思念之情。而作者在最后，又给予自己以安慰，此处是最见他的大手笔之处。一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排遣了思念之情和离别的苦闷，告诉世人天下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只要能够同在一片天下，彼此心相连共同欣赏这同一轮圆月，就足已了。多么旷达豪迈的胸怀呀！

第二、不拘形式，突破词的音律，力创新调。

苏词在今天读来自具另一种顿挫错落的节奏感和往复回旋的情感美，但从音律上来看，为了更方便地拓展题材，充分表达意境，更自由地表达思想，苏词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创制新调。

我们在苏词中偶能看到乐句与文句不合处，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咏杨花词》末三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按律当作五、四、四。《念奴娇·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按律当作四、五。这些可看成他主文不主声，对词的音律进行突破和创新的尝试。但却引起了许多观念狭隘、保守的词人的反对。皇甫牧认为苏轼不会唱曲子，“词虽工而多不入腔”（《历代诗余》引）；李清照也不认同苏词，说他“句读不葺之诗”（《词论》）；甚至他的弟子陈师道也批评苏词“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这些意见都是用传统规范的词风、词律来看待苏词，不仅陈腐、片面，而且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这一点，还属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评价精辟：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可见，东坡作词并非不讲音律，苏词也并非不能歌唱，只是“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也就是说决不因守音律形式而损害内容。因为他把词当成与诗相同的言志抒情的工具，为表达内容的需要，宁可突破现成的音律形式而予以创新，而不愿让自由奔放的风格受到束缚。苏轼在文学创作中是反对雷同一律的，这“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不是不要声律，而是在重内容、重艺术表达的情况下，对原有格律有所突破，使内容和声律更加协调。这实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不完全符合原有声律规范，但这一突破就成了新的声律规范，后人就奉他的词为格律，取其词句，将词牌改为《大江东去》、《酹江月》、《赤壁谣》。

第三、创新词的，扩大词的表现能力。

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发生变化，亦必随之。

苏轼对词的语言加以改革，为内容的革新与开拓所决定。苏词的语言一改“花间”词人径小质轻、镂金错采的面目，多方面吸收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前人诗句入词，以口语、佛语、成典、四部语等入词，大大扩展了语言使用的范围，使词作语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他的许多词在章法上不合上景下情的成规，句法上笔力雄劲，戛戛独造，“寓以诗人句法”（借用宋汤衡《张紫微雅词序》评“元祐诸公”语，《于湖先生长短句》，《武进陶氏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本）。他开始大量使用词题词序，这是因为他的词反映面广，远非唐末五代缘调而赋或宋初人的内容单一可比，必须加上短题长序，与正文相互补充说明。他还将集句这种诗歌中的形式用于词中，又发明隐括词，将前人或诗或文略加改动而为词作，如《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哨遍》（为米折腰）隐括渊明《归去来兮辞》。苏轼也是第一个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的词人，使词在表现手法上多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都是将词当作诗文之一体来自由发挥的表现。

第四、改变此前婉约一体笼罩词坛的局面，风格呈现多种多样的面貌。

词在发展初期，风格不只是婉约，甚至不以婉约为主。但自晚唐、五代开始，出现了以“花间”、“南唐”为代表的高峰，形成了“侧艳”的内容和“婉约”的词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词坛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因而被看作“正宗”。婉约是能够充分体现词体“要妙宜修”特质的一种风格，但如果画地为牢，限于婉约的藩篱而裹足不前，就不利于词这种文体的发展。在婉约词风盛行的时代，一直有不少作家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创新，到了苏轼，这种创新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主要指他创立了与婉约相对立的豪放词风。

风格不是一个实体，是题材、情感、语言、声律、综合而成的整体效果。正因苏轼在上述诸方面的开拓创新，其风格必然迥异乎传统本色当行词的婉约一路。这种风格，前人多以“横放”、“豪放”称之（见宋赵德麟《侯鲭录》卷八引黄庭坚、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浓义父《乐府指迷》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人张綎的一段话：

按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明游元泾校刊《增正诗余图谱》凡例后所附按语）。

说“词体大约有二”，说明词之体（风格）不止于婉约和豪放，这是完全正确的；说“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却有些问题。豪放是相对于婉约而言的，并无一定的尺度，但拿一般标准来衡量，东坡词称得上豪放的，在他全部词作中实在只是少数。那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被称为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代表者呢？这是因为他的豪放词数量虽然不多，却最具度越恒流的鲜明个性和高度成熟的艺术风格，是它们在后世的影响最大。试看《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注解：也作强虏，音相近，意则可相通）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中尽显凛然正气和百折不挠的英雄主题，使人为其“大江东去”的豪气所吸引。他所抒发的情感是一种对未来的美好展望和憧憬，而不单单是对现实的抱怨。他在展现豪迈的情感时，用的手法也很特别，大多选用了借代和夸张的修辞手法。文中并没用多么沧桑的言辞，只运用了怀想昔日三国时期周公谨赤壁之战时的盛况，来赞颂今朝的英雄豪杰。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巧妙的把大河之水的汹涌和英雄豪气逼人的风姿相联系，其效果则不言而喻了。

另外，他的词作中还有与豪放不尽相同，与婉约又迥乎相异的一派，就是王鹏运所说的“清雄”（《半塘手稿》：“苏文忠公之清雄， 乎轶尘绝亦，令人无从步趋。”）或王国维所说的“超旷”（《人间词话》：“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其：

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坡词》称：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

以意逆志，他们所指就是上面所说这几类词作，像《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念奴娇》（凭高眺远）、《归朝欢》（我梦扁舟浮震译）等，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同时，东坡也有许多其他风格的词作，或幽峭、或俊逸，或高古、或韶秀，堪与传统婉约大家相颉颃的声情并茂之作亦复不少。清人王士祯就《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感慨道：

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大工东去’耶？（《花草蒙拾》）。

贺裳评另一道《浣溪沙》（道字娇额而讹苦未成）中的两句：“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也说：

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皱水轩词鉴》）

不过东坡的这种缠绵芳菲之作与传统的婉约词相较，未尝没有自己的特点，概乎言之，就是内容上尘俗的成份减少，情致的成份增加；艺术上浓艳的成份减少，温润的成份增加了。

以上四点是苏词的特色，也是苏词对于词史的突破和创新。苏词的这些突破与创新，是在作者“以诗为词”（语出苏门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后山诗话》）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是他有意将词当作“长短句诗”（《与蔡景繁书》）来作，有意革新词体的产物。胡适曾将词分作“歌者之词”、“诗人之词”、“匠人之词”（《词选》前言），东坡词由于这些革新，获得了“诗人之词”的称号。

那么，苏轼为什么会对词体进行改革和创新呢？这源于他人生的经历和个性。

苏轼出生在一个文学氛围极浓的庶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远大的志向和过人的才识，二十二岁时便礼部进士及第，并为主考官欧阳修所激赏后又应直言极谏策问，入第三等，名噪京城。先后在凤翔、杭州、徐州、湖州（今属浙江）、登州（今山东蓬莱）、颖州（今安微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县）等地做官，又数任京官，然其一生仕途坎坷，掉在新、旧两党斗争的夹缝中，备受排斥和打击，先后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惠州、檐州（今海南儋县），卒于常州。苏轼一生不怨天、不尤人、不消极、不沉沦，不论何时何地，沉浮出入，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变，怜恤生灵、为民造福的思想不变，襟怀坦荡、不阿的品节不变，乐观豁达、幽默风趣的心性不变。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容佛、道二家，身处逆境而力求精神解脱，超世而入世，执着人生，善处人生，始终在精神领域保持思想自由和人格。　

苏轼作为词人和朝臣，内心必然有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他把这其中的甘苦都借词进行表现。可以说，苏词是苏轼自我心灵和人格的写照，他用词表述性情的过程，也是用词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过程。所谓“东坡后人之无人学坡，非豪放技巧难学，盖无东坡之独特人生遭际与思想深度耳！”正是因为苏轼不平凡的经历和鲜明的个性使他有太多的内容、意境、思想要表达，加之身处于北宋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中，他才对词体、词风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而苏轼也因为这些突破和创新，对词史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一代文化巨擎。

三

林语堂在他那部精彩纷呈的《苏东坡传》中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这句话多少有些绝对。在苏轼逝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在他长达66年丰富辉煌的一出大戏落幕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姑且不论这出大戏的全部，仅就其中一幕的词作来说，戏的主人表演的“好坏”是否已经“判断”清楚了呢？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九百年来，东坡词领受的各式各样的评价，或钻皮出羽，揄扬；或洗垢索瘢，贬抑入地，就其丰富多样性来说，恐怕没有第二家可以比得了。我有时想，东坡泉下有知，会不会因某些不虞之誉而赧颜，又因某些求全之毁而抱屈呢？

谓予不信，请看仅晚东坡四五十年的两位同时人的评价：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

前段见于王灼的词学名著《碧鸡漫志》卷二，后段出自大名鼎鼎的李清照《论词》。一个说他“出神入天”，高出同辈；一个说他“不协音律”，不是词只算诗。

再看东坡盖棺八百多年后的现代，两位同样著名的词学家的评价：

苏轼是宋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他以卓越的天才、广博的学识、开朗的胸襟，写出了大量辉煌的诗、文、词，表达了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和丰富的思想情感……他所作的《东坡乐府》，内容广阔，气魄雄伟，语言朴素，一反过去绮罗香泽及离情别绪的局限，是宋词空前的划时代的革新，也是宋词进一步的发展。

东坡是大作家，不能限以“词人”，更不能限以“豪放派词人”。他的词像郭老的诗，做得很不经意，很随便，时有妙语警句、深刻至情的话，而全篇精美者少。

前段见于唐圭璋先生的一篇文章《从<东坡乐府>里看苏轼和农民的情谊》（载《词学论丛》），后段见于吴世昌先生的《词林新话》。一个是“进一步”，“划时代”；一个是“不经意”，“很随便”。

不仅论总体是如此悬殊，即论一篇具体的作品，轩轾也有如天壤之别的时候。比如这首有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有人对它顶礼膜拜：

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依声能事尽矣。

有人却将它批得体无完肤：

“一蓑”七字尚无不可，然亦只是申明上二语之意。若“也无风雨也无晴”，虽是一篇大旨，然一口道出，大嚼乃无余味矣。然苦水（顾随自称其号——笔者注）所最不取者，厥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二韵。如以意论，尚无不合，唯“马”、“怕”两个韵字，于此词中，正如丝竹悠扬之中，突然铜钲大鸣；又如低语诉情，正自绵密，而忽然呵呵大笑。“料峭春风”三韵十六字，迹近敷衍，语亦稚弱，而破坏全体底美之罪尚浅于“马”、“怕”二韵九字也。

它们分别见于两位大学者郑文焯的《大鹤山人词话》和顾随的《东坡词说》（载《顾随文集》）。

那么这叫读者如何适从？叫我们古典文学的爱好者怎样去接受作为词家的苏轼、去欣赏苏轼的词作呢？

这种现象其实不奇怪。越是不平凡的人，越能做出不平凡的事，让人们去品头论足，何况对于文学欣赏，本来就是口有殊味，诗无达诂。历代对东坡词的评价言人人殊，是因为他革新词体，给词坛带来的震荡，在词学界引起的争议。他“以诗为词”，有意追求诗词合流，目的在于“尊体”，即将词在当时普遍为人轻视的“小道”、“诗余”的地位，提高到与诗相等的地位，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词体，为词坛带来了新气象。但他的这种做法，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损伤已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词体特有的素质，或多或少减弱词体独具的韵味。加上他天分充盈，天性洒落，“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介存斋论词杂著》），词作中明显存在率意之处和游戏之作，恰恰与他“尊体”的目的形成对立。从东坡同时起，历代陆续有人从注重文体特性的角度提倡文体，反对“诗词合流”，此前所引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有些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但不论如何，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对词这种文体的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四

苏轼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重要成员，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一生高举韩愈、欧阳修两面旗帜，并以其过人的天赋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驰骋于北宋文坛，在诗、文、词诸领域都取得了超越同时代人的卓著成就。相比于散文和诗歌的创作，苏轼的词创作表现出更大的独创性。作为诗新运动的主要力量，他把诗文创新的精神贯穿到词的创作中，以诗为词，指出了作词的向上一路。其词格高境大，兼收并蓄，汪洋恣肆，恢宏豪放，如南宋刘辰翁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通过他自己的创作，突破了传统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和社会作用，丰富并宏大了词的意境，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约束，开创了与传统的婉约派词相对的豪放派词，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的途径。他对词体进行的全面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的抒情诗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胡寅《题酒边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以后宋词出现了空前繁荣，并最终实现了与唐诗的同等地位，其中苏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苏轼在宋词的发展变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开创了宋词的新时代，他不愧为宋代文学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一位伟大代表作家。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

2、《中国词学批评史》，方智范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淡妆浓抹总相宜——论苏词风格的多样化》，唐玲玲，载《东坡研究论丛》，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唐宋词史》，杨海明，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北宋十大词家研究》，黄文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