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1期 Journal of X iangnan University V ol.30N o.6
收稿日期:2008-10-15作者简介:马 藜(1966-),女,湖南双峰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与女性文化。
从觉醒与困惑到重建与自审
———庐隐与张爱玲的女性悲剧意识比较
马 藜1,朱 晶2
(1.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娄底 417000;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
摘 要:庐隐和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突出的时代象征性。她们的作品中都透露出了浓厚的悲剧意识,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她们作品中的悲剧意识也有着相似和区别。身为女性作家,她们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关注着女性命运,通过文学创作把她们对女性长期遭受的苦难表达出来,反映了她们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庐隐的女性意识刚觉醒,还很困惑;张爱玲则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女性自身,重在对女性命运的重建的思考。
关键词:庐隐;张爱玲;悲剧意识;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V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73(2009)01-0054-05
悲剧意识是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
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价值的空没感、生命的无奈感。一个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而且越是睿智的人、高尚的人,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就越浓重。庐隐与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才女,作为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中都有着女性的悲剧意识,她们都特别关注女性的悲剧命运,一个是觉醒而困惑的状态,一个则重在重建与自审。
一、不同寻常的意识经验:悲剧意识的形
成动因
荣格认为,心理艺术作品的题材,总是来自人类意识经验这一广阔领域,来自生动的生活前景。文学作品的选材、写作总是与作者的创作心态息息相关,而作家的创作心理又与其意识经验、生活前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1](P16)。张爱玲和庐隐这两位带有浓厚悲剧意识的女性作家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识经验。这是她们悲剧意识形成的最初动因。
(一)不幸的童年与爱情遭遇是悲剧意识的先天因素
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自我或自我统一体是从婴儿到青春期逐步展开的,“在任何一个阶段上,性的失败和挫折,都会削弱下一阶段的出现,并阻碍它们协调地整合进自我统一体中,童年经验在健
康人格的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2](P34)
不幸的童年就
是张爱玲和庐隐悲剧意识的先天因素。
庐隐的家境不算贫困,但她的童年有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悲哀。她有三个哥哥,她的出生本是令全家高兴的事,可就在她出生的这一天,外祖母去世。不识字的母亲自然认为她是个“灾星”,是个害人的“小妖精”。因此她不受这个家庭的欢迎,遭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仅仅三岁就两次差点死于非命,而且都是父母所为。七岁时,因为母亲的厌恶,不得入学,就被未进过学校的姨母关在小房子里背书。当兄弟姐妹都在嬉戏玩耍时,她却在恐惧的漩涡里挣扎。九岁又被家里送去死气沉沉、校规严格的教会学校住宿、读小学。这使很小的庐隐就意识到了身为女人的不幸,这为她悲剧意识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爱玲出生豪门,生活在旧式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很小的时候她有了一种朦胧的女性意识,决心要胜过弟弟。只因为性别的差异,连保姆的气势也不一样。弟弟的保姆伶俐要强,处处占先,就因为她带的是个男孩。张爱玲的保姆则因为自己带的是个女孩,自觉心虚,处处忍气吞声。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父母因感情不和而争吵、分离直至离婚。父母离婚后,她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可她与父亲的冲突使她逃离了父亲的家。投奔母亲之后,她原来美好的希望也被冷漠的母亲破灭了。她
庐隐和张爱玲所遭遇的爱情悲剧,使她们的悲剧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相较于张爱玲而言,庐隐的爱情之路走的更曲折一些。首先,因为负气与远亲订婚,后来因感情的破裂而解除婚约。在学习期间,又与同乡的一个有妇之夫相识相爱,忍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结婚,两年后,丈夫又病死了。她怀着巨大的丧夫之痛在三十岁时又和比她小八岁的一个大学生相识相爱,她陷入了更大的谣言之中,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在《云鸥情书集》中体现得很明显。也正是这些促使了她的觉醒,知道身为女性更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外部社会给她的压力太大了,她承受不住,所以很是困惑、彷徨,找不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张爱玲只遭受一次爱情悲剧,但这次与胡兰成的婚恋经历却给了她毁灭性的打击,她对爱情差不多绝望了。她一直是一个沉默,不喜与人交往的人。她对胡兰成付出了她整个的身心,得到的却是黯然情伤的结果,可以想象这对她的打击是多么的大。她的后期的作品中对爱情的几近绝望苍凉就是证明。
(二)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意识经验是悲剧意识产生的土壤
时代、社会对每个作家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庐隐和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她们意识经验的不同,但她们却都把悲剧意识植根于自己的作品中。
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她是“被‘五四’的思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2](P30)“五四”运动呼唤人的觉醒,呼唤个人的自由发展,特别是女性的,要求打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然而封建礼教思想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不是一个运动就能根除的。“五四”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便退潮了,这些使那些觉醒了的人只能是困惑、苦闷、找不到出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于是这种忧郁感伤的时代病便被庐隐带进了她的作品中。露莎、亚侠、沁珠们都那么忧郁,那么感伤,她们已经觉醒,但还是那么困惑,找不到出路,得不到真正的幸福。体现在作品中的悲观意识也就更加的浓郁了。
张爱玲自小生活在一个遗老家族里,封建思想、
家族的衰落对她的影响可想而知。她对此也有深刻清醒的认识,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她本就活在乱世中,但在读书期间,却“两耳不闻窗外事”,并不在乎战争的爆发,在乎的是她的成绩,直到最后港战爆发了,她切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她没有把创作目标局限在自己本身,而是感受到了人的脆弱,前途的虚无。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间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却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3](P2)。这种“惘惘的威胁”一直就存在于她的思想意识中,她的作品中女性对婚姻的追求也有“惘惘的威胁”。她们都急于找到一个归宿,一个可以依附的对象。张爱玲用一种冷冷的讽刺说明了女性要就应该思想,要对自己的内心进行审视,摆脱这种“惘惘的威胁”。由于她作品中的女性达不到这种要求,所以她的作品中渗透出浓重的悲剧意识,悲凉意识。
(三)悲愁与苍凉,是她们各自的美学内涵
庐隐和张爱玲这两位才女对中国古代文学情有独钟,在作品中也体现得很明显。“五四”时期许多外国文学思潮涌入中国,影响了一大批的作家,庐隐和张爱玲也受到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对悲剧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五四”运动带来的浪漫主义的感伤、忧郁、孤独的情调打动了庐隐那颗多愁善感的心,她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形成了她作品的主体特色。另外她对叔本华“人生一苦海也”的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浓厚了兴趣,用这一哲学信条来做自己“思想的骨子”。这一悲观主义哲学对庐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另外庄子《齐物论》的人生怀疑论在她的作品中体现得很明显。她的作品中总是会有“人是什么?”“人生究竟干什么?”这样的问题出现。特别是女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她的女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她认识到了女性自身的问题,但还是很困惑,最后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庐隐自幼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她欣赏婉约词柔美凄婉的风格,受中国传统文人“以悲愁为美”和“写忧而造艺”的文化传统影响。她的美学观点是“悲哀才是一种美妙的快感……并且只有悲哀,能与超乎一切的神灵接近。”[4](P373)她自称是“悲哀的叹美者。”她“总拿着一声叹息,一颗眼泪,去笼罩宇宙,去解释一切。”[5](P131)张爱玲生于“五四”运动之后,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生活了一段时间。又在大学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因此她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张爱玲很欣赏威尔斯、劳伦斯、赫胥黎、毛姆等带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同时张爱玲最早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功底,她自己也非常喜欢古典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代长篇小说。她从岁就开始看《红楼梦》。这些古代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深深地影响了她,她在一段自述里说:“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6](P591)这种参差的对照在她笔下的女性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她推崇的是苍凉美,这种苍凉美本身就含有悲剧意识,也就更能显出女性意识需要重建,需要自审。
“美都是悲哀的。”庐隐推崇悲愁美,而张爱玲推崇苍凉美,在作品中这种苍凉美比悲愁美更让人心寒,更让人领略到那种厚重的悲剧意识,更能突出女性意识需要重建。
二、爱情的虚无:或意识形态化的,或为谋生的手段
两性关系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关系之一,爱情生活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古今中外,有多少作家把人世间的爱情写得如火如荼,缠绵悱恻,令人心荡神移。他们对爱情的美妙描绘和歌颂构成了文学史上最华美的篇章,有些作家甚至因为自己没有体会到人间真爱,而在作品中寻找精神的寄托,他们没有人会怀疑爱情的神圣与绝对。但是,在庐隐和张爱玲的眼中,爱情都是带有着悲剧色彩的,爱情蜕去了神圣和纯洁的外衣,爱情的结局都指向了虚无。
我们在庐隐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爱情至上。她把爱情当作反对封建传统束缚的一面旗帜,是“五四”女儿们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禁锢的最好的战斗武器。在《一个著作家》中沁芬和邵浮尘对爱情的追求压倒了金钱和父权,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海滨故人》中的露沙和梓青的精神之恋,《象牙戒指》中的沁珠和子卿的生死之恋。这些爱情都具有浪漫精神和人生理想的意蕴。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可以为情而生,亦可为情而死。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爱情是一种向外的活动,是对另一个人的冲动,对一个与自己分开、与自己不同的存在的冲动,对一个目标,一个将来的冲动。”[7](P55)当这种冲动与反封建主题相一致时,便如江河决堤,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尤其是对于遭受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残害的“五四”女儿们。但是如果去掉爱情这一反封建目的,我们将看到庐隐笔下对爱情的浓重的虚无情绪。庐隐的女儿们一面接近异性,一面又对异性排斥与怀疑。她笔下的女性们崇高的爱情并不一定建立在吸引她们的男性身上,而是意识形态化的“爱情”本身。
她笔下的女性都在情智激战的矛盾漩涡里挣扎。她们一面尊重感情的伟大,一面又反抗感情的命令,她们最大的苦闷与悲剧即是生活在二者的不可调解的矛盾中。面对异性的追求,她们感到的只是“人类的利己心”。她们敏感地发现爱情在这个男权社会中虚幻存在及性别压迫的实质,并对此充满焦虑与恐惧。于是情胜于智时,意味着她们丧失了女儿的自由的天地,从此走向平庸,乃至死亡。智战胜了情时,便意味着牺牲,陷于苦闷中“自苦一辈子”。所以亚侠们只能哀叹:“我的心彷徨得很呵!往那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吧!”[8](P83)男性,在庐隐的作品中不是被崇拜、赞美的对象,而是女性一切苦闷的根源。异性给她们带来的有微茫的希望,更多的则是幻灭与死亡。
男性带给女性的永远是痛苦。庐隐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但是她们很困惑,找不到出路,一部分游戏人间,如亚侠、曼丽、沁珠;另一部分则将爱情转移到同性身上,如露沙她们五姐妹之间的爱,丽石与沅青的同性之恋。她们这种对男性的排斥与恐惧本质上即是对男权统治秩序的逃离与对抗。然而,在封建与男权秩序的双重胁迫下,庐隐的这种独特的反叛方式,这种觉醒之后的困惑带给她的女儿们的只能是情的虚幻与智的冰冷,等待她们的只能是悲剧。
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同样也是虚无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爱情悲剧,但大量的“情爱”故事中却无法找到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健康的、正常的”爱。情爱是在游戏中进行的,情与爱的结局指向的都是虚无。可以说张爱玲是不谈爱情的,她笔下的“爱情”的特别之处是谋爱成为谋生的手段,女人通过谋爱来谋生。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两个旧家族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一个为了弥补心中的空虚,把恋爱当做调剂,把女人视为“鞋底的泥”的男人,一个为了物质需求,迫切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特别是白流苏,为了生存而千方百计地谋求范柳原的爱。如果不是这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他们,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成就那段“有点怅惘”的婚姻。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会无所顾忌地释放。”文明的毁灭,才能使他们的感情升华,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受过新式教育,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好的设想,却偏偏爱上了浮浪子弟乔琪,而且还爱得那么无法自拔。为了得到他的爱,不惜牺牲自己,变成造钱的交际花。对于这样的爱,张爱玲表现出的是深深的无可奈何。
张爱玲笔下的这群为谋生而谋爱的女性们,她们生活在男权社会中,长期受到男权文化的熏陶。她们把男人当做至尊,对自己丝毫不重视,看不到自身的价值和本体意义的存在,因此始终在寻找自身以外的物质和精神依靠。通过谋爱来谋生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张爱玲透过“五四”爱情神话的表面,看到了女性自身存在的思想问题才是阻碍女性的关键所在。她对女性意识的认识比困惑的庐隐深入了一层,她要求女性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思想问题,要自审。但是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她们的“爱情”注定只能以悲剧收场。
由此可见,从庐隐到张爱玲对爱情悲剧的描写可以看出女性已经由对爱情的质疑发展到了对爱情的解构,她们或者是觉醒之后的困惑,或者是对自身的重建与自审。
三、婚姻:幽闭女性的牢笼
婚姻的基础是以心相许真诚相对的爱情,而有无真诚互爱的爱情决定了婚姻生活质量的高下与当事人的幸福程度。在庐隐和张爱玲笔下,爱情都是虚无的,婚姻就只能是幽闭女性的另一座牢笼。
在庐隐的笔下,婚姻是“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地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职。但谁能死心塌地地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整理家务,抚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社会事业———由于个人意志所发生的活动只好不提吧。”[8](P175)婚姻生活对于女性的要求的是“善持家政,好和夫婿”,“厨下调羹弄汤”,与恋爱相比,“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8](P179)她们看破了婚姻的欺骗性,看破了婚姻中性别压迫的本质。她们对婚姻充满了失落、厌倦甚至绝望。《前尘》中的女主人公还处在新婚燕尔的蜜月期,就紧皱眉峰,“冷清清的独坐窗前,不可思议的忧恨”,“写起信来,便是满纸哀音。”[7]所谓的新式婚姻并没有改变旧式婚姻的实质,女性并没有真正,没有改变依附品的地位。于是她们感慨:“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何等气慨?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8](P181)她们深深地感到“为了情爱陷溺于人间愁海里,这也是她奋斗所得的胜利以后呵!———只赢得满怀凄楚,壮志雄心,都为此消磨殆尽呵!……现在中国的女子实在太可怜了!”[8](P1)
庐隐通过对自由恋爱结婚的现代女性的命运暗示了我们:女性的命运,其决定者永远不可能是女性自身,而是她们背后的那个强大的男权社会势力。婚姻的存在与消亡不以女性的意志为转移,女性的依附地位并没有因为自由结婚而发生改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性没有走出夫家与父家而真正获得生存的能力,她们认识到了女性要自由恋爱、结婚,但是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困惑,所以她们的婚姻是一幕幕的悲剧。
在张爱玲笔下,她对婚姻的态度是以“利”来衡量的。张爱玲认为“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6](P524)并且还刻毒地认为“以美好的身体来取悦于人,是世界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为生存而结婚的女人,无异于长期卖淫!”[6](P531)她把为利益而结婚的女人看成是妓女,可想而知,这样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的,悲惨的,也可以看出,她对婚姻的认识是何等的清醒。
白流苏用尽心机得来的“长期饭票”范柳原,在婚后即冷落了她,对此,流苏只是“有点怅惘”,毕竟,“那是值得庆幸的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6](P36)多么可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薇龙,本想找个爱自己的人,明知乔琪不爱她,但由于梁太太的关系,结婚之后,成了个“工具”,为乔琪弄钱,为梁太太弄人。这是一桩利益十足的婚姻,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悲剧。《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钱而嫁给祝鸿才,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状态,竟然与母亲合谋设下圈套,让自己的亲妹妹来替她生孩子,之后又把妹妹的爱情斩断。她为了保障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利益竟不惜剥夺妹妹的幸福,这样的婚姻更可悲。
张爱玲笔下不管是新女性还是旧女性,当她们选择了婚姻时,她们就是选择了对封建势力、对男权社会的妥协,选择了放弃自身主体性。这样一种“奴性”意识是多么地可悲。恩格斯在谈到被压迫者的生活态度时说:“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又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点,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么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9](P11)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女奴”就像“牲口”一样,没有“人”的自觉,丧失了“人”的权利。张爱玲已经从女性自身而不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方面来审视婚姻了。女性要在婚姻中取得地位的平等首先就应该在精神意识上与男性平等。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开始对女性意识进行重建与自审了。
从庐隐到张爱玲,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发展的一个轨迹,从开始的觉醒与困惑逐步走到了自省与自审。庐隐作为“五四”的先驱,认识到了女性悲剧命运是男权社会造成的,但她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只能彷徨于歧路。经过二十年,张爱玲已经对女性悲剧命运有深刻的体认了,她以冷静的眼光来审视自身,认为女性要摆脱悲剧命运真正,不仅要社会意识层面的支持,更要女性自身精神的。女性要彻底摆脱自身的“奴性”心理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她对女性意识的自审,对当今社会仍有很大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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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w akening and Perplexity to R e2construction and
Self2retrospection
———A C 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emale Tragic Awarenss of Lu Y in and
Zhang Ailing
MA Li1,ZHU Jing2
(Department of Chinese,H unan I nstitute of H um anity and T echnology,Loudi417000,China;
The First N orm al School of H unan,Changsha410000,China)
Abstract:Both Lu Y in and Zhang Ailing are typical images of their ti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Their w orks are fully loaded with tragic awareness,however,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in pers onal experi2 ence and the times when they lived,their tragic awareness shares certain similarity but differs from each other as well.As female writers,they both have strong female awareness,showing great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the females through their w orks in which they expressed all the su fferings of the female,reflecting their thought over the tragic fate of the female.H owever,Lu Y in’s female awareness is just wakening up and in perplexity,while Zhang Ail2 ing takes cautious retrospection of the female themselves,focusi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te of the female.
K ey w ords:Lu Y in;Zhang Ailing;tragic awareness;female tragedy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