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云
来源：《党史纵览》2014年第02期
编者按：邓颖超（1904-1992），伟大的无产阶级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青年时代投身，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党党员，并任天津地委妇女。同年8月8日，她和周恩来结为终身伴侣。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任长江局妇委委员、南方局委员、候补委员、妇委副。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名誉，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等职。
在70多年的生涯中，邓颖超为中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2014年2月4日是邓颖超110周年诞辰，本刊特设专栏，以示纪念和缅怀。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按原样陈设的客厅里，至今仍然悬挂着邓颖超生前十分喜爱的一幅画，这幅画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画家、曾任共和国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和全国副委员长的何香凝，于1950年8月为祝贺周恩来、邓颖超银婚而绘制的。在这幅取名为《腊梅》的国画上，何香凝在一株粗硕的老干上画了两朵怒放的梅花，其中一朵正面盛开，特别阳光。而另一朵虽然也盛开着，而且花朵大小也差不多，但这朵花的大部分却被粗粗的老梅干遮挡着。
何香凝曾解释说，周恩来、邓颖超这一对伴侣就他们对的忠诚和贡献来说，都算得上是杰出的伟人。但是，由于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一再让作为自己妻子的邓颖超受委屈。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邓颖超的职务、工资等方面都没有按有关规定办理、执行。所以，由于周恩来的“遮挡”，在客观上使邓颖超这朵“红花”少了许多光艳。20世纪90年代，西花厅工作人员第一次向笔者介绍何香凝这一解释时，我还感受不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的资料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了何香凝这幅画的含义。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里任职”
1949年3月，北平和平后，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从速组建新的。由于周恩来曾长期在“国统区”与及有关爱国民主人士打过交道，而且，他对队伍里的同志也十分熟悉，所以新中国第一届的“组阁”大任就落在他的肩上。当时，新中国的主要组成人选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先提名，然后到处会议上通过，最后再向社会上公布出来的。
周恩来一贯办事精细，考虑问题周详缜密，对组建第一届这件关系重大的工作慎之又慎，多方考虑。如傅作义将军已被安排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但周恩来认为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保住了文化古都北平，功劳很大，还应再安排他一个实职。于是，又提议傅作义为首任国家水利部。当许多人还不知道“李书诚”这个名字时，周恩来不仅详细介绍了李书诚的才干，还告诉大家，党的一大就是在他上海的家中召开的；在战争后期，李书诚还在武汉直接闯进华中“剿总”官邸，力劝白崇禧投诚。此举虽未成功，但他倾向，顾大局、识大体的做法是令人钦佩的。因此，周恩来提议李书诚担任国家首任农业部。还有曾与蒋介石当过拜把兄弟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中国党的影响下，在海外宣布与蒋决裂，接受中国党的邀请从欧洲乘船归国。途中，他不幸遭蒋介石派出的特务暗害，留下千古遗憾。对于平安归国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周恩来也提议她为卫生部。至于那些将领、投诚人员，有才之士等等，周恩来都能量才使用，使他们各尽其能。
但是，周恩来唯独没有给邓颖超安排相应的职务。为此，被周恩来盛情留下来的“和平将军”张治中找到周恩来，说：“周公呀，人们都夸你这周总理真是个‘周’（周到的意思）总理。但你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那就是说什么也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职位才让人心悦诚服。”
周恩来听了张治中的话之后，笑着说：“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这是我们党的事，您就不必多操心了吧。”张治中一想，也是，自己当过一级上将，党能把自己留下来，让他参与新中国建设，这是对朋友的尊重和客气。至于人事安排等事，也不应该去多问。
周恩来“打发”张治中很容易，而“打发”党内同志就比较困难了。当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都比较好的江鲜云对此事就很不理解。江鲜云是黄埔一期生彭干臣的妻子，是一位老、老同志。周恩来领导南昌时，彭干臣是南昌市兼南昌市卫戍司令，是直接保卫周恩来等指挥部安全的重要人物，与周恩来关系十分密切。后来他和方志敏一起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牺牲。他的遗孀江鲜云与周恩来夫妇一直过从甚密。
对于周恩来组建新，江鲜云打心眼里高兴。但当她始终看不到对邓颖超的任职安排时，心里就有点不服气了：邓颖超是1925年由团员转为党员的老。她和周恩来一起出席过六大，参与领导过白区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早在瑞金时期，邓颖超就担任过机要局（相当于秘书长）。长征出发时，因她患肺结核病，机要局才转由担任。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是蒋介石遴选的7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一。因此，无论从能力、资历还是声望上，邓颖超作为一名正人选都是绰绰有余的。为此，江鲜云直接找到周恩来办公室，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总理啊，我们党人提倡男女平等，因此，你说什么也应该给小超大姐安排一个职位才对啊！”
周恩来听了，回答说：“鲜云啊，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如果安排你小超大姐去当某一个部的，那么，她的那个部发出的文件、指令等，别人就会误认为有我的意见，叫人家不好办。这样，我们把家庭关系和工作搅到一起，就不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最后，他斩钉截铁地对江鲜云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里任职！”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他1949年担任总理到1976年1月逝世整整26年，作为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一直停留在全国妇联副这个副部级位置上。但是，邓颖超丝毫没有怨言，她在全身心地投入全国妇女事业的同时，还竭尽自己所能帮助周恩来处理好他的亲属、家事等可能影响和分散周恩来精力的琐事，让周恩来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
“小超啊，你最近身体不是太好，我看你拿六级工资就够了”
中国党成立后的一个很长阶段，党员们都凭着自己信仰，为谋求中国人民的事业而无私奉献。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块根据地和后，也只能实行供给制，每月只发极少量的津贴费。直到新中国成立3年之后，才开始考虑党和国家以及各级领导人的工资问题。
当时，行政干部的工资是以两个条件为定级的主要因素的：一是担任职务越高，工资级别越高；另一个就是参加的时间，即参加时间长的工资级别就高。这两个因素之间还可以互为补充。
周恩来、邓颖超都属于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他俩的工资级别直接由审批。当人们提出党和国家的正职都应拿国家行政一级的工资时，带头说：“我看我们都拿行政二级吧，把一级工资留给那些为牺牲的烈士吧。”结果，正、副国家级的领导都拿行政二级工资，只有时任国家副的宋庆龄由周恩来特批拿国家行政一级工资。
当时，正部级的工资一般都定为行政三级。全国妇联副的职级是副部级，工资级别应该定为行政四级，但由于邓颖超参加时间较早，定行政三级都够格。可经周恩来夫妻商量，只向打报告要求定为行政五级。
1993年，笔者在北京西便门外大街访问曾任周恩来行政秘书的何谦，他对工资定级的往事有这样一段回忆：
当时对工资定级的事，我们都非常高兴。包括总理、大姐和我们当时在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批文都是由我收发处理的。当我拿到那些批文后，首先就趁总理工作的间歇时间向他报告。总理当时也很高兴，他在听说了大姐已被批准定为行政五级等以后并没有说什么。然后我就汇报西花厅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定级情况。当我说到我由中组部批准定为行政十二级时，总理突然问我：“何谦，你知道李银桥的工资定的几级？”“行政十三级。”我因为事先知道，回答也十分快捷和干脆。
总理略作沉思，又问我：“你为什么比他高一级？”“我是1938年参加的，他是1940年，我比他早两年。”“那也不好吧……”总理若有所思，但他没有往下说，就让我拿着相关批文，说：“走，我们到大姐那儿去一下。”
这样，何谦在前，周恩来在后，只几步路就来到了正在工作的邓颖超那里。何谦敲开门，紧跟在后边的周恩来马上大声说：“小超啊，你向申请的行政五级工资已经批准了！”邓颖超笑着回答说：“好啊，这下我们都是靠自己工作挣工资养活自己了。”周恩来接着用恳切的语调说：“小超啊，你近来身体不是太好，上班也不是太正常，我看呀，你拿六级工资就够了。”
听了周恩来的话，邓颖超愣了一下，因为向打报告要求定五级周恩来事先也是知道的，为啥现在已经批下来又要往下降？但她并没有开口问，她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似乎揣测到他又有什么难处。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说：“好啊，六级就六级吧。我听你的。”说罢，她立刻提笔写报告，要求将自己的工资由行政五级降为六级。
在往回走的路上，周恩来又以征求意见的态度对何谦说：“何谦呀，我看你也向中组部打个报告，把你的工资由行政十二级降为十三级，和李银桥一样，你看好吗？”何谦一听，心里明白了，他二话没说，回到办公室就向中组部打了报告，要求将自己已定下来的行政十二级工资降为十三级，并最终获得了批准。
在笔者访谈结束时，何谦还深情地说：“总理连大姐已经比别人定低了的工资还要往下降，我们算什么呢？”
“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就是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没有安排邓颖超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到“文化大”期间，特别是在九大上，、叶群都进入了政治局，邓颖超还只是委员、全国妇联副。但是她一如既往，毫无怨言。
1974年，筹备召开四届会议，急于获取更大权力的迫不及待地写信给：“九大之后，我基本上是闲人。”遭到了的批评。而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关于四届人事安排的工作会议上，“四人帮”重要成员率先提议，在四届会议上应安排邓颖超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被政治局一致通过。
1974年12月23日，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顾自身安危，最后一次乘飞机远赴长沙，会晤，以最后敲定四届的人事安排问题。当时，周恩来向汇报了有关提议邓颖超任副委员长一职的事情。据后来清理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还专门为这事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然而，周恩来回京后，关于四届的其他人事安排方面都按照的意见传达了、也照办了，唯独将安排邓颖超担任副委员长一事瞒了下来。的手令也被他放进自己的抽屉里没有示人。直到周恩来逝世后，秘书们清理他的办公桌，才发现的这一“最高指示”。所以，在1980年的四届三次会议上，才会说：“根据伟大领袖毛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从那以后，邓颖超才陆续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
1984年4月，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字同宇，后以字行）一家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面对“文化大”期间受尽委屈而被逮捕关押七八年的周同宇，邓颖超无限感慨地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初期，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他不让。我们也有君子协议，我不与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我就向报告去妇联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在妇联做副，他和人家吵架，说我的职务安排高了，不同意我上。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当时是妇联）是三级。我知道他的作风，我按副待遇不定四级而降到五级，他又给压到六级。国庆十周年上台，他看到名单有我，又划掉了。因为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压我。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他的关系。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都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这是我们党选的我，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我们党内开会，都是会上反映的意见，人家认为应提我选我，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让我担任就是了。”
邓颖超曾对与周恩来的关系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他说什么，我都照办。”还说，“我们全党都要听的，恩来是党副，他说得对，我们就要听他的。”好一个“新的‘夫唱妇随’”！正是因为邓颖超这个新的“夫唱妇随”，才更加成就了周恩来的伟大。
（责任编辑：吴 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