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常用的概念，其内涵外延的定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关于今日之“文物”概念，古代和近代曾经有过不同的名称，对于其内涵的界定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 古籍中“文物”的不同涵义

 中国古籍中“文物”的内涵和现代意义上的“文物”有很大不同，“文物”二字连用最原始的意义是指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传统礼乐文明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后来，在有些语境下也包含了这些典章制度的物化表现形式，有时还指文明或文化。

 文物”的原始含义

 最早的“文物”二字连用可能始于东周时期。《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此处“文物”并用，是以可视之图案、颜色等来表现或象征非物质性的礼乐典章制度，与今日之“文物”概念没有直接的关系。以典章制度为基本内涵的“文物”在古代是常用名词，两千余年间史不绝书。略举例如下。

 史家称颂南朝梁武帝在位，“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

 唐太宗所倚重的“贞观名相”杜如晦，“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

 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十二月，晋高祖“诏国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阁，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

 统治中国北方的契丹贵族“嗜学中国，……典章文物，仿效甚多”。辽道宗认为，“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因令儒臣讲解经书时“夷”、“狄”等字照读不避。

 北宋覆灭，高宗匹马南渡，“典章文物，废坠无几”。经过二三十年的恢复，迄“孝宗继志，典章文物，有可称述”。

 女真人建立金朝，“初无文物，自侵辽之疆，所在处以科举取士”。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国子监为请定孔庙祭礼而上言：“伏睹国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当粲然备具，以光万世。”“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元世祖即位，问刘秉忠以旧典、治道，“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

 元朝马端临考核经籍认为，“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

 清初顾炎武评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时云：“幽王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因“三通馆”进呈《嘉礼考》涉及辽金元衣冠改制，清高宗谕曰：“揆其所以议改者，不过云衮、冕仪章，文物足观耳，殊不知润色章身，即取其文，亦何必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龙、藻、火，粲然具列，悉皆义本礼经，更何通天、绛纱之足云耶？！”

 可见，作为典章制度涵义的“文物”名词，从先秦到明清一直都在使用，其意义和现代物质性的“文物”概念基本没有关系。

 带有一定物质属性的“文物”

 在汉唐以后的典籍中，有些“文物”的涵义除了非物质性的典章制度外，也包含了反映这些典章礼仪或相应礼制活动中的实物，特别是其中的衣冠、仪仗等，有些甚至仅指称其实物部分。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初年，匈奴请和，“奉藩称臣，永为外扞”，光武帝“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此“文物”既指光武帝让匈奴接受的汉朝的一系列礼仪典章，也包括了体现这些制度的衣冠等物质表现形式。类似例证还有许多。

 《史记·张仪列传》有“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等语，唐司马贞[索隐]：“凡王者大祭祀，必陈设文物、轩车、彝器等，因谓此为祭器也。”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颇留心于礼制建设。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始行新令。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其间，朝请郎阎毗议天子车驾制度，谓南朝宋时“帝王文物，旂旒之数，爰及冕玉，皆同十二”。

 武周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武则天设坛于洛水之北，亲拜洛而受图，“文物卤簿，自有唐已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辽太祖、太宗“举渤海，立（石）敬瑭，破重贵，尽致周、秦、两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奏准：“热河地方，每岁夏秋为圣驾巡幸之所，今兴设黉序，文物声明宜从美备，所有大成殿龛案陈设，俱照京师太学款式成做。”

 在某些特殊语境下，“文物”专指帝王等人的仪仗卤簿。

 建平三年（晋成帝咸和七年，332年），十六国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死，“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