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史
北宋和南宋是中国古典园林进入成熟期的第一个阶段。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
公元1279年,南宋亡于元。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建都于后周的旧都开封,改名东京。
东京的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唐以来一直是中原的重要商业城市。
宋代,关中经济已呈衰落,江南地区的经济则长期繁荣发达而跃居全国之首,建都东京可依靠江南地区水运的粮
食和财富供应。
从此而后,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便逐渐往东转移。
公元1126年,金军攻下东京,改名汴梁。
次年金太宗废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宋高宗赵构逃往江南,建立半壁河山的南宋王朝,与北方的金王朝处于对峙之局面。
公元1138年定杭州为“行在”(临时首都),改名临安。
公元1279年,南宋亡于元。
东北的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取得北宋的幽、燕地区之后,利用这个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以此为基地而向南扩张,势力伸入华北大平原。
把幽州城升格为五京之一,改名南京,又称燕京。
辽王朝推行“胡汉分治”的,在汉人聚居、并有着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和经营定居农业的幽、燕地区另建立起一套有别于其国内奴隶制政权的政治制度,地方上的统治机构大体上沿袭唐以来的旧制,各级官吏也都由汉人担任。
因此,南京的经济、文化都很繁荣,在辽代的五京之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市。
辽末,东北的松花江一带的女真族迅速由部落联盟走向奴隶制,并建立国家政权金。金王朝建国后经常与辽统治
者发生冲突并占领辽的大部分国土。
公元1122年金军占领南京,次年按约将南京交还北宋;1125年又将其夺回,并继续南侵。
在占领区内推行“胡汉分治”,沿袭辽代的地方统治机构。
金王朝灭北宋和辽之后,势力逐渐向南推移。
到海陵王时,其统治地区已包括从东北到华北、中原的北半个中国。
公元1153 年,海陵王迁都南京,改名中都。迁都之前对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城市的规划布局完全模仿北
宋的东京。
金王朝全面推行汉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与南宋形成对峙的局面,历时大约150 年。
西北边陲,党项族的西夏政权崛起,公元1033年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拓展国土,积极吸收汉文化,并根据汉字创造出西夏文字。国势逐渐强大,先后与辽、宋、金抗衡,时战时和。
1227年,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灭亡。
第一节总说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达到了发育成熟的境地。朝廷明令撤消土地兼并的,无论官田或私田,法律上均许可买卖。私田佃农制成为唯一的法定形式,取得了农业生产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相应地,地主小农经济空前巩固,持续发展直到明清。
中唐到北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文化艺术已由面上的外向拓展转向于纵深的内在开掘,其
所表现的精微细腻程度则是汉唐所无法企及的。
在这个阶段里,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释三大思潮,都处在一种蜕变之中。
儒学转化成为新儒学¡ª¡ª理学;佛教衍生出完全汉化的禅宗;道教从民间的道教分化出向老庄、佛禅靠拢的士大
夫道教。
因此,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文化现象,宋代实为一个关键时期。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
园林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也不例外。它历经千余年的发展亦“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进入完全成熟的时期。
作为一个园林体系,它的内容和形式均趋于定型,造园的技术和艺术达到了历来的最高水平,形成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阶段。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一、宋代,与地主小农经济十分发达的同时,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亦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因素已在封建经济内部
孕育。
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封建都城,传统的坊里制已经名存实亡,高墙封闭的坊里被打破而形成繁华的商业大街。 而宋代却又是一个国势羸弱的朝代,处于隋唐鼎盛之后的衰落之始。
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西夏相继崛起,强大的铁骑挥戈南下。
宋王朝从建国之初的澶渊之盟经历靖康之难,最后南踱江左,偏安于半壁河山,以割地赔款的屈辱换来了暂
时的偏安局面。
一方面,是城乡经济的高度繁荣;
另一方面,则无论统治阶级的帝王士大夫或者一般庶民,都始终处于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所困扰中。
社会的忧患意识固然能够激发有志之士的奋发图强、匡复河山的行动,同时相反地也导致了人们沉湎享乐、苟且
偷安的负面心理。
而经济发达与国势羸弱的矛盾状况,又成为这种心理普遍滋长的温床,终于形成了宫廷和社会生活的浮荡、侈靡
和病态的繁华。
在这种浮华、侈糜、讲究饮食服舆和游赏玩乐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上自帝王,下至庶民,无不大兴土木、广
营园林。
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大量修建,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较之隋唐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城乡经济高度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
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世界文明史上占着极重要地位的四大发明均完成于宋代,在数学、天文、地理、地质、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有许多开创性的探索,或总结为专论、或散见于当时人的著作中。
附:《千里江山图》
王希孟:(1096—?),北宋画家。
此图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画面上峰峦起伏绵延,江河烟波浩淼,气象万千,壮丽恢弘。山间高崖飞瀑,曲径通幽,房舍屋宇点缀其间,绿柳红花,长松修竹,景色秀丽。山水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茅屋草舍、水磨长桥各依地势、环境而设,与山川湖泊相辉映。
此卷以概括精练的手法、绚丽的色彩和工细的笔致表现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观,一向被视为宋代青绿山水中的巨制杰作。
画家在构图上充分利用传统的长卷形式所具有的多点透视之特点,在十余米的巨幅长卷中将景物大致分为六部分,每部分均以山体为主要表现对象,各部分之间或以长桥相连,或以流水沟通,使各段山水既相对,又相互关联,巧妙地连成一体,达到了步移景异的艺术效果。
高远、深远、平远多种构图方式的穿插使用更使画面跌宕起伏,富有强烈的韵律感,引人入胜。
王希孟在继承前法的基础上,表现出更趋细腻的画风,体现了北宋院画工整严谨的时代风格。此图用笔精当,一点一画均无败笔。人物虽细小如豆,却动态鲜明。微波水纹均一笔笔画出,渔舟游船荡曳其间,使画面平添动感。
综观全幅,又不失雄阔的境界和恢宏的气势,远观近睹均令人折服。
园林的观赏树木和花卉的栽培技术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已出现嫁接和引种驯化的方式。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
————《洛阳牡丹记》(欧阳修)
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记载了200多个品种的观赏花木,其中牡丹109种、芍药41种;还分别介绍了许多具体的栽
培方法:四时变接法、接花法、栽花法、种祖子法、打剥花法、分芍药法。
《牡丹记》《牡丹谱》《梅谱》《兰谱》《菊谱》《芍药谱》
太平兴国年间由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从卷953到卷976共登录了果、树、草、花近300种,卷994到卷1000
共登录了花卉110种。
品石已成为普遍使用的造园素材,江南地区尤甚。
专以叠石为业的技工,“山匠”(吴兴),¡©º¨Ô©¬Ó¡ª£¨ÊÕÖÝ£©
园林叠石技艺水平大为提高,人们更重视石的鉴赏品玩,刊行出版了多种的《石谱》。
所有这些,都为园林的广泛兴造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也是当时造园艺术成熟的标志。
三、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
知识分子的数量陡增,已不限于地主阶级,城镇商人以及富裕农民中的一部分也有了文化而跻身于知识界。 科举取士制度更为完善,绝大部分由科举出身,唐代尚残留着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遗风已完全绝迹,
官僚政治达到完全成熟的境地。
文官执政可说是宋代政治的特色。这固然是宋代积弱的原因之一,但却成为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代文人与士大夫合流的情况到宋代又有所发展,许多大官僚同时也是知名于世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甚至
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如宋徽宗赵佶亦跻身于名画家、书法家之列。
朝廷执行比较宽容的文化,出现了在封建时代极为罕见的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文人士大夫率以著述为风
尚,新儒学“理学”学派林立,各自开设书院授徒讲学。因而两宋人文之盛,远迈前代。
文化方面的这些特殊情况剌激了文人士大夫的造园兴趣,他们有的参与园林的规划设计,有的著文描述某些名园从而发展了“园记”这种文学体裁。
文人士大夫的造园活动大为开展,民间的士流园林得以更进一步文人化,则又促成"文人园林"的兴盛。
皇家园林亦更多地受到民间的影响,比起隋唐它们的规模变小了、皇家气派也有所削弱,但规划设计则趋于清新、
精致、细密。
四、中唐以后,诗词无论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山居、田园闲适生活的品赏和身边琐事的吟咏,
在文人的作品中逐渐多起来。
到了宋代,诗词完全失去盛唐的闳放、波澜壮阔的气度,主流已转向缠绵悱恻、空灵婉约。
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出于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激发出强烈的爱国意识,成就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爱国诗篇,
但这类诗篇毕竟只占诗人们的作品中的很小一部分。
园林诗和园林词已成为宋代诗词中的一大类别,它们或即景生情、或托物言志,通过对叠石为山、引水为池以及
花木草虫的细腻描写而寄托作者的情怀。
那婉约空灵的格调几乎都以“深深庭院”的风花雪月、池泉山石作为载体,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争事实。
四时田园杂兴
梅子金黄杏子肥,
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
唯有蜻蜓蛱蝶飞。
——范成大
绘画艺术在五代、两宋时期已发展到高峰境地。宋代乃是历史上最以绘画艺术见重的朝代,画家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
宋代诗文与绘画在更高层次上融糅、诗画作品对意境执著追求。
附:荆浩《匡庐图》
《匡庐图》是荆浩的代表作之一,描绘的是庐山的自然景色。此作画境宏阔博大,气势雄伟峭拔,反映出以荆浩为代表的北方画派的基本艺术特征。
为了便于吸纳万象,写成“全景山水”,作者采用立轴构图,以纵向布局为主。由下往上看,作品层次井然,一层高过一层。
画面下端细绘出山麓景致,树木、屋舍、河流、石径、撑船的舟子、赶驴的行人,一一摄入笔端,准确表现出来。
再往上是山间峰峦、瀑布、亭屋、桥梁、林木,山光岚气,隐约浮动,山峰越上越高。越高越形峭拔,在群峦众岭的映衬环拥下,最高峰挺然直出,上摩穹苍。
《踏歌图》是南宋画家马远的代表作,此画绢本立轴,纵192.5厘米,横111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秋庭戏婴图》宋,苏汉臣,绢本设色,纵197.5厘米,横108.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背景部分,笋状的太湖石高高耸立,造型坚实挺拔,周围则簇拥着盛开的芙蓉花与雏菊,这样的布局,不仅冲淡了湖石的阳刚之气,也充分点出秋天的节令。
四景山水图南宋刘松年
绢本设色每幅纵41.3厘米,横67.9至69.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四景山水图》分四幅绘春、夏、秋、冬四景,描绘了幽居于山湖楼阁中的大夫闲逸的生活。全卷书风精巧,彩绘清润,季节渲染十分得体,笔墨苍逸劲健。其中界画屋宇丝毫不爽,山石多用小斧劈破,可以看出与李唐的渊源关系。
春景,画堤边庄院。桃李争妍,嫩柳成荫,远山迷朦不清,杂树小草很有生机,给人以春意盎然、心情舒展的审美感受。堤头两侍者牵马携盒向小桥走近,阶下童仆忙于清理担具,像是随从主人倦游归来的样子。
夏景,画湖边之水阁凉庭。庭前点缀以湖石,四周花木丛生,水阁伸向湖中,扶衬以木桩梁架,有点像西湖十景中白堤上的“平湖秋月”。主人端坐中庭纳凉观景,旁有侍者伫立。
秋景,画老树经霜,朱紫斑烂。庭院环绕以树石围墙,有小桥曲经通幽,与外部湖山景观相隔离,似乎有遮挡秋风之意。庭中窗明几净,一老者独坐养神,有侍童汲水煮茶,一派闲情逸趣。
冬景,画湖边四合庭院。高松挺拔,苍竹白头,远山近石,地面屋顶,都铺满积雪,显得茫茫一片,桥头一老翁骑驴张伞,前者侍者导引,似乎为了寻诗觅句,无妨踏雪寻梅,颇多闲适之趣。
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士流园林兴盛和文人广泛参与园林规划设计,园林中熔铸诗画意趣比之唐代就更为自觉,
同时也更重视园林意境的创造。
不仅私家园林如此,皇家和寺观园林也有同样的趋向。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互相渗透的密切关系,到宋代
已经完全确立。
五、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中,除了传统的琴、棋、书、画等艺术活动之外,品茶、古玩鉴赏和花卉观赏也开
始盛行。进行这些活动需要一个共同的理想场所,这个场所往往就是园林。因此,前者的盛行必然促成后者的发达。
中唐以后逐渐兴起的品茶习尚到宋代而普遍盛行于知识阶层。茶艺能适应并发扬文人性格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一面,同时也要求一个“淡泊、宁静”的环境来进行茶艺活动,而山水园林则是再合适不过的环境了。 唐代以前,收藏文物古玩以宫廷内府为主,从中唐开始,士大夫多有博雅好古之人,收集古器物、鉴赏古字画的
风气逐渐在他们之间流行起来,到两宋而臻于极盛,发展成为一门学问,刊行了不少有关的专著。
这样一种高雅的艺术鉴赏活动,自然要求一个同样高雅的“淡泊、宁静”的环境,则亦非园林莫属。
两宋文人士大夫描写自己在园林中如何赏玩古器书画的诗文,也不在少数。
园中设琴台、墨池、笔溪这样一些景点,意在表明园主人对诗、书、琴艺和法帖的珍爱,并以之构成为园林造景内涵的雅趣。
琴
棋
书
画
宋代画家李迪
《风雨归牧图》
宋代园艺技术发达,花木的观赏较之唐代更普遍地进入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领域。
欧阳修、蔡襄、范成大等人,都亲自撰写“花谱”一类的书,反映了文人对花艺的热情。
文人的“花艺”能够与匠人的“花技”相结合。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北宋时,文人、画家咏赞描绘花木美姿已经很普遍了。
众芳摇落独暄妍,
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林和靖《咏梅》
此外,宋代已经能利用杂交之法培育出金鱼,于是,玩赏金鱼遂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雅趣,而最适合这种雅事
的场所也是园林。
到南宋时,民间和宫廷的园林中已多有金鱼池的建置。
诸如此类的情况,即足以说明以琴、棋、书、画、品茶、文玩鉴赏、花鱼鉴赏等为主要内容的文人精神生活与园
林的密切关系。
前者以后者作为理想的活动场所,而后者正是前者的最合适的载体。
综上所述,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把园林推向了成熟的境地,同时也促成了造园的繁荣局面,乃属势之必然。
两宋各地造园活动的兴盛情况,见诸文献记载的不胜枚举。以北宋东京为例,有关文献所登录的私家、皇家园林的名字就有一百五十余个,名不见经传的想来也不少。此外还有许多寺观园林、官司衙署园林、公共园林、茶楼酒肆附设的园林,甚至不起眼的小酒店亦置“花竹扶疏”的小庭院以招揽顾客。
东京园林之多,无异于花园城市。南宋都城临安紧邻风景优美的西湖及其周围的群山,皇家占地兴造御苑,寺庙建造园林,而私家园林更是精华荟萃。
第二节东京、临安
东京原为唐代的汴州。五代时,后梁、后晋、后周先后建都于此地。北宋王朝亦以此地为都,直到宋钦宗时因金
人入侵而南迁,历时共168年。
东京地处中州大平原,虽然水陆交通很方便,具有经济上的优势,却无险可守。
宋太祖有鉴于此,一方面屯驻重兵加强防卫;另一方面以洛阳为西京,大体上类似唐代的两京制,形成“太平则
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的格局。
东京的规划沿袭北魏、隋唐以来的皇都模式,但城市的内容和功能已经全然不同,由单纯的政治中心演变为商业
兼政治中心。
北宋中期以后为了适应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取消包围坊里和市场的围墙,把若干街巷组织为一“厢”,每
厢再分为若干“坊”。
城内的主要街道是通向城门的各条大街,都很宽阔。住宅和店铺均面临街道建造,汉唐以来传统的封闭坊里制已
名存实亡。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些街道已成为各行各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内城、外城的主要街道除天街外几乎都是
商业大街。
城的东北、东南和西部的主要街道附近的商业区尤为繁华,商店、茶楼、酒肆、瓦子等鳞次栉比,大相国寺内的
庙市可容纳近万人。
五丈河、金水河、汴河,蔡河,贯穿城内,连接江淮水运,更促进了物资交流和商业繁荣。
由于城市人烟稠密,用地紧张,沿热闹街市的铺面房屋多为二三层的,尤以酒店为多,故又叫做酒楼。
为了防火,城内分布着若干座望火楼作为火警观察哨。
另在各坊巷设置军巡铺屋,以便随时巡回救火,维持治安。
尽管东京已演变为商业化的街巷制,城市规划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总体布局依然保持着北魏、隋唐以来的以宫
城为中心的分区规划结构形式。
临安的前身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的都城,宋室南迁,作为“行在”。
临安濒临钱塘江、连接大运河,水陆交通非常方便,不仅是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会。 南宋建都之初,政局不稳,一切沿袭原杭州的规模,无甚重大建设可言。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与金朝媾和之
后,偏安局势趋于稳定,立即着手开展城市的改造和扩建工作。
临安的城市改造和建设,包括政治和经济双重内涵。
政治上要求按首都规格,将原来地方建制的治所城市,改造成为一代国都城市。
经济上则随着当时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将原来地区性的商业都会扩展为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城市。
双重改造,重在经济,这是推动城市规划制度变革的关键,也是临安的都城建设不同于以往都城建设之以政治为
主导的一个最大特点。
临安是在吴越和北宋杭州的基础上,增筑内城和外城的东南部,加以扩大而成的。
内城即皇城,位于外城之南、北宋杭州州治旧址的凤凰山。
皇城之内为宫城即大内,直到南宋末年才全部建成。
宫城包括宫廷区和苑林区。
衙署集中在宫城外的南仓大街附近,经过皇城的北门朝天门与外城的御街连接。虽然仍保持着御街¡ª¡ª衙署
区¡ª¡ª大内的传统皇都规划的中轴线格局,但限于具体的地形已不成规整的形式。
在方向上亦反其道而行。这是由于适应于复杂的地形条件而采取的变通办法,当时称之为“倒骑龙”。
外城的规划采取新的市坊规划制度,着重于城市经济性的分区结构。
自朝天门直达众安桥的御街中段两侧的大片地带,均划作中心综合商业区。御街南段与衙署区相对应之通江桥东、
西地段,则充作官府商业区。
这两个商业区在城市中所处位置都很重要,后者甚至与衙署区并列,足见经济因素对临安城改造规划的巨大影响。 此外,手工业、商业网点、仓库、学校以及居住区等都穿插分布于外城各街巷,已见不到早先的坊里制的痕迹了。 临安城西紧邻着山青水秀的西湖风景区,历来就是一座风景城市。
西湖在古代原为钱塘江入海的湾口处由泥沙淤积而形成的“泻湖”,秦汉时叫做武林水,唐代改称钱塘湖,又以
“其地负会城之西,故通称西湖”。
东晋、隋唐以来,佛寺、道观陆续围绕西湖建置,地方官府对西湖也不断疏浚、整治。
唐代,李泌任杭州刺史时曾开凿六井,兴修水利;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内主持筑堤保湖、蓄水溉田的工程,同时
还大量植树造林,修造亭、阁以点缀风景。
杭州因此而成为“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的闻名全国的风景城市了。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仍,东南地区的吴越国政权却维持了百余年的安定太平局面。
吴越国建都杭州,对西湖又进行了规模颇大的风景建设,置军士千人专门疏浚西湖,名“撩湖兵”。疏通涌金池,
把西湖与南运河联系起来。
北宋废撩湖兵,历任的地方官都对西湖作过整治,其中成效最大的当推苏轼。
元佑四年(公元10年) ,苏轼第二次知杭州时,西湖¡©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
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
为此,他采取了根治的措施:用20万个民工把湖上的葑草打撩干净,并用葑草和淤泥筑起一条长三里的大堤,沟通南北交通。堤上遍植桃柳以保护堤岸,后人把它叫做“苏堤”。
苏堤
在湖中建石塔三座,塔以内的水面一律不许种植,塔以外则让百姓改种菱茭,从而彻底改变了湖面葑积的状况。
同时又浚茆山、盐桥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
南宋以杭州为行都,又对西湖作更进一步的整治,因而“湖山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摹写”。
著名的"西湖十景",南宋时就已形成了。
附: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之苏堤春晓
北宋元祐五年(1090),苏轼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以湖泥筑成长堤,后世称苏堤,全长2.8公里,堤上建有六桥。沿堤栽有杨柳、芙蓉、碧桃、海棠等40多个品种。苏堤风光旖旎,晴、雨、阴、雪各有情趣,四时美景也不同,尤以春天清晨赏景最佳,绿杨拂岸,艳桃灼灼,晓日照堤,春色如画,故有“苏堤春晓”之美名。
苏堤春晓自南宋以来一直居西湖十景之首。明人李攀龙诗曰“桃红柳绿竞春天,澹点烟波倚岸妍。画舫停桡观翠袖,长堤勒马踏晴烟。花朝曾问西冷浪,谷雨重登锦坞巅。纵目楼台穷眺望,万山争列酒杯前。”
西湖十景之断桥残雪
断桥位于白堤东端,南宋时又名段家桥。桥畔有“云水光中”水榭和断桥残雪碑亭。断桥残雪景观内涵一般指冬日雪后,桥的阳面冰雪消融,但阴面仍有残雪似银,从高处眺望,桥似断非断。伫立桥头,放眼四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是欣赏西湖雪景之佳地。
西湖十景之雷峰夕照
塔通高71米,其中台基高9.8米,塔身高45.8米,塔刹高16.10米,由上至下分别为:塔刹、天宫、五层、四层、三层、二层、暗层、底层、台基二层、台基底层。夕照亭高45米,是康熙当年题额的御书亭和御碑亭所在,向东可与雷峰新塔两两相望。
西湖十景之柳浪闻莺
位于西湖东南岸,清波门处。南宋时为帝王御花园,称聚景园。柳型各具特色:柳丝飘动似贵妃醉酒,称“醉柳”;
枝叶繁茂如狮头,称“狮柳”;远眺象少女浣纱,称“浣纱柳”等。有柳洲之名。其间黄莺飞舞,竞相啼鸣,故有“柳浪闻莺”之称。
西湖十景之南屏晚钟
净慈寺,位于西湖南岸南屏山慧日峰下,吴越始建,称“永明禅院”,饱经沧桑。为歇山顶三重檐两层建筑,上层悬大梵钟,下层为净慈寺地藏殿。大梵钟高3米,口径2.3米,重10余吨。净慈寺晚钟鸣响,回声在山间、林樾悠扬飘荡,悠扬的钟声重新回荡。
西湖十景之曲院风荷
宋代洪春桥畔有一处官家酿酒作坊,坊内与金沙涧相通的池塘种满了荷花,每逢夏日熏风吹拂,荷香与酒香四溢,令人陶醉,人们称之为“麯院荷风”。康熙游湖时御书西湖十景碑,便将“麯”字改成为“曲”,易“荷风”为“风荷”,“曲院风荷”的景名便由此沿用至今。
西湖十景之双峰插云
当群山云雾迷漫时,两峰时露双尖,宛如峰插云霄,尤在雨后或阴翳多云天气,白云或浓或淡,一片朦胧。如一幅壮观的水墨淋漓而浓淡有致的山水画卷展现在面前。故名“两峰插云”。清康熙皇帝游此,改为“双峰插云”。西湖十景之花港观鱼
花家山麓有一小溪,流经此处注入西湖。因沿溪多栽花木,常有落英飘落溪中,故名“花港”。南宋内侍卢允升曾在此建宅卜居,莳花养鱼,构筑园林,渐成规模。花港观鱼的史称,源出南宋宫廷画师马远所作西湖山水画的画题。
西湖十景之平湖秋月
平湖秋月位于白堤西端,背倚孤山,面临外湖。唐代建有望湖亭,明代又增龙王祠,清康熙年间定名平湖秋月,为西湖十景之一。
宋王洧《平湖秋月》诗云:“万顷寒光一夕铺,水轮行处片云无,鹫峰遥度西风冷,桂子纷纷点玉壶。”每当清秋气爽。湖面平静如镜,皓洁的秋月当空,月光与湖水交相辉映,颇有“一色湖光万顷秋”之感,故在湖畔立碑,题名“平湖秋月”。“湖天一碧楼”联曰: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
西湖十景之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西湖十景之一,位于西湖中部偏南,与湖心亭、阮公墩鼎足而立合称“湖中三岛”,犹如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蓬莱三岛,故又称小瀛洲。
南湖中建成有三座石塔,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五个等距离圆洞,若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印入湖面,呈现许多月亮,真月和假月其影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故得名“三潭印月”。
第三节宋代的皇家园林
宋代的皇家园林集中在东京和临安两地,若论园林的规模和造园的气魄,远不如隋唐,但规划设计的精致则过之。 园林的内容比之隋唐较少皇家气派,更多地接近于私家园林,南宋皇帝就经常把行宫御苑赏赐臣下或者把臣下的私园收归皇室作为御苑。
东京
东京的皇家园林只有大内御苑和行宫御苑。
属于前者的为后苑、延福宫、艮岳三处,属于后者的分布在城内外,城内有景华苑等处,城外计有琼林苑、宜春
园、玉津园、金明池、瑞圣园、牧苑等处。
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北宋初年建成的“东京四苑”¡ª¡ª琼林苑、玉津园、金明池、宜春苑,以及宋徽宗时建成的延福宫和艮岳。
艮岳
宋徽宗赵佶笃信道教,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于宫城之东北建道观“上清宝箓宫”,与延福宫之东门相对。 后又听信道士之言,谓在京城内筑山则皇帝必多子嗣,乃于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ÓÚÉÏÆåª¦¸‚¸¬Ö®¶«ÖþȼÏ
óÓ¹»Ö®«ïºÊȼ£¬¹ÄÔºÍòÊêɼ£¬»È³É·÷ÂûÔºòÞÔ¿¡ª。因其在宫城之东北面,按八卦的方位,以¡©艮”名之。 筑山同时凿池引水,又建造亭阁楼观、栽植奇花异树。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不断经营,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终
于建成这座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
园门的匾额题名“华阳”,故又称“华阳宫”。
它的规模并不算太大,但在造园艺术方面的成就却远迈前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艮岳的建园工作由宋徽宗亲自参与。徽宗精于书画,是一位素养极高的艺术家。
具体主持修建工程的宦官梁师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属”。
此二人珠联璧合,则艮岳之具有浓郁的文人园林意趣,自是不言而喻。
建园之先经过周详的规划设计,然后制成图纸。
徽宗经营此园,不惜花费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为了广泛搜求江南的石料和花木,特设专门机构“应奉局”于
平江(今苏州),委派朱勔主管应奉局及“花石纲”事务。
¡©·Ù¡ªÊÆÊδöÊ®Á«ÔÊÉäºóÎïµÃ¬éÖ¯£¬Ç«¸ö·ôµ×´ÓÊ®Á«ÔÊÍõ½©É¦µÃºóÎï¶»Òª¼øÐЪ¬é£¬Òº¬éμ֮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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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陆运﹑水运各项物资大都编组为“纲”。如运马者称“马纲”﹐运米的称“米饷纲”﹐马以五十匹为一纲﹐
米以一万石为一纲。
宋徽宗赵佶政治上极端,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他酷爱花石,最初,蔡京取江浙花石进呈,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他主持苏杭应奉局,专门索求奇花异石等物,运往东京开封。这些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故称花石纲。
当时指挥花石纲的有杭州“造作局”,苏州“应奉局”等,奉皇上之命对东南地区的珍奇文物进行搜刮。由于花石船队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要供应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甚至为了让船队通过,拆毁桥梁,凿坏城郭。因此往往让江南百姓苦不堪言,《宋史》有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20年”。
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
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
艮岳建成四年,金兵攻陷东京城。
一代名园,自此沦于衰败。
《艮岳记》(宋徽宗)、《华阳宫记》、《艮岳百咏诗》、《艮岳记》(张昊)、《枫窗小牍》、《宋史¡¤地
理志》
艮岳属于大内御苑的一个相对的部分,建园的目的主要是以山水之景而“放怀适情,游心赏玩”。
建筑物均为游赏性的,没有朝会、仪典或居住的建筑。
园林的东半部以山为主,西半部以水为主,大体上成“左山右水”的格局,山体从北、东、南三面包围着水体。 北面为主山“万岁山”,先是用土堆筑而成,大轮廓体型模仿杭州凤凰山,主峰是全园的最高点,上建“介亭”。 万岁山乃是先筑土、后加上石料堆叠而成为大型的土石山。
万岁山的西面隔溪涧为侧岭“万松岭”,上
建巢云亭,与主峰之介亭东西呼应成对景。
万岁山的东南面,小山横亘二里名“芙蓉城”,仿佛前者的余脉。
水体南面为稍低的次山“寿山”又名南山,双峰并峙,山上建噰噰亭,山北麓建绛霄楼。
从园的西北角引来景龙江之水,河道入园后扩为一个小型水池名“曲江”,可能是摹拟唐长安的曲江池。
池中筑岛,岛上建蓬莱堂。然后折而西南,名曰回溪,沿河道两岸建置建筑物,河道至万岁山东北麓分为两股。 一股绕过万松岭,注入凤池;另一股沿寿山(?)与万松岭之间的峡谷南流入山涧,“水出石口,喷薄飞注如兽
面”,名叫白龙沜、濯龙峡,旁建蟠秀、练光、跨云诸亭。
涧水出峡谷南流入方形水池“大方沼”,池中筑二岛,东曰芦渚,上建浮阳亭,西曰梅渚,上建雪浪亭。
大方沼“沼水西流为凤池,东出为研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馆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
雁(研)池是园内最大的一个水池,雁池之水从东南角流出园外,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
艮岳的西部靠南另有两处园中之园:药寮、西庄。
前者种植¡©参术、杞菊、黄精、芎 ,被山弥坞¡ª;后者种植“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筑室若农
家,故名西庄”,也作为皇帝的籍田。
藉田:古代吉礼的一种。即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源自原始社会,春初部落长带头
耕种,然后才开始大规模春耕生产的古俗。
它是“祈年”(祈求丰收)的礼俗之一。又称“亲耕”。寓有重视农耕之意,自周、汉以下,各代多行之,然并非每年举行,亦有废而不举行者。
这座历史上著名的人工山水园的园林景观十分丰富,有以建筑点缀为主的,有以山、水、花木而成景的。现表述如下:
筑山
园林的筑山之摹拟凤凰山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做法,其重要在于它的独特构思和精心经营。
完整山系假山用石
山道
石景
山洞
瀑布
置石
经过优选的石料千姿百态,故艮岳大量运用石的单块“特置”。
艮岳则无论石的特置或者叠石为山,其规模均为当时之最大者而且反映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为了安全运输巨型太湖石,还创造了以麻筋杂泥堵洞之法。
理水
园内形成一套完整的水系,它几乎包罗了内陆天然水体的全部形态:河、沼、溪、涧、瀑、潭等的缩影。
水系与山系配合而形成山嵌水抱的态势,这种态势是大自然界山水成景的最理想的地貌的概括,也符合于堪舆学
说的上好风水条件。
后世画论所谓“山脉之通按其水径,水道之达理其山形”的画理,在良岳的山水关系的处理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植物配置
园内植物已知的共数十个品种。
包括乔木、灌木、果树、藤本植物、水生植物、药用植物、草本花卉、木本花卉以及农作物等,其中不少是从南
方引种驯化的。
植物的配置方式有孤植、丛植、混交,大量的则是成片栽植。
园内按景分区,许多景区、景点都是以植物之景为主题。
林间放养珍禽奇兽,艮岳蓄养禽鸟之多,无异于一座天然动物园。
园内“亭堂楼馆,不可殚纪”,集中为大约40处,几乎包罗了当时的全部建筑形式。
其中如书馆“内方外圆如半月”,八仙馆“屋圆如规”等都是比较特殊的。
建筑的布局除少数满足特殊的功能要求,绝大部分均从造景的需要出发,充分发挥其“点景”和“观景”的作用。 山顶制高点和岛上多建亭,水畔多建台、榭,山坡及平地多建楼阁。
艮岳称得起是一座叠山、理水、花木、建筑完美结合的具有浓郁诗情画意而较少皇家气派的人工山水园,它代表着宋代皇家园林的风格特征和宫廷造园艺术的最高水平。
它把大自然生态环境和各地的山水风景加以高度的概括、提炼、典型化而缩移摹写。建筑发挥重要的成景作用,但就园林的总体而言则又是从属于自然景观。
金明池
这是一座以水为主的园林,位于东京城新郑门外干道之北,本为前朝开凿的教习水军之处。
北宋末兴建殿宇,进行绿化,成为一座戏水园林,每年在此举行龙舟竞赛、夺标表演,皇帝亲临观看。园中建筑不多,仅在池南建有宝津楼群组,楼南为宴殿,宴殿旁有射殿、临水殿。池中有一组圆形建筑为水心殿。
张择端所绘之《金明池夺标图》是对金明池的真实写照。
图为依据考古发掘的遗迹和史料记载微缩复原的北宋皇家花园--金明池全貌。
临安的皇家园林也像北宋东京一样,均为大内御苑和行宫御苑。
大内御苑只有一处,即宫城的苑林区¡ª¡ª后苑。
行宫御苑很多,德寿宫和樱桃园在外城,大部分则分布在西湖风景优美的地段,较大的如:湖北岸的集芳园、玉壶园,湖东岸的聚景园,湖南岸的屏山园、南园,湖中小孤山上的延祥园、琼华园、三天竺的下天竺御园,北山的梅冈园、桐木园等处。其余的分布在城南郊钱塘江畔和东郊的风景地带,如玉津园、富景园等。
后苑
即宫城北半部的苑林区,位置大约在凤凰山的西北部,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山地园。
这里地势高爽,能迎受钱塘江的江风,小气候比杭州的其他地方凉爽得多。地形旷奥兼备,视野广阔,故为宫中
避暑之地。
山下人工开凿的“小西湖”,由一条长一百八十余开间的爬山游廊¡©锦胭廊”与山上的宫殿相连系。
一些丛植的花木均加以命名,而且颇有意境。建筑物布置疏朗,大部分是小体量的如亭、榭之类,一般都按周围的不同的植物景观特色而分别加以命名。此外,尚有专门栽植的一种花木的小园林和景区,如:小桃园、杏坞、梅岗、瑶圃、柏木园等,这都是仿效东京艮岳的做法。
宋代皇家园林的特点:
一宋代皇家园林的规模既远不如唐代之大,也没有唐代那样远离都城的离宫御苑。
二但在规划设计上则更精密细致,比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最少皇家气派,更多地接近民间私家园林。
第四节宋代的私家园林
中原和江南是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又相继为北宋和南宋政权的政治中心之所在地。私家园林的兴盛自不待言,见于文献记载比较多的,中原有洛阳、东京两地,江南有临安、吴兴、平江(苏州)等地。
中原
中原的私家园林,可举洛阳为代表。
洛阳是汉唐旧都,为历代名园芸萃之地。北宋以洛阳为西京,公卿贵戚兴建的邸宅、园林当不在少数,足以代表
中原地区私家园林的一般情形。
宋人李格非写了一篇《洛阳名园记》,记述他所亲历的比较名重于当时的园林19处,大多数是利用唐代废园的基
址,其中18处为私家园林。
属于宅园性质的有6处:富郑公园、环溪、湖园、苗帅园、赵韩王园、大字寺园;
属于单独建置的游憩园性质的有10处: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独乐园、刘氏园、丛春园、松岛、水北胡氏园、东
园、紫金台张氏园、吕文穆园;
属于以培植花卉为主的花园性质的有两处:归仁园、李氏仁丰园。
《洛阳名园记》是有关北宋私家园林的一篇重要文献,对所记诸园的总体布局以及山池、花木、建筑所构成的园
林景观描写具体而翔实,可视为北宋中原私家园林的代表。
富郑公园
此园为宋仁宗、神宗两朝宰相富弼的宅园,也是洛阳少数几处不利用旧址而新建的私园之一。
全园大致分为北、南两个景区。北区包括具有四个山洞的土山及其北的竹林,南区包括大水池、池东的平地和池
南的土山。北区比较幽静,南区则以开朗的景观取胜。
环溪
环溪是宣徽南院使王拱辰的宅园,它的总体布局很别致:南、北开凿两个水池,在这两个水池的东、西两端各以
小溪连接,形成水环绕着当中的一块大洲的局面,故名“环溪”。主要建筑物均集中在大洲上。此园的特点是以水景和园外借景取胜。
根据《洛阳名园记》的记载,可看出宋代洛阳私家园林的特点:
一、除依附于邸宅的宅园之外,单独建置的游憩园占大多数。无论前者或后者,一般都定期向市民开放,主要是
供公卿士大夫们进行宴集、游赏等活动。园内一般均有较广阔的群众性的回旋余地,又多有宏大的堂、榭。 二、洛阳的私家园林都以莳栽花木著称;有大片树林而成景的林景,如竹林、梅林、桃林、松柏林等,尤以竹林
为多。另外,在园中划出一定区域作为“圃”,栽植花卉、药材、果蔬。
某些游憩园的花木特别多,以花木成景取胜,相对而言山池、建筑之景仅作为陪衬。
三、所记诸园都没有谈到用石堆叠假山的情况,足见当时中原私家园林的筑山仍以土山为主,仅在特殊需要的地
方如构筑洞穴时掺以少许石料,一般少用甚至不用。
四、园内建筑形象丰富,但数量不多,布局疏朗。园中筑“台¡ª,有的作为园景之点缀,有的则是登高俯瞰园
景和观赏园外借景之用。建筑物的命名均能点出该处景观的特色,而且有一定的意境含蕴。
江南
正当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仍的时候,江南的钱氏地方政权建立的吴越国却一直维持着安定承平的局面。因而直到北宋时,江南的经济、文化都得以保持着历久发展不衰的势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原。宋室南渡,偏安江左,江南遂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私家园林之兴盛,自不待言。
临安作为南宋的“行在”和江南的最大的城市,西邻西湖及其三面环抱的群山,东临钱塘江,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有美丽的湖山胜境。这些都为民间造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因而自公元1141年以来,临安私家园林的盛况比之北宋的东京和洛阳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种文献中所提到的私园名字总计约近百处之多。
它们大多数分布在西湖一带,其余在城内和城东南郊的钱塘江畔。
吴兴即今湖州,是江南的主要城市之一,靠近富饶的太湖,“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后秀安僖王
府第在焉,尤为盛观。城中二溪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
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中有“吴兴园圃”一段,后人别出单行本《吴兴园林记》,记述他亲身游历过的吴兴园
林36处。
平江即今苏州,自唐以来,就是一座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城市。
平江位于物产丰饶的江南平原,靠近太湖,大运河环绕城外西、南二里,西北达东京,东南通临安,扼南北交通
之要道,水陆交通均很方便。
平江城的平面为长方形,城内街道横平竖直,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街道相交为十字或丁字形。
城内交通的特点是安排了水道的干线和分渠,大多数分渠采取东西方向,构成与街道相辅的交通网,使住宅、商
店、作坊都是前街后河。
河道出入城墙的地方建有七座水门和闸,城内外共有大小桥梁三百余座,是江南的典型水乡城市。
平江交通方便、经济繁荣、文化也很发达,加之气候温和、风景秀丽,花木易于生长,附近有太湖石、黄石等造
园用石的产地,为经营园林提供优越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
大批官僚、地主、富商、文人定居于此,竞相修造园、宅以自娱。
它们主要分布在城内、石湖、尧峰山、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一带,包括宅园、游憩园和别墅园。
沧浪亭在平江城南,据园主人苏舜钦自撰的《沧浪亭记》:北宋庆历年间,因获罪罢官,旅居苏州。以四万钱购得城南废园,据说是吴越国中吴军节度使孙承佑别墅废址,“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
废园的山池地貌依然保留原状,乃在北边的小山上构筑一亭,名沧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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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死后,此园屡易其主。元、明废为僧寺,以后又恢复为园林,并迭经改建,至今仍为苏州名园之一。附:苏州沧浪亭
沧浪亭位于苏州城南沧浪亭街,是现存苏州最古的园林。
傍水构亭名“沧浪”,取《孟子«离娄》和《楚辞》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作《沧浪亭记》,自号“沧浪翁”。
沧浪亭面积约16.5亩,为苏州大型园林之一,具有宋代造园风格,是写意山水园的范例。
沧浪亭造园艺术与众不同,未进园门便见一泓绿水绕于园外,漫步过桥,始得入内。园内以山石为主景,迎面一座土山,隆然高耸。山上幽竹纤纤、古木森森,山顶上便是翼然凌空的沧浪石亭。
山下凿有水池,山水之间以一条曲折的复廊相连,廊中砌有花窗漏阁,穿行廊上,可见山水隐隐迢迢。
假山东南部的明道堂是园林的主建筑,与明道堂东西相对的是五百名贤祠。
园中最南部的是建在假山洞屋之上的看山楼,看山楼北面是翠玲珑馆,再折而向北到仰止亭,出仰止亭可到御碑亭。
园以清幽古朴见长,富有山林野趣。池水萦回,古亭翼然,轩榭复廊,古树名木,内外融为一体,在苏州众多园林中独树一帜。
沧浪亭除了以山、水见长外,花窗之多堪称一绝。据说一百零八式花窗散布全园,这些花窗构思独特,制作精巧,以窗衬景,成为园林花窗的典范。
文人园林的兴盛
文人园林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兴起于唐代。到宋代,它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一股巨大潮流,占着士流园林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影响及于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
宋代文人园林的风格,较之唐代已经更为成熟,风格的表现也更为明显。
《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六论宋代私园之“有藏歌贮舞流连光景者,有旷志怡神蜉蝣尘外者,有澄想遐观运量宇宙
而游牧其寄焉者”。
看来,前者显然着重在生活之享受;后两者多少寓有魏晋南北朝以来一脉相承的隐逸思想和显而易见的文人的精神寄托,即属于文人园林风格的范畴。
宋代文人园林的风格特点大致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四个方面:
1 简远
简远即景象简约而意境深远,这是对大自然风致的提炼与概括,也是创作方法趋向写意的表征。
一方面是景象的简约,另一方面则是景题的“诗化”,其创造的意境比之唐代园林更为深远而耐人寻味了。
2 疏朗
园内景物的数量不求其多,因而园林的整体性强,不流于琐碎。
就园林总体而言,虚处大于实处。正由于造园诸要素特别是建筑布局之着眼于疏,园林景观乃益见其开朗。
3 雅致
追求不同于流俗的高蹈、沉湎隐逸的雅趣成了逃避现实的唯一的精神寄托。
抒发文人士大夫的脱俗和孤芳自赏的情趣,也是园林雅致特点的一个主要方面。
4 天然
宋代私园所具有的天然之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力求园林本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契合,二、园林内部的成景以植物为主要内容。
园林选址很重视因山就水、利用原始地貌,园内建筑更注意收纳、摄取园外之¡©借景¡ª,使得园内园外两相结合而浑然一体。文献中常提到园中多有高出于树梢的台,多半即为观赏园外借景而建置的。
竹林、梅林和桃林
上述四个特点是文人的艺术趣味在园林中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国古典园林体系的四个基本特点的外延。文人园林在宋代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园林艺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升华。
宋代文化发展之登峰造极、文人广泛参与造园活动,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特殊因素,固然为此次升华创造了条件,而当时佛教禅宗的兴盛、隐逸思想的转变,以及艺坛出现的某些情况,也是促成文人园林风格异军突起的契机。
宋代禅宗的兴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广,在当时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认真与禅僧来往、参悟禅理
的,主要还是文人土大夫这个知识阶层。
因此,禅的思想和哲理也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传媒而影响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也通过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
趣而渗透于文人园林的创作之中。
完全中国化了的禅宗与大自然山水风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禅宗寺院大多建置在山水风景优美的地方,禅僧于
山水风景之美也具备很高的鉴赏品位,经常用山水花木等大自然景物和景象来比拟禅境,启发悟性。
禅宗倡导¡©梵我合一¡ª之说,认为主体与客体本来是不可分割的。在禅僧看来,自然之境与禅境并无二致,作
为第二自然的园林也就无异于禅境的恰当载体了。
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禅悦¡ª之风遂盛极一时,而且往往与园居之风联系在一起,禅悦之趣与园居之乐越来越多
地共同熔铸于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间,园林也就成为除寺院以外的参悟禅宗哲理的场所了。
因此,文人的造园活动必然要受到后者的潜移默化,宋代园林的创作方法之向写意的转化,文人园林风格的四个
特点的形成,都与禅宗的潜移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宋代,仕与隐构成了文人士大夫的双重人格,¡©ÒþÓÚÔ©¡ªÒÑÅÕªéΪʾÈÊÂÆÊõ¼ÓÊÜ¡£Í¨¸ýÔ©½ÓÉöºîÃܸºÔÚÒº¶¨³Ì¶ÈÉϳåµÊÊÓëÒþµÃ¬¶Ü¡¢À¼÷ÊÊÓëÒþµÃ½À룬ÈóÖÀ¾ÉÒÔ©ÑÀ¼Õß¼®¹ÏÅð¿´¶ø´ïµ¼¡©ÊÊÒþÅëÒº¡ªµÃ½«Èñ½³¼ç¡£
文人士大夫的“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患意识,通过“隐于园”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失衡的心理也
得以多少趋于平衡。
传统隐逸思想的转变,再结合于两宋士人心目中日益缩小的宇宙世界、文化的转向内在开掘和精微细腻,从而又
出现了把园林与“壶中天地”、“须弥芥子”的美学概念联系起来的所谓“壶天之隐”。
“壶中天地”语出《后汉书》费长房的故事。
费长房,汝南人,曾为市椽。有老翁卖药于市,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翁曰:“子明日更来。”长房旦日果往,翁乃与俱入壶中。但见玉堂广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翁嘱不可与人言。后乃就长房楼上曰:“我仙人也。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使十人扛之,犹不能举。翁笑而以一指提上。视器如有一升许,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长房心欲求道,而念家人为忧。翁知,乃断一青竹,使悬之舍后。家人见之,长房也。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殓之。长房立其傍,而众莫之见。于是随翁入山,践荆棘。于群虎之中,留使独处,长房亦不恐。又卧长房于空室,以朽索悬万斤石于其上,众蛇竞来啮索,欲断,长房亦不移。翁还抚之曰:“子可教也。”
复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秽特甚。长房意恶之。翁曰:“子几得道,恨于此不成奈何?”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顷刻至矣。至当以杖投葛陂中。”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
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家人谓其死久,惊讶不信。长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发冢剖杖棺,犹存焉。
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又尝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鲊,须臾还,乃饭。桓景尝学于长房。一日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灾,可作绛囊盛茱萸系臂上,登高山,饮菊花酒,祸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牛羊鸡犬皆暴。
须弥芥子
“须弥”一词原是梵文音译,相传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在佛经中也称为“曼陀罗”。同时这个须弥山在佛教中极具意义,它又称须弥楼、曼陀罗,是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名山。据佛教观念,它是诸山之王,世界的中心,为佛家的宇宙观。而“芥子”是芥菜的种子,有白、黄、黑之品种。芥子,极其微小。“须弥芥子”,言偌大的须弥山纳于芥子之中,暗喻佛法之精妙,无处不在。
壶中天地源出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宋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封闭的、精美的、缩微的园林天地的象征。在这个天地里面,既避开了尘世的扰攘,却仍然能享受着人间的清福,再也看不到古代隐士的那种认真的进取求志、放言反抗的精神了。
宋代士人的所谓隐逸,已更多地成为园林的一种情调,一种审美趣味的追求;而文人园林的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则正是这种情调和追求的最恰当的表征。
“壶天之隐”
——封闭的、精美的、缩微的园林天地的象征。后来“壶天”一直被悬为文人的造园艺术所欲达到的理想境界,甚至把它作为工巧细致的文人园林的代称。
文人画是出自文人之手的抒情表意之作,其风格的特点在于讲求意境而不拘泥细节描绘,强调对客体的神似更甚
于形似。
文人园林的兴盛及其风格的成熟是文人广泛参与园林规划的结果。
宋代文人园林的四个特点与文人画的风格特点有某些类似之处,文人所写的“画论”可以引为指导园林创作的“园论”,园林的诗情正是当代文人诗词风骨的复现,园林的意境与文人画的意境异曲同工,诗词、绘画之以园林作为描写对象的屡见不鲜。
诸如此类的现象,均足以说明文人画与文人园林的同步兴盛,绝非偶然。
宋代艺术逐渐放弃外部拓展而转向开掘内部境界,在日益狭小的内部境界中纳入尽可能丰富的内涵。能于小中见大,藉芥蒂之微而感悟宇宙之广。影响及于园林,则造景更讲究缩移摹拟,于咫尺的物质环境内开拓出广大的精神世界,在有限的物境中创造为无限的意境。
另外,宋代各个艺术门类之间更广泛地互相借鉴、触类旁通的情况,也促成了文人园林的“诗化”和“画化”。
文人画的影响尤为突出,“园理”之中往往蕴含着“画理”和“文理”,而宋人的绘画和诗词以园林作为创作题材的也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诗、画艺术给予园林艺术的直接影响是显然的,而宋代所确立的独特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方法,对于文人园林的间
接浸润也不容忽视。
宋人的艺术创作轻形似、重精神,强调直写胸臆、个性之外化。
鉴赏方面,则由鉴赏者自觉地运用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想象力,去追溯、补充作家在构思联想时的内心感情
和哲理体验。形成以“意”求“意”的欣赏方式。
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方法在宋代的确立,乃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次美学思想的大变化和大开拓,它对于宋代园林艺术的潜移默化从而促进了文人园林的兴盛,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第五节宋代的寺观园林
佛教发展到宋代,内部各宗派开始融会、相互吸收而变异复合。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主要的宗派。禅宗势力尤大,不仅是流布甚广的宗教派别,而且还作为一种哲理渗透到社会思想意识的各方面,甚至与传统儒学相结合而产生新儒学¡ª¡ª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导力量。
禅宗早在中唐即已开始发展,入宋以后承晚唐“五家禅”的余风又以其独特的形式臻于兴盛。虽然宋代禅宗在宗
教思想和教理上并没有多少创新,但与唐代相比却有一个主要的不同之点,即大量的“灯录”和“语录”的出现。 灯录即传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载,譬如灯火相传,辗转不绝,所以叫“传灯录”。
灯录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文体,为禅宗首创。与僧传相比,它略于记行,详于记言;与语录相比,它撷
取语录之精要,又按照授受传承的世系编列,相当于史籍中的谱录。它实际上是禅宗思想史。
早期的禅宗,本来是提倡“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以“体认”、“参究”的方法来达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目的,不需要发表议论、也不藉助于文字著述。后来由于这种方法对宗教的传播不利,“禅”不能仅只是“参”、“悟”,而且要靠讲说和宣传。
于是,大量文字记载的“灯录”和“语录”便应运而出现了。它们标志着禅宗进一步汉化,也十分切合于文人士大夫的口味,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直接参与灯录的编写工作。这样,佛教就与文人士大夫在思想上沟通起来,反过来又促进了禅宗的盛行。
北宋初期,朝延一反后周斥佛毁寺的,对佛教给予保护。
僧、尼大量增加,寺院也相应地增加到4万所。寺院一般都拥有田地、山林,成为寺院地主,享有减免赋税和徭
役的,有的还经营第三产业。
南宋迁都临安,本来佛教势力就大的江南地区,随着政治中心的移来而较前更为隆盛,逐渐发展成为佛教禅宗的
中心,著名的“禅宗五山”都集中在江南地区。
佛寺建筑到宋代已经全部汉化,佛寺园林世俗化的倾向也更为明显。随着禅宗与文人士大夫在思想上的沟通,儒、佛的合流,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盛行禅悦之风,另一方面禅宗僧侣也日益文人化。许多禅僧都擅长书画诗酒风流,以文会友,经常与文人交往。文人园林的趣味也就会更广泛地渗透到佛寺的造园活动中,从而使得佛寺园林由世俗化而更进一步地“文人化”。
宋代佛寺园林的发展,与文人士大夫的关系主为密切。文人经常与禅僧交往、酬唱,而佛寺园林便是这种交往、酬唱的最理想的场所。在交往中,文人的诗画情趣必然会受到禅趣的濡染,也必然会通过他们的审美意识而影响佛寺园林的规划设计。
扬州的平山堂由欧阳修主持修造并为之题写匾额,同时也是一处佛寺园林。书画家米芾曾为鹤林寺题写“城市山
林”的匾额,足见此寺园林气氛之浓郁。后来,人们便以“城市山林”作为城市私家园林的代称。
道教从它创立的时候起,便不断吸收佛教的教义内容、摹仿佛教的仪典制度。宋代继承唐代儒、道、释三教共尊
的传统更加以发展为儒、道、释互相融汇,道教更向佛教靠拢。
道观建筑的形制受到禅宗伽蓝七堂之制的影响而成为传统的一正两厢的多进院落格局,亦属势之必然。
伽蓝七堂(和书上不同)
伽蓝,意译众园。又称僧园、僧院。原意指僧众所居之园林,然一般用以称僧侣所居之寺院、堂舍。直至后世,一所伽蓝之完成,须具备七种建筑物,特称伽蓝七堂。七堂之名称或配置,因时代或宗派之异而有所不同。通常皆为南面建筑,就以研究学问为主之寺院而言,须具有塔(安置佛舍利)、金堂(又称佛殿,安置本尊佛。与塔共为伽蓝之中心建筑)、讲堂(讲经之厅堂)、钟楼(俗称钟撞堂,为悬挂洪钟之所在)、藏经楼(一作经堂,为藏经图书馆)、僧房(又作僧坊,即僧众宿舍。分布于讲堂东西北三面,即三面僧房)和食堂(又称斋堂)等。 道教逐渐出现分化的趋势。其中一种趋势便是向老庄靠拢,强调清净、空寂、恬适、无为的哲理,表现为高雅闲逸的文人士大夫情趣。
同时,一部分道士也像禅僧一样逐渐文人化,“羽士”、“女冠”经常出现在文人士大夫的社交活动圈里。相应
地道观园林由世俗化而进一步文人化,当然也是势之所趋了。
小知识:
“道士”之称始于汉代。但当时指称的范围较广,除东汉时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的信徒之外,方士、术士及一些道家也可以称为道士。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士之称甚至与对佛教僧侣的称谓相混。直到隋唐时期,道士及相应的称谓如道人、羽士、羽客、羽人、黄冠等,才逐渐成为道教神职人员的专称。随着女性入道的增多,也有了道姑、女道等称谓。但泛指道士时,也可以包括女道。
女冠,亦称“女黄冠”、女道士、道姑。女冠(道姑)释义:女道士。唐代女道士皆戴黄冠,因俗女子本无
冠,唯女道士有冠,故名。
寺观园林由世俗化进而达到文人化的境地,它们与私家园林之间的差异,除了尚保留着一点烘托佛国、仙界的功能之外,基本上已完全消失了。
两晋南北朝,僧侣和道士纷纷到远离城市的山水风景地带建置佛寺、道观,促成了全国范围内山水风景的首次大
开发。
宋代,佛教禅宗崛起,禅宗教义着重于现世的内心自我解脱,尤其注意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和从大
自然的陶冶欣赏中获得超悟。
禅僧的这种深邃玄远、纯静清雅的情操,使得他们更向往于远离城镇尘俗的幽谷深山。
道士讲究清静简寂,栖息山林有如闲云野鹤,当然也具有类似禅僧的情怀。
再加上僧道们的文人化的素养和对自然美的鉴赏能力,从而掀起了继两晋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在山野风景地带建置
寺观的高潮,客观上无异于对全国范围内的风景名胜区特别是山岳风景名胜区的再度大开发。
除了新开发建设的地区之外,过去已开发出来的,如传统的五岳和五镇、佛教的大小名山、道教的洞天福地等,
则设施更加完善,区域格局更为明确。
因此,宋代以寺观为主体的名山风景区的数量之多,远迈前代。如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这种风景名胜区在宋代大
体上已经建设成型,明以后开发建设的几乎是凤毛麟角了。
自唐、宋以来,“五镇奇观”一直与“五岳风光”齐名,所谓“五镇”即指: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西镇吴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
东镇沂山位于山东省临朐县,为“五镇”之首,古齐长城绵延山巅,犹以“石奇、谷翠”著称;南镇会稽山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为佛教、道教胜地;中镇霍山位于山西省霍州市,境内有华夏唯一现存的州级官衙霍州署,相传为唐朝开国元勋尉迟恭的帅府行辕;西镇吴山位于陕西省宝鸡县,为陕西第二名山,有“五峰挺秀”的美称;北镇医巫闾山位于辽宁省北宁市,山名在满族语里的意思是“翠绿的山”,为东北三大名山(另两山为千山、长白山)之首,其山形奇特,回环掩抱,有六重之多。
在这些风景名胜区内,寺观都要精心地经营园林、庭院绿化和周围的园林化环境。寺观作为风景点和原始型旅游
接待场所的作用,比之过去也得以更大地发挥。
南宋临安的西湖一带,是当时国内佛寺建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宗教建设与山水风景的开发相结合的比较有
代表性的地区。
东晋灵隐寺
隋唐时,各地僧侣游方慕名纷至沓来,一时围绕西湖南、北两山之寺庙林立。
吴越国昭庆寺、净慈寺
道教也在西湖留下了踪迹,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就曾在北山筑庐炼丹、建台开井。
到唐代,西湖之所以逐渐形成为风景名胜区,历来的地方官的整治建设固然是一个因素,寺观建置所起的作用也
不容忽视。
南宋时,在西湖之山水间大量兴建园林(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而佛寺兴建之多,也绝不亚于园林,此两者
遂成为西湖建筑的两大主要类型。
由于大量佛寺的建置,临安成了东南佛教胜地,前来朝山进香的香客络绎不绝。东南著名的佛教禅宗五山(刹),
有两处在西湖¡ª¡ª灵隐寺和净慈寺。
“五山”具体指的是:宁波天童山的景德寺、宁波阿育王山的广利寺、杭州灵隐山的灵隐寺、杭州径山的兴圣万
寿寺、杭州南屏山的净慈寺。
佛寺本身也就成了西湖风景区的重要景点。西湖风景因佛寺而成景的占着一定比重,而大多数的佛寺均有单独建
置的园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
杭州西湖集中荟萃寺观园林之多,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恐怕也是罕见的。
灵隐寺在北高峰下,为宋代禅宗五山的第二山。
灵隐寺位于杭州西湖灵隐山麓,处于西湖西部的飞来峰旁,离西湖不远。
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始建于东晋(公元326年),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当时印度僧人慧理来杭,看到这里山峰奇秀,以为是“仙灵所隐”,就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
后来济公在此出家,由于他游戏人间的故事家喻户晓,灵隐寺因此名闻遐迩。
灵隐寺的最前面是天王殿,上悬“云林禅寺”匾额,是清代康熙的手笔。
殿正中佛龛里坐着袒胸露腹的弥勒佛像。弥勒佛后壁佛龛里,站着神态庄严、手执降魔杵的韦驮菩萨,系由独块香樟木雕成,是南宋遗物。灵隐寺的大雄宝殿是单层、重檐、三叠的建筑,高达33.6米。
城市寺观园林的情况,《东京梦华录》记载甚详。《洛阳名园记》中提到一处,即洛阳城内的“天王院花园子”。
此园“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
北宋东京城内及附廓的许多寺观都有各自的园林,其中大多数在节日或一定时期内向市民开放,任人游览。 寺观的公共活动除宗教法会和定期的庙会之外,游园活动也是一项主要内容,因而这些园林多少具有类似城市公共园林的职能。
第六节宋代的其他园林
——城市公共园林
宋代城市公共园林的情况,可举东京、临安为例。
北宋的东京,地势比较低湿,城内外散布着许多池沼,这些池沼大多数均由出资在池中植菰、蒲、荷花,沿
岸植柳树,并在池畔建置亭桥台榭相峙,因而都成为东京居民的游览地,相当于公共园林。
东京的城市街道绿化也很出色,市中心的天街宽二百余步,当中的御道与两旁的行道之间以“御沟”分隔,两条御沟“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其他街道两旁一律种植行道树,多为柳、榆、槐、椿等中原乡土树种。
护城河和城内四条河道的两岸均进行绿化,由明令规定种植榆、柳。
这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也能看得出来,此图所绘汴河两岸及沿街的行道树以柳树为主,其次是榆树和椿树,间以少量其他树种。
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以汴河为典型环境,描绘出当时各色各样人物活动和建筑、工具等人世风物,有极大的历史价值。画家以周密的观察力为基础,对北宋汴梁城的城门和大街,对门外汴河上的繁华景象,作了忠实而详尽的描写。
这热闹的光景,画家安排得有条有理,杂而不乱,引人入胜,古都风貌,再现眼中。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汴京郊外春光;第二段是汴河场景,第三段是城内街市。
从构图上,有总有分,有主有次,有细有粗,有紧张有松驰;以村郊、河道、城市为主,逐渐铺开,很有层次,村郊是引子,比较简略。进到河边时,便着力描写船舶货运,直到拱桥,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桥上桥下,船上船边,人们手忙脚乱,喧呼嘈杂,十分紧张,过后渐渐转远,结束了中心最重要的一段。从酒楼和桥起,大街直通城内,各种车辆。店铺、各色人等,一步挤一步,一处紧一处,形成第二个高潮。从进城到第二条街,画卷终止。
南宋临安的西湖,历经晋、隋、唐、北宋的开发整治。西湖处在南、北两山的三面环抱之中,再经南宋继续开发、
建设而成为附廓风景名胜游览地,也相当于一座特大型公共园林¡ª¡ª开放性的天然山水园林。
建置在环湖一带的众多小园林则相当于大园林中的许多景点¡ª¡ª¡©Ô©ÖÐÖ®Ô©¡ª。
西湖一带的园林分布虽不一定有事先的总体规划但从诸园选址以及皇家、私家园林相对集中的情况看来,确实是考虑到湖山整体的功能分区和景观效果,并以之作为前提的。
小园林的分布是以西湖为中心,南、北两山为环卫,随地形及景色之变化,借广阔湖山为背景,采取分段聚集,或依山、或滨湖,起伏疏密,配合得宜,天然人工浑为一体,充分发挥了诸园的点景作用,扩展了观景的效果。
诸园的布局大体上分为三段:南段、中段和北段。
西湖的山水通体既有自然景观之美,而又渗透着以建筑为主的人文景观之盛,无异于一座由许许多多小园林集锦
而成的特大型天然山水园林。
题临安邸
(宋)林升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著名的“西湖十景”,南宋时就已形成了。一座大城市能拥有如此广阔、丰富的公共园林,这在当时的国内甚至
世界上,恐怕都是罕见的。
在个别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甚至农村也有公共园林的建置。
随着宋代地主小农经济的完全成熟,农村的聚落¡ª¡ª村落亦普遍发展起来,而成为一种基层的行政组织。村落多
数仍为一姓的聚族而居,也有若干姓氏的家庭聚居,一般周围都缭以寨墙,故又叫做村寨。
浙江楠溪江苍坡村是历经千百年沧桑而保存下来的、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宋代农村公共园林。
楠溪江在浙江省温州市,属瓯江的支流,它流经永嘉县境内时两侧又分出许多小支流,形成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
内的许多河谷平川。流域面积达2400多平方公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有灌溉之利,农业经济很发达。
这里山青水秀,自然风景美丽如画,楠溪江又是人文昌盛的地区。
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最辉煌的时期。科举取士的数量大增,即便平民百姓、农家子弟也有了进身之阶,再加之朝
廷采取比较宽容的文化,因而民间的讲学、读书的风气大盛。
楠溪江中游的这些村落,本来就是由出身仕宦之家的外地移民建立起来的血缘聚落,处在宋代当时当地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必然会于经营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传播礼乐教化,形成一个个典型的耕读生活社区,在当时曾经获得¡©小邹鲁¡ª的美誉。
楠溪江中游的每一个村落的寨墙外围,都展示优美的山水风景,村村如在画屏中,令人心旷神怡。寨墙以内,则
结合水系建置公共园林,与外围的山水风景沟通起来。两者彼此呼应,成为农村聚落总体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苍坡村是楠溪江中游最古老的村落之一,建成于南宋时期。村内大多数建筑物已迭经后期的改建、重建,据专家
考证,村落现状的基本格局,如街巷布置、供水和排水系统、公共园林等,仍然保持着南宋的原貌未变。
附:苍坡村
位于浙江南部永嘉县岩头镇。是楠溪江中游最古老的村落之一。
苍坡村是南宋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九世祖李嵩邀请国师李时日商讨建村规划,依五行风水说,在东方建双池储水,四周开渠引溪环绕以水克火。
苍坡村在村庄的布局构思上,非常注重蕴含文化的内涵。村庄是以“文房四宝”来进行布局:笔街、笔尖直指西面笔架山,村内开两池,将东西两池命名为砚池,在砚池边沿用条石砌筑砚槽,双池边沿靠近笔街的地方各放置一块5米长大石条,意为墨,垒卵石成方形的村墙,使村庄象征一张展开的“纸”。其规划布局可谓独具匠心,寓意深远。这是“耕读”思想在山村规划建设中的充分体现。是宋代社会文化的一大特征。
笔:笔街(村中指向后山的一条笔直大道,因此,后山为“笔架山”);墨:笔街边上的三个大石条叫墨;
砚:溪门进去左边的大水池,东西长80米,南北宽35米,正好将笔架山倒映水中,就象是文笔蘸墨,所以叫做砚池。
纸:笔街以北,是民宅,这些民宅以卵石砌成的围墙包围组成的院落,院落之间又以东西、南北向的街巷的分隔,使得民宅区域象一张划有格子的笺纸,所以叫做纸。
苍坡村的望兄亭及送弟阁
苍坡村的公共园林并非一般私家园林的内向、封闭的小桥流水格局,也没有堆筑假山,而是呈现为开朗、外向、平面铺展的水景园的形式,既便于村民的群众性游憩、交往,又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呼应、融糅,从而增益了聚落的画意之美。
另外,村落的建筑物均为木结构,容易发生火灾,公共园林能提供取水救火的方便,也有其实用功能。
宋代官署的园林绿化的建置很普遍,这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等书中都有零星的记载。
地方衙署一般兼作主管的官邸,因而也包括宅和园。
祠堂园林
第七节辽、金园林
辽王朝占据幽燕地区之后,以南京作为陪都。南京城的具体位置在今北京外城之西。
辽代皇家园林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内果园、瑶池、柳庄、粟园、长春宫等处。
辽代贵族、官僚的邸宅多半集中于子城之内。外城西部湖泊罗布,故亦有私家园林的建置。
辽代佛教盛行,南京城内及城郊均有许多佛寺,其中不少附建园林的。城北郊的西山、玉泉山一带的佛寺,大多
依托于山岳自然风景而成为皇帝驻跸游幸的风景名胜,如中丞阿勒吉施舍兴建的香山寺等。
金王朝灭辽和北宋之后,海陵王于公元1151 年由上京会宁府迁都南京,命右丞相张浩仿照北宋东京的规制扩建
南京城,改名“中都”。从此,中都成为金王朝的首都。
金军攻下东京,掠夺东京的文物财富和技术人才以充实中都的建设力量。金王朝加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全面汉化,国势日益强盛。到金章宗时,版图已扩大到中原、淮北。大定年间,与南宋议和,形成“南北朝”的局面。
相应地,中都也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中都的御苑一部分利用辽南京的旧苑,大部分为新建,尤其在金世宗大定以后,皇家园林建设的数量和规模均十
分可观,分布在城内、近郊和远郊。
金章宗在位时是金代皇家园林建设的全盛时期。
城内御苑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西苑、东苑、南苑、北苑、兴德宫等处。
其中包含着著名的“中都八苑”即:芳园、南园、北园、熙春园、琼林苑、同乐园、广乐园、东园。
中都城近郊和远郊的御苑比较多,包括行宫御苑和离宫御苑。
离中都较远的地方,也有离宫御苑的建置。
金王朝推行全面汉化,境内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涌现了不少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民间的私家园林
也必然会接受北宋文人园林文化的影响,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
中都城内外以及北方各地都有贵族、官僚、文人、地主、奴隶主建置的私家园林,数量不少,但见于文献记载的却只有寥寥四处:中都近郊的“崔氏园亭”和“赵园”,城内的“趣园”和礼部尚书赵秉文的“遂初园”。
中都的佛寺和道观很多,其中不少都有小园林的建置,或者结合寺观的内外环境而进行园林化的经营,有的
则开发成为以寺观为主体的公共园林。
中都城内及郊外分布着许多由人工开凿的和天然的河流、湖泊,其中不乏风景优美之处,往往进行绿化和一定程
度的园林化建设而开发成为供市民游览的公共园林。
诸如此类的公共园林和风景名胜地,再加上分布城内外的众多宫苑、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更增益了中都城市和
郊外的环境景观之美。
在金章宗时,便出现了“燕京八景”的景题: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荫、蓟门飞雨、西山晴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
附:燕京八景
太液秋风
今中南海(原名太液池)东岸万善门旁,有一水埠,水中有亭叫“水云榭”,榭中立景名牌。“……天气晴明,日月晃漾而波澜涟漪清澈可爱,故曰太液晴波。”乾隆诗中有“秋到宸居爽籁生,玉湖澄碧画桥横”之句,故叫太液秋风。
琼岛春荫(阴)
琼华岛自金大定十九年(1179)建离宫以来,不断修缮,景色不凡。“山上常有云气浮空,氤氲五彩,郁郁纷纷,变化翕忽,莫测其妙,故曰琼岛春云。”乾隆皇帝改为琼岛春阴,因为他诗中有“当春最早耕犁急,每较阴晴发浩歌”之句。表示他很关心农情。
玉泉垂虹
玉泉山在万寿山之西。金章宗于山鹿建泉水院。门刻“玉泉”二字,因其山泉逶迤曲折,婉然其流若虹,故叫“玉泉垂虹”。乾隆改为“玉泉趵突”。他说:“泉喷跃而出,雪涌涛翻,济南趵突也不过是也,向题八景者,目以垂虹,失其实矣。因此予以正名,表为天下第一泉”。诗中并有:“不改千秋翻趵突,几曾百丈落云空!”
西山晴雪
西山是指北京西郊连绵山脉的总称,是太行山的一支余脉。所说的雪景亦泛指此一带。香山是这一带典型的山峰,故乾隆把“西山晴雪”碑立在香山山腰。
蓟门飞雨(烟树)
“蓟门烟树”碑,立在德胜门外五里的土城边。门之外,旧有楼馆,雕栏画栋,凌空漂渺,游人行旅,往来其中,而门犹存二土阜,树木蓊然,苍苍蔚蔚,晴烟浮空,四时不改。故曰“蓟门烟树”。
金台夕照
金台,即黄金台。原指公元前3世纪,燕昭王为礼贤下士所置之土台,上面放着千金,聘请天下名士。(今关东店南)。
卢沟晓月
卢沟即永定河,古来交通要津。金世宗11年下令建桥,1192年(明昌三年)落成,命名广利桥。桥如长虹,十一拱券门,四个华表,望柱上雕有大小石狮485个。桥长266米,宽9米。“卢沟桥上月如霜”。于是“晓月”的意境名传遐迩。
居庸叠翠
居庸关位于北京西北,是长城三大名关之一,有南北两口,南为南口,北称八达岭。中间是一条长达十余公里的山涧溪谷,俗称关沟。两侧山势雄奇,翠嶂如屏,林木繁茂,景色幽美,故有“居庸叠翠”之名。
第八节小结
两宋作为成熟期的前半期,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承先启后阶段。对于这个阶段造园活动的主要成就概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在三大园林类型中,私家的造园活动最为突出。士流园林全面地“文人化”,文人园林大为兴盛。文人园林作为
一种风格几乎涵盖了私家造园活动,并为它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人园林的风格特点,也就是中国风景式园林的四个主要特点在某些方面的外延。其中,文人园林的兴盛,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达到成熟境地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皇家园林较多地受到文人园林的影响,出现了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私家园林的倾向。寺观园林由世俗化而
更进一步文人化,文人园林的风格也涵盖了绝大多数寺观园林。公共园林虽不是造园活动的主流,但比之上代已更为活跃、普遍。某些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定期向社会开放,亦多少发挥其公共园林的职能。
三、叠石、置石均显示其高超技艺,理水已能够缩移摹拟大自然全部的水体形象,与石山、土石山、土山的经营相配
合而构成园林的地貌骨架。观赏植物由于园艺技术发达而具有丰富的品种,为成林、丛植、片植、孤植的植物造景提供了多样选择余地。园林建筑已经具备后世所见的几乎全部形象,它作为造园要素之一,对于园林的成景起着重要作用。
刘松年:宋代著名画家。
四、唐代园林创作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传统,到南宋时大体上已完成其向写意的转化。
文人画的画理介入造园艺术,从而使得园林呈现为“画化”的表述。景题、匾联的运用,又赋与园林以“诗化”
的特征。它们不仅更具象地体现了园林的诗画情趣,同时也深化了园林意境的涵蕴。而后者正是写意的创作方法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所以说,“写意山水园”的塑造,到宋代才得以最终完成。
五、以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为主体的两宋园林,其所显示的蓬勃进取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达到了
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登峰造极的境地。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