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来源：《阅读（书香天地）》2017年第04期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创作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1879年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后信奉和平主义，主张以勿抗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革，并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与家庭关系恶化， 1910年11月10日出走，20日因肺炎逝于出阿斯塔波沃车站。

        玛特维·尼基契奇也终于来了。于是民事执行吏，一个身体消瘦、脖子很长、步子歪斜、下嘴唇也往一边撇着的人，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里来。

        这个民事执行吏是老实人，受过大学教育，可是任什么职位也保不牢，因为他常发酒狂症。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个伯爵夫人，给他谋到了这个职位。他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职位，为此暗暗高兴。

        “怎么样， 诸位先生，人来齐了吗？”他边说，边戴上他的夹鼻眼镜，从眼镜上面往外看。

        “看样子全到了。”那个心绪畅快的商人说。

        “我们马上就来核实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单子，开始点名，有时从眼镜里面，有时从眼镜上面看一看被点到名字的人。

        “五品文官伊·玛·尼基佛罗夫。”

        “是我。”那个仪表堂堂、熟悉一切讼案的先生说。

        “退役上校伊凡·谢苗诺维奇·伊凡诺夫。”

        “有。”一个瘦子，穿着退役军官的军服，答应道。

        “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肖夫。”

        “在。”那个脾气温和的商人说，咧开嘴巴微笑着。“准备好了！”

        “禁卫军中尉德米特里·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说。

        民事执行吏从眼镜上面往外看，特别恭敬而又愉快地对他鞠躬，仿佛借此表示聂赫留朵夫跟别人有所不同似的。

        “上尉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丹琴科，商人格利果利·叶菲莫维奇·库列肖夫。”等等。

        除了两个人以外，大家都到了。

        “现在，诸位先生，请到庭上去吧。”民事执行吏说着，用愉快的手势指着门口。

        大家纷纷走动，在房门口互相让路，走进了长廊，再从长廊走进法庭。

        法庭是个长而且大的房间。房间的一端是一个高台，有三层台阶通到高台上去。高台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绿呢子，边缘上坠着深绿色的穗子。桌子后边放着三把有扶手的椅子，橡木的椅背很高，雕着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里面嵌着一张全身的将军肖像，色彩鲜明，穿着军服，挂着绶带，一只脚向前跨出一步，一只手扶着佩刀的柄。右边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是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左边，在写字台的对面，远远地有官用的一张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橡木的光滑栏杆，里边摆着供被告们坐的长凳，现在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椅子，椅背也很高。高台下边有几张桌子，供律师们用。这一切就是大厅前半部的摆设。有一道栏杆把法庭分成两半。后半部放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伸展到后墙为止。在法庭的后半部，有四个女人坐在前排的长凳上，像是工厂的女工或者女仆。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这些人分明被法庭的庄严气象镇住，因此在胆怯地小声交谈。

        陪审员们落座以后不久，民事执行吏就迈着歪斜的步子走到大厅的正中，仿佛打算吓唬在场的人似的，用响亮的声调叫道：

        “升堂！”

        大家就都站起来。法官们陆续登上法庭里的高台，领头的是庭长，肌肉发达，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其次是脸色阴沉、戴着金边眼镜的法官，现在他的脸色越发阴沉了，因为临出庭之前他遇到了他的内弟，一个司法工作候补人员，这个内弟告诉他说，刚才他到姐姐那儿去过，姐姐对他申明说家里不预备饭了。

        “那么，看样子我们得上小酒馆了。”他的内弟笑呵呵地说。

        “这没有什么可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他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了。

        殿后的是第三名法官，也就是永远迟到的玛特维·尼基契奇。他留着一把大胡子，生着善良的大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这个法官患胃炎，遵照医师的嘱咐从今天早晨起开始采用新的疗法。这种疗法使得他今天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更久。目前他正在登上高台，脸上带着聚精会神的表情，因为他养成习惯，总是用种种可能的方法来预测他向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眼前他就在估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圈椅那儿止，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而没有余数，那么新的疗法就治得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他的步数本来应该是二十六，可是他故意把步子放小，正好在二十七步的时候走到了他的圈椅跟前。

        庭长和法官们登上高台，身穿制服，衣领上镶着金色丝绦，气度很是威严。他们自己也感到这一点了，这三个人仿佛为自己的庄严气派发窘似的，赶紧谦虚地低下眼睛，走到铺着绿呢子的桌子后面，在各自的雕花椅子上坐下。桌上高高地立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上边雕着一只鹰。另外还摆着几个玻璃缸，而在小卖部里这种玻璃缸通常是用来装糖果的。桌上还有一个墨水瓶和几支钢笔，放着一沓干净的上等纸张和几支新削好的、长短不齐的铅笔。副检察官也跟法官们一块儿走进来。他仍旧匆匆地走着，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公文包，另一只胳膊仍旧甩来甩去。他来到窗边他的座位上，立刻埋头阅读和重看一些文件，利用每一分钟为审理这个案子做好准备。这个副检察官还只是第四次提出公诉。他功名心很重，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所以他认为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件都非达到判罪的目的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要点，他大致知道，而且已经拟好他的发言大纲，不过还需要一些论据，目前他就在匆忙地从卷宗里把它们摘录下来。

        官在高台对面的远处坐着，已经把可能要他宣读的文件统统准备好。这时候他在看一篇被查禁的文章，他昨天才把它弄到手，已经看过一遍。他打算跟那个留着一把大胡子、同他见解一致的法官谈一谈这篇文章，为此想在讨论以前把这篇文章再好好看一看。

        庭长看完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吩咐把被告们带上堂来。栏杆后面的一扇门立刻开了，两个戴着军帽的宪兵握着拔出鞘来的军刀走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打头的一个是生着红头发和满脸雀斑的男人，随后是两个女人。那个男人穿着对他的身材来说显得太肥太长的囚大衣。他一走进法庭，就把他的两只手使劲贴紧大腿，同时翘起大拇指，借此挡住太长的衣袖，不让它落下来盖住手。他不看法官们和旁听者，却注意地瞅着他正在绕过去的那条长凳。他绕过长凳，在它的尽头，挨着凳边规规矩矩地坐下，好空出位子来给别人坐。然后他定睛瞧着庭长，两边腮帮子上的肌肉蠕动起来，仿佛在小声嘟哝什么话似的。在他身后，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女人，也穿着囚大衣，走进大厅里来。这个女人头上扎着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眼睛发红。她似乎十分镇静。她走到她的位子那边去，她的大衣不知被一个什么东西钩住，她却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把大衣解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一走进来，法庭里所有男人的眼睛就一齐转到她那边去，很久都没有离开她的白脸、她的亮晶晶的黑眼睛、她大衣里隆起的高胸脯。就连宪兵在她走过面前的时候，也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直到她走过去，坐下来为止。后来她坐好了，宪兵才好像醒悟过来这不大对似的，赶紧扭过脸去，打起精神，直着眼睛瞧着前面的窗子。

        庭长等着被告们在座位上坐好。玛丝洛娃刚刚坐下，庭长就转过脸去对官说话。

        例行的手续开始了：清点陪审员的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决定他们的罚金、解决请假的陪审员的问题、指派候补的陪审员抵补缺席的陪审员。然后庭长折好几片小纸，放进一个玻璃缸里，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毫毛丛生的腕子，用魔术师的手法取出一个个纸条来，摊开，念上面的字。随后庭长放下他的袖口，请一个司祭带着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胖得鼓鼓囊囊，白里透黄，穿着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另外还有一枚小小的勋章别在他的法衣的侧面。他慢腾腾地迈动法衣里面的两条肥腿，往圣像下面摆着的读经台走去。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拥挤着往读经台那边走过去。

        “请走过来。”司祭说，用他的胖手摸着他胸前的十字架，等候所有的陪审员走过来。

        这个司祭已经在职四十六年，准备着再过三年就照不久以前大教堂里的大司祭那样庆祝他的任职五十周年纪念。自从开办以来他就在地方法庭里任职，而且感到很自豪，因为由他带着宣誓的已经有好几万人之多，而且他到了晚年仍旧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出力。他日后给他的家属留下的产业，除一所房子以外，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这样一笔钱财。至于他在法庭里的工作是带着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上是直截了当地写着禁止凭其起誓的，可见他干的是不正当的工作，这一点他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非但不嫌弃这种工作，反而喜欢这种干惯了的，并且常常可以借此结交许多上流人的职业。刚才他就不胜荣幸地认识了那个有名的律师，对他大为敬佩，因为他仅仅办了那个击败帽子上插着大花朵的老太婆的案子就挣到一万卢布。

        等到所有的陪审员都顺着台阶登上高台，司祭就拿起一件肩袈裟，偏着他那白发苍苍、顶门光秃秃的脑袋，钻进肩袈裟的油腻领口，理了理稀疏的头发，然后扭过脸去对着那些陪审员。

        “请举起右手，把手指头照这样捏在一起。”他用苍老的声调慢腾腾地说，举起他那每根手指头上都有小涡的胖手，把手指头搭在一起，做成捏着东西的样子。“现在请跟着我念，”他说，然后开始了：“凭万能的上帝，凭他的神圣的《福音书》，凭主的赋与生命的十字架，我应承而且宣誓：在这个案子里……”他说着，每说完一句就顿一顿。“不要放下胳膊来，照这样举好……”他对一个放下胳膊的年轻人说，“在这个案子里……”

        那个留着络腮胡子、仪表堂堂的先生，那个上校，那个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按照司祭的要求举起胳膊，捏着手指头，而且仿佛特别高兴似的，做得很准确，举得很高，可是其他的人却似乎做得勉强，敷衍了事。有些人背诵誓词的声音过于高亢，仿佛带着寻衅吵架的意味，那口气似乎在说：“反正我非说不可，非说不可！”有些人只是含糊其词地小声念着，落在司祭的后面，后来好像害怕了似的，赶紧跟上去，却又合不上拍子。有的人带着雄赳赳的气势把自己的手指头捏得紧而又紧，好像深怕漏掉什么东西一样；有的人却把手指头松开来，然后又捏紧。人人都觉得别扭，只有老司祭才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在做一件很有益、很重大的工作。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就站起来，拥到议事室去。他们到了那儿，几乎全都立刻拿出纸烟来，开始吸烟。有人提议推选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担任首席陪审员，大家立时一致同意，然后丢掉或者熄掉烟头，回到法庭里去。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说首席陪审员已经由什么人当选，然后大家又走到那两排高背椅跟前，跨过别人的脚，分别坐好。

        一切都在很快地进行，没有一点耽搁，显得有点庄严。这种一丝不苟、循序渐进、庄严肃穆的气象分明使得参与其事的人感到愉快，而且肯定了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在做一件严肃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连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庭长就对他们讲话，说明他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住地变换姿势：一会儿用左胳膊肘倚在桌上，一会儿用右胳膊肘倚在桌上，一会儿靠着他的椅背，一会儿靠着他的圈椅的扶手，一会儿把一沓纸的纸边弄齐，一会儿摩挲一把裁纸刀，一会儿摸一支铅笔。

        按他的说法，他们的权利就是他们可以通过庭长质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检查本案的物证。他们的责任就是他们审判必须公正而不做假。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倘若泄漏他们的会议的机密，同外界私通消息，就要遭受惩罚。

        大家毕恭毕敬地专心听着。那个商人朝四下里喷吐着酒气，不住地压下他那响亮的打嗝声，每听完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

        “您姓什么，叫什么呢？”好色的庭长有点特别客气地对第三个被告说。“您应当站起来才是，”他看到玛丝洛娃坐着，就温柔亲切地补充了一句。

        玛丝洛娃赶快站起来，带着依顺的神情挺起高胸脯，用含笑的、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照直瞧着庭长，没有答话。

        “您叫什么名字？”

        “柳包芙。”她很快地说。

        这当儿聂赫留朵夫已经戴上夹鼻眼镜，趁庭长审问被告们的时候，依次瞧着他们。“这绝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女被告的脸，心里想着，“她怎么会叫柳包芙呢？”他听见她的答话，暗自想道。

        庭长打算再问下去，可是戴眼镜的法官拦住他，生气地小声说了一句话。庭长点一下头表示同意，再转过头来对被告说话。

        “您怎么会叫柳包芙呢？”他说。“您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

        被告没有开口。

        “我问的是您的真名字是什么。”

        “你当初受洗的时候取的是什么名字？”那个生气的法官问。

        “我从前的名字是卡捷琳娜。”

        “这绝不可能，”聂赫留朵夫继续对自己说，可是这当儿他又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个人就是她，就是那个半养女半奴婢的姑娘，有一个时期他爱上了她，真心实意地爱过她，后来却在一种失去理性的疯魔状态里诱奸过她，过后又抛弃了她，从此就再也没有想起过她，因为这种回忆过于痛苦，过于明显地暴露他的真面目，表明他这个以正派自豪的人非但不正派，简直是用下流的态度对待这个女人。

        对了，这个人就是她。现在他已经清楚地看出来那使得每一张脸跟另一张脸截然不同的、独特的、神秘的特点，这使每一张脸成为一张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能重复的脸。尽管她的面容不自然得苍白而且丰满，可是那特点，那可爱的和与众不同的特点，仍旧表现在她的脸上，她的嘴唇上，她的略微斜睨的眼睛里，尤其是表现在她那天真而含笑的目光里，不但她的脸上而且她的周身都流露出来的依顺的神情里。

        “您早就该这样说才是。”庭长仍然特别温和地说。“那么您的父名呢？”

        “我是私生女。”玛丝洛娃说。

        “可是按您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呢？”

        “米海洛娃。”

        “她能做出什么坏事来呢？”这当儿聂赫留朵夫继续在想，他的呼吸费力了。

        “您的姓，大家叫惯的姓，是什么呢？”庭长继续问她说。

        “人家按我母亲的姓，写成玛丝洛娃。”

        “您是什么出身？”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您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沉默了。

        “您做什么工作呢？”庭长又问一遍。

        “我在一种院儿里。”她说。

        “什么院儿？”戴眼镜的法官厉声问道。

        “您自己知道那叫什么院儿。”玛丝洛娃说，微微一笑，然后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立刻又照直地瞧着庭长。

        她脸上的表情那么异乎寻常，她那句话所表达的含意、她的笑容、她急忙向法庭里扫一眼的目光都那么可怕而又可怜，弄得庭长低下了眼睛，整个法庭一刹那间十分肃静。这种肃静被旁听席上一个什么人的笑声打破。有人就嘘他。庭长抬起头来，继续问道：

        “您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讯吗？”

        “没有。”玛丝洛娃轻声说，叹了口气。

        “起诉书的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庭长说。

        被告就用盛装的女人整理长衣裙的那种动作把她身后的裙子底摆往上提了提，然后坐下，把一双不大的白手拢在大衣的袖管里，目不转睛地瞅着庭长。

        这以后就开始传证人，再把他们带下去，接着又推定法医，把他请到法庭上来。然后官站起来，开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清楚而响亮，可是太快，而且Л和P这两个字母的音分不清，结果他的声调就混合成不间断的嗡嗡声，听得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会儿把胳膊肘倚在圈椅的这边扶手上，一会儿倚在那边扶手上，一会儿倚在桌上，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又睁开，彼此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把刚要开口打呵欠的那种痉挛动作压下去。

        在被告们当中，卡尔青金腮帮子上的肌肉一直不停地蠕动。包奇科娃十分镇静地坐在那儿，挺直身子，偶尔把她的手指头伸进头巾里去搔一搔头皮。

        玛丝洛娃听着官朗读，眼睛盯住他，时而呆呆不动地坐着，时而全身一震，仿佛打算反驳似的，涨红了脸，后来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换一个放处，往四下里看一眼，随后又凝神瞧着宣读的人。

        聂赫留朵夫坐在头一排尽头上倒数第二把高背椅子上。他取下夹鼻眼镜，瞧着玛丝洛娃，他的灵魂里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复活》一书）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