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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08期

        摘要：在19世纪的前半叶，的批判現实主义作家塑造出“多余人”形象。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多余人”，也可以称作“零余者”。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基本性格等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在其阶级、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发展趋势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多余人；中俄文学；比较；人物形象

        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曾出现过这样一类人物形象：他们经历着新旧观念和历史文化的冲突，在社会中遭到排挤，对自己的命运没有决定权。虽然这些人渴望有所作为，也有着聪明的头脑，他们身上往往有着“愤青”的气质，渴望改变但又没有行动，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因而长期苦闷忧郁，颓废消极，“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于人无损。”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称他们为“多余人”。

        一、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中俄文学中都有多余人形象，就这些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可以从中得出他们的异同。

        （一）奥涅金

        奥涅金是普希金笔下“多余人”形象的典型，同时他是“多余人”形象的始祖。奥涅金尝到了贵族世袭制的甜头，他家庭条件优越，接受贵族教育长大的他，没有接触过“艰苦奋斗”，家庭条件优越使他长大后不愿入仕也不愿光宗耀祖。他是赢在起跑线上的那一类人，他有着比别人更高的起点但是又不愿努力奋斗他是矛盾与复杂的集合体。他的一生都在虚度光阴中度过，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能做的又有什么。他永远达不到社会对于“人才”的标准，只能成为社会的“多余人”。奥涅金的形象，开创了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先河，是甚至整个世界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形象之一。

        （二）别里托夫

        在一系列的“俄罗斯文学多余”的形象，别里托夫不被在意，但他实际上体现了“多余人”的实质。

        在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中，别里托夫是一个知识渊博的贵族青。他有三千个农奴，但他没有经营庄园的心，他尝试过许多的工作，但不到三五月，他就失去了兴趣。后来他学医学画画，都因为不能坚持而放弃了。他出国漫游10年，回国参加选举，遭到排挤的他感叹：“没有什么事做啊！”但是并不是没有什么事情做，而是他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多余人”。

        （三）魏连殳

        魏连殳“是寂寞抚养大的，他有一颗赤热的心，但是外形很孤僻冷静”。他很早就出国学习了，受新潮流的影响，所以被旧势力称为“异类”，可怕的“新党”。但他也在挣扎，他期待着中国的新面貌。然而他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心中积满了悲伤与愤懑，但他无处倾诉。因此，当他遭受到匿名攻击，失业，学术上的流言的三重打击之时，他就彻彻底底的败下阵来，无法承受，所以说他在本质上是脆弱的。

        即使处境艰难，魏连殳依旧积极反抗，然而当他陷入绝境之时，居然去做了军阀师长，“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而此时，他的心理已经近乎变态了，他“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他自以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在物质方面取得了胜利，但他在精神上依旧是失败的，双方的矛盾加剧了他的孤独，伴随着矛盾的愈发尖锐，他变得乖戾且变态，终于死在了孤独之中。但是在他死后他还是采用了旧式葬礼，并没有摒弃一切。

        二、中俄文学“多余人”形象之相似性

        中俄“多余人”出现的历史时期完全不同，但文学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立足于这一普遍性之上，多余人形象既在两国都存在，势必有其相似性。尤其在其产生背景和基本性格方面。

        （一）产生背景相似

        19世纪上半叶的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一样，都处在社会变革之中。

        19世纪的正处历史过渡时期，新旧交替政权的，时代的进步，使得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觉醒，他们受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成长成了社会意识觉醒的先驱。然而他们无法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条件，最终成为了“多余人”。

        而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力图变革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了思想的觉醒，激发了大众的热情，中国的“多余人”也就应运而生，比如《围城》中的方鸿渐，他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另一方面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在这种碰撞变革中，他成了一个的“多余人”。

        （二）基本性格相似

        首先，“多余人”形象往往都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的复杂自于人与自我的矛盾，他们都有力图改变的心，但是阶级局限性他们无从改变。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忧郁。

        其次，“多余人”形象因为其本身的性格特征，就决定了其性格中带有或多或少的悲剧特质，这种悲剧的折磨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处在灵魂深处的，更为悲戚。比如奥涅金出生与贵族家庭，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起点。但平庸的生活不能够使他满足，对于生活，他看不到希望和出路，这种冲突使得他痛苦不堪，最终导致了悲剧；再如高觉新，他厌弃封建大家长的独断专行和黑暗的社会环境，但他又不能下定决心融入到人民中去，因此他和奥涅金一样孤独，茫然，无所适从。因而矛盾性正是“多余人”形象真正的悲剧性之所在。

        中俄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相似的社会变革环境，导致了“多余人”身上有了相似性格，这种相似性，正是“多余人”普遍存在于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原因。

        三、中俄文学“多余人”形象之差异性

        尽管“多余人”形象有着跨越国界的相似性，但“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中俄两国的“多余人”形象在表现出普遍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阶级差异、与历史文化关系的差异上。

        （一）阶级差异

        “多余人”都是贵族青年。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条件优渥。而中国的“多余人”则大多敏感而又矛盾，他们出身不及的“多余人”那样高贵，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敢直面人生的痛苦并想办法化解，但是又极端敏感脆弱，敏感使他们感知痛苦的能力增强。要面子，又好自尊。处在一种矛盾的自我否定以及“灵”与“肉”的冲突中。

        （二）与历史文化关系的差异

        从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上来看，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与其本国的历史文化的关系不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是因袭的历史的重担，传统封建思想在他们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们无法彻底打破内心深处稳定的心理结构。而对文学中的“多余人”来说，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矛盾性，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反叛力量，集中反映了贵族阶级与人民的背离，而中国的“多余人”形象更多地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

        四、结语

        “多余人”形象的生命力，主要是因为其形象本身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社会内涵，虽然他们具有“悲剧性”，但这种悲剧性是崇高的，我们不希望有“多余人”，但是“多余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不可避免情况下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1]杨巧珍.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J].安徽文学，2011，（5）：27-28.

        [2]孙宏颖.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浅析[J].文学教育，2013，（3）：56.

        [3]何健.痛苦的先觉与执着的固守——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J].保山学院学报，2010，（3）：61-.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