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土文化研究

对文化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乡土文化，又可称为乡村文化、农村文化和村落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类型，定义起来自然也是麻烦的。乡土文化是农村社会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目前学界对“乡土文化”的这一概念尚无针对性的定义。同时，对乡村文化、村落文化等也无统一概念。朱启臻在其编著的《农村社会学》一书中，对村落文化做了如下界定，它是一种区域文化，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居民文化。它是指农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和形成的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农民的理想、感情、信念、价值观、道德、风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村落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乡土性、宗理性、封闭性、保守性、平均主义与满足感和经验思维。

自清末已降，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几经变化，从封建社会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农村也随历史大潮或沉或浮。乡土文化赖以生长的农村社会环境发生了诸多转变。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中便提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论断之后，大凡提及农村文化都离不开谈论“乡土性”。因而，乡村文化自可称之为乡土文化。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十年间，乡土文化变迁急遽，乡土文化成为社会科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文献可谓卷帙浩繁。

○1乡土文化的危机与失序

现有的乡土文化研究中，有一批学者提出了“在城市化的冲击下，乡土文化危机四伏、严重失序”的论断。贺雪峰认为，由于现代性因素向农村的全方位渗透, 带有强烈消费主义特征的现代传媒进入农村，个人主义观念进村，以个利为基础的法律理念进村，这就使得相对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而再难有生存空间。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被边缘化，农民的主体性逐步丧失。在快速的社会变动中, 农民不再能从一直以来的传统中获得人生的稳定感, 又不能从以广告和时尚所引领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中获得现代的人生意义，农民被抛入一个传统已失, 现代又不可得的尴尬境地, 并由此导致农民的普遍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王晓明在对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县城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他的关注与忧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否也应该体现在对全面城市化的单一模式的打破？在历数了创造农村新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他更为尖锐地指出：相对于物质生活的质量低下，乡村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更是匮乏得近乎荡然无存，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却已经渗透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既体现在乡村教育的自觉追求中，也反映在青年农民的生活细节上。石勇认为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二十多年来农村的文化生态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处于一个行将崩溃的恶劣境地。这不仅表现为乡土艺术的凋零、文化形式的被摧毁，更重要的是面对城市文化的殖民和渗透，广大农村普遍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文化上的焦虑。○2乡土文化的生命力与转化

如果说持乡土文化危机论的学者有些悲观的话，那么另一类学者对乡土文化问题的看法则显得乐观的多，这类学者的研究多是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的。孙庆忠从南方氏族组织和北方花会组织的考察入手，分析了目前乡土文化的处境。孙庆忠发现宗族意识虽然经过了历次运动的洗礼，但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仍然在乡土社会生活中产生着持续的影响，以宗祠和祖墓为中心的祭祀仪式仍然在维系着家庭的和睦以及家庭间的团结与联合。北方的花会组织亦是村落生活中团结乡里，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纽带。他以此断言，农业的凋敝以及乡村文化的蜕变都是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而那些按照固有的惯性,存活在乡村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是“乡土”之神，“形散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赵旭东站在文化认同危机的基础上, 认为在中国乡村文化后改革时代的全面复兴中, 这种危机得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体现, 即一方面是改革与再造, 而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复兴, 二者沿着各自的认同轨道运行, 并行不悖。学者黄应贵透过原住民的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 的大部分农村,出现了一副看似破败的景象, 让人觉得农村社会即将全面崩解。但是在表象之下，黄应贵发现一种新的乡村文化形式正在诞生，因此提出乡土文化的再造和转化理论。日本人类学学者韩敏通过对一个皖北村庄的深度的民族志考察,认为经历了从晚期帝国时期到去集体化改革时期600年的社会变迁, 中国农村以血缘和婚姻为根基的基本结构、关系网络、观念和认同仍然没有改变。面对现代性的冲击, 农民并非总是被动的, 而是非常理性和务实的。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资源, 把形势扭转到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一面。

（2）生活史研究

生活史可以被定义为: 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情景里, 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所发生的事件和经历。它所涉及的主要是通过非结构或半结构访谈收集到的对过去生活的描述, 也包括对信件、照片和日记等个人资料的研究。

最早的生活史研究可以追溯至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他们率先使用了生活史和生活情景记录的方法研究欧美社会变化和波兰移民的生活轨迹，分析了波兰农民经历了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现代生活这样重大变迁之后，在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上的变化。此后，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也是生活史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引领之作，他分析和描述了2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对那一代美国孩子生活历程的影响。该书开创了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周期联系起来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设立了通过研究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影响来研究变迁过程的一套方法。从此之后，将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之间相互联系进行研究，成为了生命历程理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

国内的生活史研究虽然没有国外研究惊醒的早，但是近年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不少国内学者开始使用生活史的研究方法。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通过对一个村支书人生经历的纵向展示,把宏大的社会史、微观的村落史和个人生命史有机结合起来,说明来自国家上层的政治变革是如何影响一个人乃至一个村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周雪光、侯立仁考察了的孩子们，探究不利的国家如何通过社会分层结构对生命历程产生影响，上山下乡的经历又是怎样影响到个人后来的生命历程和经济状况。最后得出结论，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个人生命历程具有持续的影响，这体现在后来生命历程事件的发生模式以及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之中。黄海在其博士论文《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中也采用了生活史研究方法，以湖南省北部地区的红镇为个案，以两个混混所代表的“混”生命历程为网结点，生动地展现了红镇“混混”群体的网络结构、行动模式、生成逻辑及其与乡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又对接自19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秩序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解释乡村灰色化的特点和形成逻辑和当代乡村中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朱炳祥通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民段元参个人生活史的描述与解读，揭示了白族农民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过程及文化基础。刘铁芳在《徜徉在乡村自然和乡土人文之间》一文中，通过回顾自己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反思了乡村少年可以充乡土文化中汲取的成长资源，他认为乡土文化可以提供三种利于乡村少年成长的资源，一是以自然和劳作为基础的乡村自然文化，二是以爱和乡村情感为基础的人际文化，三是以故事、书籍和乡村知识人为基础的文化。

（3）文献评述

梳理现有的乡土文化的研究，发现大概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是以社会学和教育学界的学者们为代表，他们大多从宏观处着手，研究社会结构变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变化所引起的乡土文化变迁，他们认为乡土文化危机四伏，亟待重建。另一种是以人类学者为代表，这类学者多以民族志等深入的田野考察方法，从微观的乡土文化存在形式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乡土文化生命力顽强不会轻易消亡，而是转变了形式依然存活于乡土之中。本研究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因此本研究会着力借鉴人类学在乡土文化研究方面的方式方法。

关于生活史的研究，多集中在以“国家—个人”的宏大理论框架来通过个人的生命历程变化来透析整体的社会变迁。同时，也有研究以个人的生活史来研究国家上层的变化如影响到个体命运的。而以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方式来单独研究乡土文化变迁以及乡土文化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见。关于乡村少年的研究，大多在横向上进行的，这些研究当下的乡村文化对留守儿童，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以及个人及家庭因素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很少有从纵向上对不同时期的乡土文化对人的成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