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最发达，最开放的时代之一。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作为唐朝国家意志的象征,长安城是唐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唐诗创作重要的人文环境。唐诗不仅承载着长安城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是不断充实、拓展长安城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正是在承载与拓展的过程中,在与周边文化地理环境、都城建筑群体的交流互动中,诗人的创作心态日益成熟,诗歌的审美文化内涵日趋丰富,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
关键词：唐诗 长安城 审美 意境
唐长安城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美学典范。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长安城建筑对于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唐代诗歌对唐长安城以及关中地区的抒写歌咏,也不断丰富、深化着长安城乃至长安文化的整体内涵,并因此成为唐长安城建筑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推动长安城建筑美学走向延伸与发展。唐代从贞观之治的繁荣到安史之乱的衰败，虽然在唐朝后期的逐渐衰落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诗词对于国破家亡的悲鸣，以及对于贪官奸臣当道的呵斥，但我们不能忽略唐朝繁华时，诗人们对于唐帝都的描绘及喜爱之情。这也是为何，那么多的诗人都希望能出仕的原因。由于唐朝后期诗人更多的是感情上的不满和愤恨，对于帝都的衰败没有多少的描绘，这里我将重点分析盛唐时期诗人的帝都情结。
我们首先来看看，唐诗审美的表达与长安城的文化地理有什么联系。为何李渊会把都城建在长安，想来并非是他觉得烦琐难以搬迁那么简单。长安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突出的经济文化优势也占很大的因素。杜甫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之六,《全唐诗》卷二三〇)②隋唐以前,曾有十一个王朝先后在关中立都③,这里是所谓“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④。郑樵《通志略·都邑略第一·都邑序》称:“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⑤关中地区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潏滈经其南,泾渭绕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涝合其右”⑥;“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⑦。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在古代地缘政治角逐中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关中地区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所谓:“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⑧就微观地理环境而言,关中地区也非常适宜建造都城。关中平原由北而南大体分为三个地理单元:第一个从渭滨至龙首原,第二个从龙首原至少陵原,第三个从少陵原至秦岭。第一与第三单元均不利于建造都城⑨。第二单元东西近20公里,南北10余公里,高坡洼地交错且略有起伏,呈现出波澜壮阔又回旋变换的地理风貌,都城设计者有可能在平塬坡谷间寻求最大限度的拓展与纵深——唐长安城广大的面积已充分地诠释了这一特点⑩。可见,唐长安城所处关中地区,具有两个突出的地理特点:一是雄奇险峻,易守难攻;二是险峻中尚有开阔肥沃的平原地带。前者以军事地理优势呈现君临天下的雄健壮美,后者以经济地理优势呈现养育苍生的舒展优美。它们与关中建都历史构成唐长安城独特的文化地理内涵,对唐诗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初唐著名诗人卢照邻与骆冰王就这样描绘的帝都样貌和环境。“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皇居帝里殽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这两首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以长安城地理环境以及建筑格局为间架结构,以长安城的宫廷、市井风情为主要内容,以长安城的荣枯兴衰为基本格调,表现出有别于传统都城题材的新的审美态度与审美理想:它是一种活泼新鲜的生活,一种真实健朗的情感,一种盛衰无常的警觉与幻灭。卢、骆诗中的长安城是见证历史文化命运的传统意象,它蓬勃的气象与格局也是唐士人突破门阀垄断、积极参预政治的美学象征。诗人一面沉醉于富艳景象,一面叹息贵贱无常;一面渴望融入贵戚行列,一面又要求人格的。这种两难的境地导致结尾转向对都城生活的质疑甚至否定。但全诗的主题并不是患得患失的隐忧,而是长安城的壮大、繁华以及诗人对这一切的思考。它的本质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所以,“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他代表着上升中的世俗士人阶层的态度与理想。因此,卢、骆的诗作是唐朝时代精神的文学象征。
在分析了长安城的文化地理与诗学审美表达的联系后，我们再来看看唐诗中对于长安城布局的描写所表现的长安城的繁华。《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城制度》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京城·再筑京兆城》载:“诏宇文恺,则建大兴城,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长安城按照宫城—皇城—外郭城顺序依次建造,宫城位于全城正北,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作为唐诗创作最重要的基地与人文环境之一,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影响着唐代诗歌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形态。如袁朗所作《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以下简称《望京邑》):
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
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
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佩含早风,华蝉曜朝日……
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全唐诗》卷三○)
袁朗家族本为江左世胄,陈亡而徙居关中。《望京邑》开篇借关中的雄强形胜称誉此地帝业隆兴,进而形容宫城佳气葱笼。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宫城推向皇城,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从“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活跃的市井生活画卷。如果说长安城是一首凝固的诗,那么《望京邑》则是由长安城的建筑语言建造的诗化长安城。作者依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方位、功能,依次描绘其建筑风貌及人文内涵,从而在整首诗中营造出多层次的审美形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境界。它借助唐代真实之长安而非陈旧的都城题材,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空间,其语言、意象虽然还残留着宫体诗的气息,但它的艺术结构、审美趣味却代表着时代的美学理想。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皇城则是仅次于宫城的第二重城。它北仰宫城,南俯外郭,是百官理政的衙署。其建筑格局不仅便于拱卫宫城,也便于君臣处理政务。皇城与百官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岑参《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云:“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霄……长乐钟应近,明光漏不遥……笔为题诗点,灯缘起草挑……微才喜同舍,何幸忽闻《韶》。”(《全唐诗》卷二〇一)按《唐两京城坊考》,刑部署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都堂西面第二行。岑诗首二句叙省中寓直,又二句言刑部迫近宫城。玩其诗意乃称誉圣上体恤礼遇郎官。“笔为”二句描述郎官的日常工作生活,最后二句表达幸蒙擢拔、忝列朝官的心态。全诗语调平静,诗境祥和,透露出恭顺谨肃的生活气息。这一类诗语言典雅精致,布局井然有序,情感平稳祥和。它与皇城肃穆整饬的建筑语言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端庄、典丽的诗美境界。
最后让我们唐诗的都城意象与长安城文化内涵的拓展。诗歌艺术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地理形胜与建筑格局影响着诗美境界的生成,而诗歌创作一经完成,作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唐诗也必将影响到长安城审美、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比如,唐诗对长安城历史文化的多元表现,就形成了多层次的诗歌美学风貌——这里有天人相应的宇宙境界:“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李白《君子有所思行》,《全唐诗》卷一)有万方乐奏的神圣朝歌:“酆镐谁将敌,横汾未可方。”(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全唐诗》卷七)有天子蒙恩的傲然荣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李白《东武吟》,《全唐诗》卷一)有旌旆逶迤的浩荡军威:“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全唐诗》卷一三七)也有潇洒健朗的游侠气质:“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一二八。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交叉、并列甚至替代使用丰镐、咸阳、长安等都城意象。这些意象有时代表唐都长安,有时并不确指某一座具体的都城,而是借用这些历史跨度很大的都城意象表达一种帝都与帝王的气象。唐长安城建筑与唐代诗歌的关系,再次印证了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真理:艺术的审美与创造来源于对生活不断的发现、提升当中。生活之所以能持续保持创新的活力与持久的魅力,就在于我们不断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这血液就是我们对生活、对未来的理想与希望。而文学创造及其审美意境不仅是滋养理想与希望的血液,也是我们所期待达到的永恒不朽的精神境界。关中、长安的历史文化是丰富深化唐诗审美、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而唐诗对关中、长安历史文化的再现、表现与诗化,也使关中、长安焕发更多的人文光彩、思想光辉与情感光华。关中与长安的历史并不是从唐诗开始,但唐诗的介入,为关中、长安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塑造了关中、长安新的历史、新的形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杜甫《忆昔》）。正是有了初唐期间繁荣，青春，朝气的景象。才逐渐的形成了唐诗大气，澎湃的风格。也正是诗人对于长安城的热爱和崇敬，也才有了唐朝的活力与热情。可以说唐朝诗人浓烈的帝都情结与唐朝繁荣的景象是分不开的。唐诗与唐长安城,古代诗歌艺术与都城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它们彼此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共同表现唐朝蓬勃的时代气象,而文学艺术视野里的关中、长安,也就此开始了它全新的审美历程与审美境界。
参考文献： ①宋程大昌《雍录》卷一《龙首山龙首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页。
②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牛致功《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④宋敏求:《长安志·原序》,《经训堂丛书》本。
⑤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1页。
⑥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三,《关中丛书》本。
⑦⑧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2页,第2044页,第256页。
⑨唐·魏徵等《隋书·艺术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66页
⑩参见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载《考古》1982年第6期;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