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艺术史通过研究、探索,对从古到今的、现存的或不复存在的艺术品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论。而艺术经济学却是在近十年才开始形成的。今天,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把艺术经济学作为新的课题来进行研究呢?毫无疑问,首先是由于客观的需要。经济学家们已经对国防、健康、教育和信息等经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市场的不断扩大,文化消费的发展,博物馆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国家和私人文化遗产的出现和日益增多,艺术经济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因此,经济学也是收集揭示社会结构的方法和工具的科学。

在工业社会，物质消费是以纯消费为目的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大发展，人们发现有钱不一定快乐，丰富的物质享受不一定幸福，GDP的增长不等于幸福水平的提高。于是有人提出不能以物质消费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最好的产品应该是物质效应与体验效应的统一，要使消费者在消费中有审美的体验。根据马斯洛的人性需求层次原理，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的精神需求，所以人们对产品的层次需求也会提高。这时的产品不仅要有消费功能还要有审美享受功能。

艺术与经济，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和范畴，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和活跃，却使两者越来越紧密地联结起来。艺术生产作为重要的经济手段，艺术产品作为商品的特征，也更加明晰地凸现出来。这与我们长期以来把它作为上层建筑重要构成内容的理论主张，发生了背离与错位。如何认识这种现象，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实践性问题。尽管中外许多文艺理论家们对艺术产品的商品化现象，曾经予以言词犀利的批驳和近乎完全的否定，却非但未能阻止艺术生产参与经济活动以及艺术产品作为商品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历史进程，艺术产品商品化的趋势反而日渐扩大，文化产业成了最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我们甚至在艺术中也发现了工厂的原则。在农业文明的长期统治中，音乐家、艺术家、作曲家和作家们，不是为一个雇主而献艺，就是往往日益陷于被扔到市场的怜悯和慈悲之中。他们越来越变成为为任何消费者的需要而劳动的“生产者”。这种变化发生在第二次浪潮每一个国家里，艺术的生产结构完全改变了。

另外两个看法，又似有意无意地触及了艺术与经济关联的更为复杂的状况：其一，经济与艺术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其间的中介环节还不止一个。如经济活动通常要通过一种社会精神、时代感情乃至政治、法律、伦理、宗教、哲学作用于艺术，而不是经济结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同样，艺术对经济的反作用也十分的间接，它不可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是通过一种“时代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经济基础；其二，艺术生产与经济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具体来说，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一定是同步的，物质生产水平高、经济繁荣，不一定能带来艺术的繁荣和高水平。马克思就曾以繁荣的古希腊艺术为例，说明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并非是成正比的，古希腊开创了文化史上第一个艺术繁盛期，并构成整个欧洲文化的一个“高不可及的范本”，但随后的物质生产的发展进步，却未能使古希腊艺术获得进一步繁盛。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灾荒连年，战争不断，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混乱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8世纪末19世纪的德国，物质生产是落后的，却产生了歌德、席勒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思想家；19世纪的俄罗斯，是其文学艺术的空前高峰期，但此时俄罗斯的经济却相当落后，甚至还残存有农奴制。这些描述经济与艺术发展不平衡的经典例证是值得深思的。虽然这个十分著名的观点，总成为主张“艺术性”的鼓吹者们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也同样受到标榜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士的进一步抢白，认为这种“不平衡关系”只能佐证艺术与经济关系的间接性，却不能成为否定经济基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对艺术活动根本制约和决定的作用的理由。

的确，辩证唯物史观指出：人类活动最初是基于物质生产劳动的。那时意识形态尚未形成，艺术也未出现。但正是基于人类劳动生产所特有的“实践性”，生产迅疾地发展起来，被描述为“物质生产”的人类活动也渐渐显露出日益明确的“非自然”属性。如人类在原始时期制造的石器，绝非是个单纯的自然物，从一开始使之带有了人类的意志，精神的痕迹。哪怕当时它还仅仅是作为人类图生存的一种物质手段。之后的陶器、铜器、铁器，更是带有了人类鲜明创造属性的“自然物”，具有了“人化自然”的显著特征。另外，还存在一类无直接实用性的器物，尤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虽是物质性的，却更凸现出人类的精神需要，如贝壳项链、骨质饰品，以及后来的玉器。由于与后来人类的艺术形态最为相近，被称为“原始艺术”，它不仅成为艺术产生的重要根据，也同时成为理解人类生产活动丰富性、复杂性的重要依据。

但是，“艺术”以及其它人类意识形态的正式出现或被确定，则是伴随着人类生产水平发展到“分工”的阶段。此刻，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二元论”思想也随之产生，即将世界(包括大到宇宙小到人自身)划分为物质与精神，以及类似的二元，如主观与客观、心灵与肉体、理性与感性、此岸与彼岸等等。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能力及其思想认识的变化，那种“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神话不再重要。因此，经济发达与否，表面看来与艺术繁荣程度虽未构成比例关系，却恰恰揭示了艺术与经济的更深刻复杂关系，这是以一句“艺术的性”所无法昭示的。

或许早期的奴隶主统治阶层的出现，致使因“生产分工”而产生的划分思想、划分方法出现了偏激、片面化甚至极端化、对立化的倾向。如古希腊柏拉图对精神“理念”的倍加推崇；如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都在对人类精神活动的注重的同时，又有些顾此失彼地贬低、甚至忽视了“物质活动”的重要性甚至根本性。由此，人类所独具的“生产劳动”也被片面化地当作专事物质生产或体力劳动的活动。“脑体分工”导致了“脑体分离”，“艺术与经济无关”这种长期积习的成见，其实早在艺术出现前就已埋下了顽虐的情愫。人类生产的进步却使人类自身对“生产”出现了认识上的误区，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才使这种局面出现扭转。从本质的意义上说，“物质生产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都是基于生产的，或者说都是“生产劳动”，所不同的是它们各自表现的形态，根本基础应该是一致的，即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方式的自我不断发展和完善。

由此，艺术活动从其产生起源的角度上，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活动所具有的关系便极为密切了，信息时代的当下,经济与艺术的相互融合表现得尤为突出，艺术经济学就是艺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新媒体艺术,借助当代科技的最新成果,以新的视觉经验、新的沟通形态与互动方式,扩展了人类丰富的审美体验,改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推动着社会文明步入一个发展的新纪元。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