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8 15:36 来源： 人民论坛2013年12月中 作者： 刘淑娟

核心提示： 【摘要】尽管现阶段我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旧很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认识薄弱。部分保护“非遗”的提法不符合“非遗”的基本原则与观念；存在理解“非遗保护”方面的误区；不能科学地认识保护“非遗”的主旨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我们根据相关的法律规范与理论来进行调整。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律保护　现状 

为更好地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份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我国也在2005年3月份颁布了《有关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见》①。2011年2月25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通过并公布，这是继“文物保”之后又一项重要法律。然而客观地讲我国保护“非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这给保护“非遗”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相对滞后、薄弱的理论研究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理解最基本的原则时有偏差，所以很难在完善、成熟的中国化系统理论上来开展保护“非遗”的相关工作。本文根据这一情况，着重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对保护“非遗”的基本原则进行论述，且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反思国内保护“非遗”的实践和理念，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宏观上的分析对策，以促进保护“非遗”工作的开展。

基本原则和理念

在“非遗”的理论体系里，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本文将重点解析“非遗”概念的外延、内涵与其基本原则。

《公约》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作了如下的规定：被各个团体、群体以及个人看成是其文化遗产的所有的技能、表现形式、知识、表演、实践以及和其相关的文化场所、工艺品、实物、工具等等，其主要涉及下述几方面的内容：手工工艺方面的传统技能；和宇宙及自然界相关的实践、知识；表演艺术；节庆、社会风俗及礼仪；口头的表述与传说。从总体上看，其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分别是“生态性”、“民间性”、“活态性”，以及“生活性”等等②。

根据论者的观点，“活态性”指的是，较之于那些处于静止状态的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有着不断变动的形态。“生活性”和“民间性”关系密切，因为“非遗”是民众的集体智慧的成果，其在日常的民间生活里自发的传承、出现与发展，源于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环境，是民族生活得以维系的主要方式，因此一旦其和民间的生活相脱离，其生命力将无法鲜活。“生态性”指的是根据自然科学里的“生态”概念，来描述民间“非遗”的生存情况，其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存在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所具有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基础的，涉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语言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造就了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内涵；二是各区域的“非遗”形态与其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一起营造出了和谐的文化生态圈。在《公约》里还规定了“非遗”理念的目标和主旨，即实现对人类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在笔者看来，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仅仅是保护“非遗”现象，其需要从整体上保护“非遗”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非遗”的目的。

我们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实践活动，就必须科学地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里明确表述了这一概念，也就是“施行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涉及到该遗产每方面的立档、确认、保存、研究、宣传、保护、承传、弘扬及振兴”③。但《公约》没有明确地规定保护“非遗”的原则、对象及主体，这给相关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非遗保护”的对象不仅仅只是《公约》里所涉及到的那些“非遗”现象的本体，比方说口头的表述、传说，其还涉及“非遗”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受众以及传承人等等。对于保护“非遗”的主体问题，各国的规定各异，然而其都规定了应构建各方面相互协作、责任清晰、主体明确的有效保护机制的内容。此外，保护“非遗”时应当遵循其自身原则。第一，应开展理解保护，也就是在准确地把握“非遗”形态的意义系统与符号体系的基础上来保护“非遗”；第二，在开展保护工作时应遵循创新原则，这是由于只有增强“非遗”纳新吐故的能力，才能实现健康发展“非遗”的目标；第三，应遵循整体性原则，也就是将“非遗”作为整体文化来进行保护，切忌肢解式保护。

在对保护“非遗”工作的基本原则、对象及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后，我们还应当对保护“非遗”和以往常用的那些概念（比方说创新、革新、传承、保存）进行辨析。原样的传承、保留文化遗产即为“保存”，其可以适用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但对动态文化的“非遗”来说，由于其处在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有着不断变化的形态，所以在保护的时候，除了需要保存其原样之外，还应注重对其发展方面的保护。而“传承”多指动态的口头传承，其是“非遗”形态得以保护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创新”指的是在处于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非遗”形态可以根据外部的变化情况来调节自我，且能够根据文化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进行演变。而“革新”指的多是鼎新革故，这显然有悖于“非遗”保护的主旨。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对保护“非遗”的内涵的准确把握④。

现阶段国内保护“非遗”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的部分提法不符合“非遗”的基本原则与观念。需要强调的是，各地基本上都是根据联合国与的相关文件来制定保护“非遗”的文件，所以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所存在的观念偏差，主要是由其在认识联合国和国内的“非遗”规定上的偏差造成的。

而且，部分地区在开展保护“非遗”工作时还普遍存在措施灵活性不足的问题。由于所颁布的关于保护“非遗”工作的文件只是对部分总原则进行了规定，所以各地区应当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设置方针对策，借助于多样灵活的措施来保护文化的多元性⑤。

在理解保护“非遗”的观念上存在误区。国内在保护“非遗”时普遍存在主体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我国保护“非遗”的主体很多，其涉及各个不同的层面，比方学术界、、工商界、民众、传承人以及社区组织等等，若它们间可以实现高效的协作，势必能产生强大的合力，进而完成对有效保护机制的构建。然而当前却普遍存在不明确的责任分工这个问题：一是，部分区域保护“非遗”的工作成了少数文化投资商的经济事务或者是少数文化干部的行政事务，行政的领导担当着保护的主体，比方说尽管评审“非遗”的委员会是有关领域的专家与文化厅等行政部门的同志一起组建起来的，然而真正的主体是各级部门的负责同志⑥。此外，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学科专家与民间的艺人不具有主体地位。这使评定“非遗”工作成了“指定”工作，且容易和实际相脱离。现阶段的情况是，部分民间的文艺家协会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保护工作中来，学者、民间艺人的参与较少，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保护“非遗”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在保护“非遗”的工作中还存在不能准确地把握整体性原则的问题。部分区域在进行保护“非遗”的文件的制定时，常常忽视保护“非遗”的整体环境，未充分地意识到“非遗”是和自然、人文环境一同存在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虽然在一些文件里也涉及到了对文化空间的保护，然而其却不同于整体性的保护理念。受此类模糊的保护观念的影响，保护“非遗”的工作常常处于“碎片式”形态之中。

未能准确地把握保护“非遗”的主旨。激发人们对文化的保护意识，使文化的多样性得以维护，确保人类文化能够维持生态上的平衡是保护“非遗”的主旨所在。而不管是设置“非遗”的名录，还是设置专项的基金，都仅仅只是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手段。所以在保护“非遗”时，我们不能将工作的核心与主要的目标设置成进入“省级”、“国家级”、“世界级”的“非遗”名录中，这样做只能是本末倒置，会使文化形态丧失健康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该将“申遗”视作促进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且应把相应的保护工作放在首位，决不能将精力与财力一味地放在名录的申请上，切忌过分地提高申遗工作的意义。

除此之外，还存在分级有悖于保护主旨的情况，部分区域根据的文件，从2006 年开始着手制定涵盖省、市、县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且明确规定只有那些进入了县级名录的才能进行更高层次的名录的申请。在笔者看来，此类分级制度片面地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文化等级现象，这显然不符合联合国保护“非遗”工作的根本宗旨与目标。

有关国内保护“非遗”工作的几点建议

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开展理解保护工作。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各地应重视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充分地研究调查各种“非遗”形态，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切实做到理解保护。只有那种理解式地保护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如果对意义不能准确地把握，那么开掘只能是盲目的，其结果必定是毁灭、破坏。概况地讲，我们一方面要普查各地的文化，组织多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展览、会演，同时要重视对各地区文化数据库的建设；此外，还应当收集、整理各地区的文献、史籍、地方志、家谱、民俗志及专题志等相关的资料，以期能够深层地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原生”环境下维持“原生态”，打造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在保护“非遗”时，应从“原生”环境里对“原生态”进行保护。现阶段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普查全面、记录立体、抢救及时、整理分类、扶持有效”的方针，其通常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建立针对“非遗”的有形形态的档案，采用静态保存的方法，比方收集文字资料，或者是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将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与表演过程等动态方面的因素录制下来；此外，对“非遗”事项的单纯保护，比方说组织表演艺术展演。显然，只借助于这两种保护措施还不够。我们应在“活态”保护原则的指导下，构建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也就是把文化形态和其相关的生存环境看成整体来进行保护，让它们避免被主流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异化。在实践中，各地可以参考贵州等省的做法，进行生态保护馆建设，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部分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区域设置民俗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开展动态保护活动，转变博物馆以往那种传统的理念，比方在朱仙镇（开封）、桃花坞（苏州）及杨柳青（天津）等地成立以木板年画为主题的民俗村⑦；除此之外，在开展非遗的整体保护工作时需要严格地遵循“生态性”原则。

应有效地整合社会多方力量，形成上下合力，推动保护理念向文化保护自觉意识的转化。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参考法国和日本在保护主体方面的成功做法。以日本为例，在保护活动里有许多民间组织的参与，且民俗学者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认定、审查、调查与研究“非遗”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为使保护文化遗产之作的持久性和科学性得以维护，设置了数以百计的相关单位，从事调查、收集资料与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各地应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设置与保护“非遗”工作相关的专家咨询与科研机构，同时应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使民间艺人在文化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性得以充分的调动，我们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出台可行性强的措施，以激发艺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部分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的区域，经济比较落后，艺人难以维持生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给予适当的帮助，解决其在技艺传承方面的后顾之忧。

制定与地方实际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在保护“非遗”时，务必应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当地文化形态的特点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此处我们举个保护地方戏曲的例子⑧，在开展具体的保护工作时应注意下述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由于地方戏都有自身的舞台表演程式与表演体系，因此其保护范围不能局限于像穿着艺术、化妆、表演的程式、曲牌唱腔、唱念的规范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应当重视对其精神层面的精神意蕴、文化内涵及审美追求的保护，也就是应将“神”有效的保留下来；应尽可能地减少主流文化与商业文化对其的影响。第二，应重视保护和地方戏相关的审美观念与语言环境，综合地保护其相关的艺术构思手法、传承人及口诀。此外，为了确保地方戏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后继有人，还应当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重要的人才培养场所。

构建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就应当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由于自古以来民间文化在我国都是不登大雅的，其被放在陪衬主流文化的位置，以民间音乐为例，长期以来其都被视为一种音乐素材来源，但其并不属于主流音乐系统。因此只有先完成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才能充分地保障民间文化的尊严与相关工作者的权益。

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的方式和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实践中，我们应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与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调查“非遗”时，应到调查地进行深入的调研，准确地把握当地文化现象中的精神内涵与其民众的心理特质，从情感上联络调查对象，掌握好当地的情况，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与此不同的是，在调查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时，重视的是那些纯技术层面的、静态的工作。

现阶段，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尚处初级阶段，存在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然而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如此一来，才能主动地学习各方面的经验，才能在反省中进行改进，才能推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健康发展，使我国的文化血脉得以传承。

（作者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本文系2012年湖南省社科基金立项资助课题“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YBA201）

【注释】

①杨勇胜：“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8～9页。

②杨解君，赖超超：“公物上的权利(力)构成—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点”，《法律科学》（西北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20～21页。

③费安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3～34页。

④王鸣明：“民族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戏剧”，《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8～29页。

⑤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源问题”，《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41～42页。

⑥郑少华：“试论土著民的环境权”，《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第15～16页。

⑦李世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与规范问题”，《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9期，第39～40页。

⑧沈颖迪：“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之商标保护”，《中华商标》，2004年第7期，第13～14页。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