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为理论基础，分析研究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余华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深刻关系。
关键字：余华 西方作家 影响研究 比较
余华从1993年开始发表作品，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被视为先锋小说的典范，90年代后创作发生转型，写作风格由先锋叙事变成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其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十部作品”。余华前期的小说非常明显地收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转型后的现实主义创作也仍然带有先锋文学的影子。对余华影响较大的西方作家主要有福克纳、格里耶、罗兰·巴特、卡夫卡和海德格尔等。
福克纳对余华创作的影响
余华将美国作家福克纳称为“”。他说：“影响过我的作家很多，比如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可是成为我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福克纳就传给我一招绝活，让我知道了如何应对心理描写……我发现了是如何对付心理描写的，他的叙述很简单，就是让人物的心脏，让他的眼睛睁开。一系列麻木的视觉描写，将一个杀人者在杀人后的复杂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害怕心理描写了，我知道真正的心理描写就是没有心理。”
余华认为心理描写并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极端情况时，丰富的内心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当人物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他很少把笔墨花在对人物心理的直接描绘上，而是倾向于其身体行为和状态，即用肢体语言和行为语言来间接地反映其内心丰富的世界。如《活着》中有庆因为大出血而死之后，“我一下子就看不见医生了，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出来。”“我有庆有庆叫了好几声，有庆一动不动，我就知道他真死了，一把抱住了儿子，有庆的身体都硬了。”“走到了有庆坟前，家珍要我把她放下去，她扑在了有庆坟上，眼泪哗哗地流，两只手在坟上像是要摸有庆，可她一点力气都没有，只有几根指头稍稍动着。”余华的心理描写实质上就是福克纳式的心理描写。
罗伯·格里耶对余华创作的影响
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虽然开始自觉地回到文学自身的领地，但是在写作形式和文学观念等方面还处于严重滞后的局面，中国先锋小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中崛起的。李陀曾经称余华的作品为“阅读的”，余华不仅对长久以来形成的阅读态度和阅读习惯进行了强烈的，还对文学创作本身的诸多问题发起了全方位的扫荡。在这方面，法国新小说派，尤其是罗伯·格里耶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余华曾经在《内心之死》中对格里耶的叙述方式倍加赞赏。“一切的描写都显示了罗伯·格里耶对眼睛的忠诚，他让叙述关闭了内心和情感之门，仅仅是看到而已……正因为如此，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才有可能成为嫉妒之海。”格里耶提倡“物本主义”，其理论认为“世界没意义也不荒谬，只是存在着”，世界由于人之外的事物构成，人则是处在物质的包围之中，只能通过视觉看到物质的外表，不应凭主观赋予它任何意义。他反对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主张人与物要进行分离，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思想感情等都极其次要甚至可有可无，只需要描绘出事物的真实面貌，写出“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法国新小说派的这种非人格化的叙述方式在他前期作品中尤为突出。《现实一种》描写的是一件兄弟相残的恶性家庭暴力事件，而余华只把自己于对事件的客观描写上，不做任何道德评价或心理分析，残酷的事件与作者的不动声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读者的阅读感受造成了强烈冲击。
除了这种叙述外，法国新小说派还在更重要的方面给予余华启示。格里耶认为，传统的小说观念通常把小说看作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和投影，而当代小说创作应当同这种巴尔扎克式的小说传统告别，因为传统小说中所谓的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写其实是带有浓厚的作家主观色彩的。余华所寻求的无我的叙述方式，也正是基于对传统真实观的反拨。“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现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是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所谓使用虚伪的形式，也就是指他要拒绝各种先验秩序，还原世界的自在状态，并发掘出埋藏在常规经验以下的东西来。
罗兰·巴特对余华创作的影响
余华的叙述平实而冷漠，是受到了罗兰·巴特的影响。巴特认为“文学中一组记号的表达与思想内容无关，语言也与风格无关，它们都在一切可能的表达方式内，确定着一种丁兴华语言的孤独性”，包含着某种阶级政治倾向的作家个人风格“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于读者”。他认为理想的写作应该是零度写作或中性写作、毫不动心的“纯洁写作”，写作只指向作家自己。
余华曾经说过：“在这里作家有时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在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这种零度叙述几乎贯穿了余华的整个创作过程，但这并非是说余华的作品中缺乏感情，而是指他在写作过程中不受其他既定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使自己的作品在尚未创作之前就定下了某种“调子”。余华不认为作家有揭示现实意义的历史使命，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是“局外人”，更像个纯客观的观察者，用不动声色的冷漠的“无我”语言记录着人物和故事。零度叙述降低了作者在叙事时的高度，使作者和读者处于相似的地位，有助于读者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卡夫卡对余华创作的影响
在这众多的西方作家中，对余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卡夫卡，“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了我。”余华如是说。卡夫卡不但在写作形式上给予他启示，而且卡夫卡深邃的思想、怪诞的风格和孤独的气质也濡染了余华的创作。他书写的那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与卡夫卡笔下令人窒息、荒谬无常的世界共同奏响了人类的绝望之音。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有着与19世纪传统的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艺术风格。他的创作直指人类生存的现状。在他深邃的目光里，整个“世界秩序都是由谎言构成的”，“在这片土地上笼罩着一篇黑暗”。他延期这样的世界，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于是卡夫卡意欲通过其主观精神的揭示，去获取人存在的本质。为了充分展示自己生存于这个世界的精神感受，他在创作中常把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荒诞、真实性与假定性等因素拼合在一起，构筑复杂的寓言世界，寻求作品的象征意义。而人物的符码化和文本的抽象化使得余华的小说成为一个言说“命运”、“ 死亡”、“ 欲望”、“灾难”等主题话语的寓言系统，作品中流露出的绝望感、无法摆脱的世纪末情绪无不与卡夫卡遥相呼应。
卡夫卡众多作品的意蕴历来众说纷纭，延伸出了无限的艺术张力。如《城堡》就有关于宗教、犹太人处境、政治权力、现代人境遇等不同方式的诠释；而《在流放地》也有着政治和人类处境、宗教与人道主义、人性批判与战争罪恶等多重寓意指向。可以说,卡夫卡的创作，既直指真实的存在,又向无限的空间延伸。而这种创作精神及形式正是余华所向往与追寻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余华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余华渴望去探寻、揭示的真实，是一种个人精神上的真实，也即存在于作家内心的对世界的个人理解，并意欲在这种真实背后繁衍出广阔的意义。而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心灵的连接使卡夫卡激发起余华的创作。余华在卡夫卡的启示下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来创作。
从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背离传统写实准则，脱离常识与逻辑的围困,将目光投射到事物、生活的背后，从大众的概念走向个人的独特体会。因而余华这一阶段的小说大都用一个或几个形象生动的故事来诠释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从而使其作品带上了浓厚的寓言的色彩。他用一个个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在繁复的生活面前开始了他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并把这思考的历程在文本中自由展现。
海德格尔对余华创作的影响
余华后期创作还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对死亡的感知可以触及最根本的存在，因为在他人死去之际可以经验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被规定为一个存在者从此在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不存在。《活着》里福贵目睹了各种形式的死亡，当他的生命进入倒计时阶段时，对死亡的审视和感受成为了他的主要思想内容。“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向死而在，使福贵在死亡面前敞开了生存的一切可能性而获得了一种坦荡之乐。福贵正是在对不堪忍受的苦难的承受中，在对死亡的无数次的照面中，领会了存在的真意和命运的无常，最后走向了达观与超脱的澄明之境。
在存在主义者眼中，生存的本真状态从来就是荒谬和虚无：“上帝”死了，人类被抛离出了宗教这个温暖的怀抱，不得不赤裸的面对整个巨大的冷冰封闭的物质世界。”福贵懂得了自己过去视为当然的东西中，究竟有多少就其本性而言，是既非永恒也非必然的，而是彻底暂时的和偶然的，他懂得了不管那个自我看起来是多么完全地包容在他的社会环境里，自我孤独也是人生无法约减的一面。到了最后，他还是看到了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死亡面前都是孤独的和无遮无蔽的。他的的淡然，是因为他无法选择，活着是生命的唯一动力和最高意义。余华在这方面的创作体现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
余华的创作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关系非常密切。除上述作家之外，余华还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海明威、普鲁斯特、托妮·莫里森、纳撒尼尔·霍桑等人，他说：“我一下子面对了浩若烟海的文学，我要面对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我的阅读更像是生存中的挣扎，最后我选择了外国文学……然而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我却有幸让外国文学抚养成人。”80年代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作为政治观念载体的固有传统和存在方式，更注重文学自身的探索，余华小说的主题超越了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范围，叙述技巧也与传统样式大相径庭，加深了文学表现的深度和力度，充分体现出“文体的自觉”，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产物，在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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