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时候，又率领全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种因素，中国党选择了苏联模式，采取了计划经济。这种模式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苏联模式也是如此。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管理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建设中比例失调的问题突现出来。

　　及时觉察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1955年底，他在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最后一天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党人面前。在讨论回应赫鲁晓夫报告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发表了多次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述了国际主义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党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借鉴，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思考。他说，民主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和建设时期，我们还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1956年起，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把国内外，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成为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1956年9月，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取得的积极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但是，1957年以后，党和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些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仅在当时指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思想和实践经验。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的理论等。这些错误的东西，由于它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此不属于思想的科学体系。

　　这两种发展趋向，又往往交替出现在全党的探索过程中，甚至出现在个人的思想认识变化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中。1957年下半年以后，和其他领导人在纠正已经察觉的“左”的错误过程中，还是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观点。例如，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以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观点；刘少奇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以及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的观点；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提出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以及加强执政党建设，执政党要接受党内外监督等观点；朱德提出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提出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

　　2．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

　　这里主要是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

　　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并且基本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就是说，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对当时和今后一个时期国情的判断、对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基本是正确的。这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3．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这一重要思想和基本方针，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的。他在这篇重要讲话一开始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接着分析了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他说，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篇讲话的最后，又一次强调：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并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基本方针，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党人必须始终遵循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基本方针。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

　　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明了地回答。后人还往往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列宁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是，列宁由于经历的社会主义实践时间太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没有来得及展开论述，没有能够进一步阐述这些矛盾将是什么样的矛盾，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又是怎样，以及怎样解决这些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在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和谐的统一体，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直到1952年斯大林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在考察苏联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命题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学说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在矛盾的性质、矛盾运动的特点、解决矛盾的途径、方式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矛盾双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些不相适应而相矛盾的方面，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它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存在状态、性质、解决途径等的深刻论述，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努力探寻正确、有效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2．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其要点是：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社会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特别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是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社会主义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从近代中国实际出发，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长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的同盟军来团结、争取。在社会主义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具有对抗性的；但是，中国党通过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终于将这一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通过和平赎买顺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第二，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根本不同。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诸如，在经济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政治上中国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在论述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重要思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在这里，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就是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目的，或者说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十分紧迫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

　　1．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确区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他又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根据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的实际状况的考察，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上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也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来源。

　　2．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

　　在194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要中国的民族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党是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在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2年底，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此后，随着“现代化”这个词汇的普遍使用，中国党也用“社会主义现代化”替代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新中国的发展目标。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现代化”来规定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终于形成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

　　19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周恩来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5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

　　1．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就开始思考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全党在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会后第十天，率机关以“进京赶考”的心态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等又反复强调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第一，中国党执政后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主要是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掌握，使党的干部容易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第二，执政党必须接受党内外的监督。1957年4月，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他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他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他坚信，只要不脱离群众和接受监督，虚心学习和不断地工作，中国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第三，必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第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第五，党的组织建设和干伍建设，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的人。

　　2．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55年9月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这是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际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新的理论概括。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方向；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顺利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水平，防止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五、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探索的意义

　　1．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2003年，总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志和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者。虽然最终未能在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功，但他在探索中取得的初步成果，对后来者，却具有基础性、铺垫性的作用，从内容上、理论品格上为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这些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建设目标，因而自然成为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1979年指出：我想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妥当。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分阶段的思想，同样给以启示。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

　　第二，探索的成果为理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探索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的成果，从认识论上说，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这为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无论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还是他提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事实上都集中体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以为核心的中国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讲的实事求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一思想路线，从而为改革开放、为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在探索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过程中所表现的敢于创新的精神和理论品格，对的成功探索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非常强调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学，但是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目的，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探索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也体现了他敢于创新的理论品格。继承了敢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多次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坚持和高举思想的旗帜，就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探索是一种开拓，总会有成功和失误。尤其是面对全新的事业，面对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失误未必是坏事。正是由于有前人探索失误留下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后人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才会把事情做得更好，才可能走向成功。由于种种原因，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探索中出现失误，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最终导致十年所谓“文化大”的错误实践和相应的错误理论的发生。在一些问题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为后来者在同一问题上的成功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正如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做好。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以和为核心的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的关系。思想是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思想就没有理论，不了解思想就不能科学地把握理论。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5年底，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地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的冒进情绪和行为。对此，周恩来、刘少奇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和反对冒进，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越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1956年5月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把它确定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强调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这一方针的执行虽然经历了曲折反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果和经验。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2．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方面的五种关系，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地方的关系。

　　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认为，我们在处理这方面关系问题上没有犯大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同时他强调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一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更多更快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凋，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从农业关系到几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到1962年，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思想。

　　3．经济和管理改革的初步探索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195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经济和管理改革方面作了探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这些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经济改革。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风”的过程中，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久，他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陈云在的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国家的计划生产为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市场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此外，、刘少奇、周恩来等在1956年底都谈到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可以允许一部分私营经济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子恢等提出合作社可以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可以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些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以不同方式表示肯定，予以支持。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当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让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刘伯承常说的四川民谚“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这个道理。他反复强调，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要从问题上来解决，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这是一个大，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

　　第二，关于管理改革。如前所述，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后，在周恩来、陈云的主持下，完成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改革的文件的起草任务。其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调整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肯定了鞍山钢铁公司“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

　　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写入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为以后历次所肯定和完善。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民主共和政体，也有别于苏联实行的苏维埃制度。

　　2．中国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其要点是：第一，这一方针的基本内涵。所谓“长期共存”是指，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都可以同中国党长期共同存在；所谓“互相监督”是指，各党派之间互相监督，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党。第二，实行这一方针的基本依据。指出，这个方针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方面，我国的民主党派与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历史上是同中国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它们接受党的领导，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它们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党应该继续同各民主党派合作，长期共存。另一方面，执政的中国党需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包括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对党更有益。民主党派能够对党提供单靠党自己的党员所不能提供的监督。

　　3．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党在民族问题上，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国家管理的结构形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国内各民族人民都能够积极地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让各民族人民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自己当家作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以达到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目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4．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这个方针作了详尽的阐述。第一，这个方针也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第二，这个方针的具体涵义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实行这个方针，不仅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地位。根据我国的原则，提出了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这就是：(1)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人民；(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4)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5)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6)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两条，即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5．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立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中国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1月，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单列一章阐述知识分子问题，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进步，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尊重他们的劳动，制定和落实知识分子。同时，要求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三、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1．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从此以后，建设现代化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加强人民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精简整编，建立各军种和兵种，颁布并实施有关制度、条例，创办军事院校，建立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体系，研制先进武器、尖端武器，等等。

　　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此，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同时，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正常进行。

　　2．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设想。1955年，周恩来在全国常委会上指出：中国人民解决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7年4月，公开表示了中国党准备和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意愿。1958年11月6日，在为国防部起草的《告同胞书》中，又建议国共两党谈判，实行和平解决问题。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的准备。

　　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对台工作的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这就是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方针。“一纲”就是：只要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当局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拨付；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相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但是，这些主张在当时未能实现。

　　3．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的支援。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周恩来制定了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早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任务，并阐明了中国党关于外交问题的具体纲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党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1953年12月，周恩来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并发展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在坚持自主和平外交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