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制度，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于政治状态，还受传统的习惯支配；它们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历史研究必须把婚姻、家庭、妇女的问题包括在内，需要把它们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领域一起进行考察，才可能把握社会全貌和阐明历史的进程。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它有何特点，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妇女如何才能摆脱受压迫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女子，主要指一般身份地位的，贵胄和贱民中的妇女，一妻多夫制中的女子，均未作特别叙述。

一、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

  清朝同其他王朝一样，维护父母决定子女婚配的权力。它继承明代的法令，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很清楚，子女的终身大事，由祖父母、父母作主，如果这些长辈都亡故了，就听伯、叔、姑、兄、姐和外祖父母决择；若这些人也没有，则听凭余亲尊长（如伯叔祖父母）主婚；若祖父母、父母犯死罪囚禁，子孙之婚姻亦需听从他们的安排，倘若自行嫁娶，则要受杖八十的刑罚。在家族制盛行的地方，祠堂以族人联姻关乎宗族体面，也干预族内青年的婚事。如江苏宜兴篠里任氏宗词要求，当家长为子女议婚将成时，必须报告词堂的宗子、宗长，他们同意了，婚事才能定下来。这样婚姻的当事人——青年男女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配偶，不管他（她）们愿意与否，都得服从家长以至族长的安排。本来，一对结合的新人，要长期共同生活，白头偕老，但是他们的结发，不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却凭家长捏合，这样的匹配是包办婚姻。这就是清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那么家长给子女选择配偶，又是根据哪些原则进行的呢？我们从载籍资料获知，主要有两条。一是论门第，二是论。

  清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们间的极其重要的交往——联姻，也和其他社交一样，受着等级的制约。雍正年间纂修的《浙江通志》说宁海县“婚姻择，先门第”。道光中编写的安徽《祁门县志》说该县风俗，“婚姻论门第”。同治时撰写的湖北《石首县志》谓该地“男子十岁以上，女子十岁而下，门第年齿相匹，即为定盟”。光绪间编纂的江苏《崇明县志》说当地“婚姻论良贱，不论”。可见“论门第”、“严良贱”是联姻的重要准则。门第，主要是官民范畴内的界限，诸如贵胄之家，品官之家，绅衿之家，平民百姓，等等差别。良贱，区分良民与贱民；良、贱也是不同的门第，所以要详加区划，是强调良贱的不同。婚姻论门第、严良贱，就是要它在相同的等级或上下相差不远的等第间进行，而最不允许的是良人与贱民间的联姻。

清朝严格禁止良贱通婚，法令专设“良贱为婚姻”的条文：“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奴自娶者，罪亦如之”；“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因婚而入籍为婢的女子，改正为良。法律中还有“娶乐人为妻妾”的专条，禁止官吏及其子孙与贱民中乐籍人户通婚：“凡官并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子孙娶者罪亦如之，注册，侯廕袭之日降一等叙用”。凡是良贱为婚，不仅体罚打板子，更重要的是判处离婚，决不许良人以上的家庭掺有贱民的血统，以维持良贱制度。

  宗族祠堂作为封建势力最直接的统治人民的机构，极力维护婚姻论门第、严良贱的原则。望族不乐与寒门联姻，更不准与贱民通婚。如康雍间，无锡县华姓宗族一成员将女儿许配给奴仆的儿子，该族士人华泰认为有辱宗党，出面干涉，男方对此毫无办法，就找别的理由告他，打了几年官司，婚姻终被拆散。上述规定和事实说明，禁止良贱通婚是统治阶级所竭力奉行的。

  人们政治身份的良、贱与经济状况的富、贫虽不等同，但大体上相当。尽管有的地区婚姻论良贱而不计，但是在更多的地方，既辨别良贱，又计较。如在无锡，“婚姻之家，必量其而后合”。在安徽宁国府，也是“婚嫁论财”。家庭经济不富裕的，顾虑到女儿出嫁后的生活，更要考察男方的经济情况，所以“中下之家论财”。论财，就使得经济状况基本相同的人家为儿女提亲，结为姻戚。

  婚姻论财突出地表现在讲究聘礼与嫁妆上，尤其是聘金的多少，常常成为婚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雍乾时期翰林院检讨夏醴谷说当时婚姻论财的严重情况是：“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苟厚矣，妇虽不德，亦安心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苟丰矣，婿虽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主婚的男女双方家长过分地挑剔对方的礼物，也是查看对方的经济力量。

  婚姻论门第与论，在这两方面，又以前者为重要，因为良贱是不易逾越的鸿沟，人们必须严加注意。

二、婚龄的规定和童养媳制度

  清朝规定，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这项法令，继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虚岁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是一种早婚制度。早婚是当时的习惯，在社会上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民众家庭中尤为流行。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顺治帝十四岁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十二岁的童年时完毕，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十三岁，乾隆帝算是晚婚的，大婚时也才十七岁。帝后的婚龄之早，表现了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社会下层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为了获得劳动人手，常给年岁幼小的儿子娶年长的媳妇，形成小女婿的社会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婚龄的规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动。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法定婚龄偏小，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565年—576年在位）规定，女子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必须出阁，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72年一577年）强制十五岁以上男子、十三岁以上的女子成亲。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婚龄也在实际上被提前了。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年）规定女子在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必须出嫁，否则多征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的法令，强制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成家。这些婚龄的规定，是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因为战争使人口锐减，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补充兵源，强迫青少年早婚以藩殖人口。

  清代的婚龄法规是稳定的，虽然没有强制少年结婚，但实际是鼓励早婚，鼓励人口的滋长。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问题，由顺治七年（1650年）的一千零六十万丁口，增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人。早在清朝初年，康熙帝、雍正帝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屡屡说人民生计困窘，是由于生齿日盛而田不加服所造成的。乾隆帝在晚年更惊呼他的属民比乃祖时跃增十五倍，表示他对民生问题的担忧，说些要求小民“俭朴成风，勤稼穑，借物力而尽地利”的陈辞虚语。康熙帝、乾隆帝祖孙都没有推迟结婚年龄、生育的措施，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子孙多是好事——“多子多福”。比如雍正帝祝愿他的宠臣云贵总督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鄂尔泰报告他已有五个儿子，雍正帝说他的祝愿实现了。他的父皇康熙帝有儿子三十五个，女儿二十个，堪称为“多子翁”。人们希望多生，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的封建私有制，需要有血缘关系的财产继承人；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社会，家庭需要及时补充劳动力，这就是早得子、多生子思想意识和现象产生的根源。由此而派生的早婚制度及其稳定性，就不难理解了。

  早婚还表现在童养媳制度上。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结婚。

  童养媳在清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童养的女孩年龄多很小，有的达到了清代法定婚龄，也待年在婆家，则是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其待年情况，可从下列《童养媳事例表》得知一二：

童养媳事例表

  童养媳婚姻的流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原因。第一，贫穷的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就把她给了人，长大了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安徽绩溪县这种情形很多，所以嘉庆间修《县志》，说贫者“女生畀人抱养，长即为抱养者媳”。第二、结亲聘礼重，婚礼浪费大，陪嫁多，而这种习俗常人又无力抗拒，但是童养媳制度倒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开支，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要财礼，等到正式结婚，仪式要比大娶简单得多，不要花多少钱，女家也不要陪嫁妆，没有破家嫁女之忧，所以同治间纂修的江西《新城县志》说到当地童养媳盛行，强调“农家不能具六礼，多幼小抱养者”。婚礼习俗，成为造成童养媳制度的一个原因。第三、清代社会还有公婆或丈夫病重提前娶媳妇的习俗，这种做法叫做“冲喜”，希望病人好起来，这样成为出现童养媳的一个原因，如上表中提到的李绶馥妻汪氏，十三岁时，“为姑疾笃，归李为待年媳”。

童养媳制度使幼女的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她们多受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一首同情待年媳的题名《姑恶》的诗，他写道：

 小妇年十二，辞家事翁姑。……姑令杂作苦，持刀入中厨。……析薪纤手破，执

热十指枯。……姑日幼不教，长大谁管拘！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挞俱。五日无完衣，

十日无完肤。吞声向暗壁，啾卿微叹吁。姑云是诅咒，执杖持刀鋙。岂无父母来，洗

泪饰欢娱。岂无兄弟问，忍痛称姑劬。疤痕掩破襟，秃发云病疏。一言及姑恶，生命

无须臾。

道出恶婆要把童养媳纳入规范，动辄打骂，并强迫幼女从事力不胜任的家务劳动，她们在这种下，还不敢向娘家的亲人诉说。这样的恶婆婆不是个别的，她们要降伏儿媳，以使后者规规矩矩地伺候公婆丈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待到小字辈熬成婆婆，又以婆婆的方式虐待自己的童养媳或儿妇。有的童养媳还被婆家当作财产而出卖，如上海有贫民把童养媳卖给妓院。阳湖县有一个佃农为了交地租，要把童养媳出卖给人为妾。童养媳是一种残无人道的婚姻制度。

三、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

（一）社会禁止再婚及其办法

 男子亡故，妻子成了寡妇，聘妻成了“贞女”，还有离婚的妇女，这些女子都有再婚的问题。

 统治者说夫妇为人伦之始，夫妻名分一定，就终身不能改变。为了正名分的大事，妇女要保持贞节，“从一而终”，不能再嫁，即使家贫无以为生，也要按照宋儒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不能再嫁。倘若第二次结婚，就会低人一等，受到各种侮辱。亲朋会认为他玷辱“门风”，看不起她，所谓“再嫁者不见礼于宗党”，就是指此。社会上也看不起，甚至会出现徽州的情形：“再嫁者必加以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勿令近宅，至家墙乞路，跣足蒙头，群儿且鼓掌掷瓦而随之”。生前如此，死后还要受到歧视，族谱的写法就在贬低和蔑视她们。如江苏丹徒县的《京江郭氏家乘》对族人妻室写法规定：正室曰“配”、“继配”，如果是娶再嫁女子则书“纳”，族人的妻子改嫁出去了则写“曾娶”，为的是“贱失节也”。

 元明以来，统治者把守节的寡妇和贞女表彰为“节烈”、“贞烈”，给她们建立“贞节坊”、“烈女祠”，而清朝做得特别认真。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说：“朝廷每遇覃恩，诏款内必有旌表孝义贞节之条，实系钜典”，命令各地“加意搜罗”，对山乡僻壤、贫寒耕作的农家妇女，尤其不要因她们请旌经济有困难而遗漏。旌表节孝，除像以前一样给个别节妇银两建牌坊外，又命在各地建立节孝坊，表彰所有节妇。又放宽表扬条件，原定五十岁以外死了的寡妇才能申请旌表，改为四十岁以上而已守寡十五年的。几年后又以有的不认真执行，下令把建立节孝祠的情况作为卸任交待的一项内容。在这个下，族表节孝成了地方官的一件要务。常熟县把西洋天主堂改为节孝祠，储放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的牌位。吴江县于乾嘉道间建立贞节坊七个，旌节坊五十个。受到旌表的人很多，上海在同治以前表彰的节烈妇女已达三千多人。有的宗族祠堂也给节妇贞女建立祠宇，并在家谱上大书她们的事蹟，“一以阐幽，一以励俗”。

统治者在经济上对寡妇施行小恩小惠，在客观上起着阻止她们再嫁的作用。一些地方官和绅衿组织恤嫠堂、安节局、全节堂、崇节堂、清节堂、保节堂、儒嫠局，它们有一定田产，给贫穷寡妇一些资助，或接受她们进堂生活。有的宗族给寡妇抚恤金，特别是在有义庄、赡族田的宗族内，如华亭张氏义庄规定，寡妇之家即使经济不拮据，亦按贫穷族人标准给予口粮、衣物，浙江永康县应氏宗族有恤嫠田一百余亩，收入全给节妇贞女。有的地主给佃农寡妇以优待，如广东香山刘清的佃农死了，儿子尚幼，遗孀失去租地就无法维生，刘清为保持其“清节”，允许其继续耕种，交不足地租也不追逼。

（二）寡妇的悲惨生活

封建势力的压迫，封建思想的束缚，产生了它的恶果—一在妇女中造成许多悲剧。最惨的是殉夫制度。一些妇女在丈夫死后自杀相随：“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或不嫁而终身”。如石埭县方坤死了，妻李氏自刎。有的人本来不想死，但有人逼她改嫁，她为了保持贞节，以自杀来抗争。震泽沈天喜妻方氏二十二岁守寡，婆母劝她改嫁，适有湖州富商愿买为妾，公公同意了，方氏听到这个消息，投水自溺。福建流行的一首民歌：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死，断肠幽怨填胸肊。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

  三尺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

控诉了宗法势力对妇女的，揭示了寡妇被迫殉夫的一个社会根源。

 清朝对殉夫现象，既赞扬，又有所保留。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前，对于殉夫者多加表彰，这一年大学士等又题请旌表山西的烈妇荆氏等人，康熙帝因而说：“今见京师及诸省殉死者尚众”，然而丈夫寿短，妻子何必自殒，这种轻生是反常的事，过去旌表，使死亡者“益众”，自今以后，严行禁止“王以下至于细民妇女从死之事”，当然不再旌扬了。康熙表现了开明的态度，但是殉夫乃是“夫为妻纲”的产物和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和制度不改变，必然会有殉夫的现象。而它是“大义凛然”的事情，统治者觉得不表彰不好，到雍正六年（1728年）就斟酌情形，表扬那种尤为节烈的。特例一开，地方官请旌的就多了起来，到雍正十三年，闰四月的头几天，请旌表的节烈妇女就多至十数人，于是再令劝谕妇女不要殉夫。清朝尽管不是那样积极倡导殉夫，但那时的婚姻制度决定了这是不可能根绝的现象。

 守寡，是统治者竭力提倡的，一部分被“忠臣无二主，烈女无二夫”思想控制了的妇女，“耻再嫁”，“知重名节，以再嫁为耻”。守寡，对于没有经济的妇女来说，在富贵人家生活有着落，尚可维生，对贫穷人家，就极其困难了，所以有一部分寡妇要再婚，但是仍有一部分人身处贫贱，犹守空房。如武进郑马氏二十九岁丧夫，身边有三男一女，夫家、娘家都穷得“空如悬磬，无以度日”，好心人劝她改适，马氏表示：“宁饿死，不改节”，终于把孤儿养大。可算是守寡者的典型。嫠妇不仅失却丈夫的爱，还受一些人的欺凌，生活艰难，备尝人间的辛酸，是人生的极大不幸。

 守贞又是守寡中最悲惨的事情。有的未婚妻在未婚夫亡故时殉情死去，有的到夫家，或在娘家守寡。如前述石埭县方坤妻李氏殉夫事，其子方启祥先方坤夫妇死，启祥聘妻林婉卿闻丧，来守孝，面上刺“守制”二字，表明誓不改嫁的决心。

 未婚妻守贞已属离奇，更加惨怪的是广东的“慕清”。广东风俗，把未婚妻的不出嫁叫作“守清”，“原未许嫁而缔婚于已死之男子，往而守节，曰‘慕清””。据说有许氏女向父母要求同意她慕清，双亲不答应，她说姐姐没有嫁着可心的丈夫，生活痛苦，二老也担心，设若我再遇到那样的人，不是让你们更难过了吗？而且我身体瘦弱，不能适应家务劳动，嫁出去也没有好处，找个死鬼做名义上的丈夫，我就可以安心生活了，要不然就出家做尼姑，那样名声反倒不好。她父母见她态度坚决，只得依从。恰巧有个姓陈的未婚男子死了，就把她“嫁”到陈家。陈家小姑和这个嫂子很处得来，虽已定亲，也把婚退了，求慕清在家。许氏女的那一番议论，说明在残酷的封建制度下，女子出嫁后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幸，因此，还不如独身的好。守清、慕清，是妇女丧失人生乐趣情况下的婚姻制度。

 未婚而守节，在社会上层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反对者，理由是：据礼法规定，未婚夫死，未婚妻列入齐衰之服，三年丧毕，就可以脱离关系了；再说婚姻包括一系列仪式，有定婚礼，结婚礼，未婚夫亡，即没有举行过结亲仪式，算不得真正夫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守贞是诡僻的行为，不符合圣贤的礼教。嘉道时学者俞正燮说：“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意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 ！他认为赞扬贞女的人是贤者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缘故。比较起来，还是倡导守贞的社会强大。

清朝对于守贞既不反对，也不鼓励：“独室女未婚守节及以身殉者例勿旌”。规定是这样，然而旌表的贞女并不少。

 总之，统治者的提倡，是产生守贞、慕清现象的重要原因，即使俞正燮等反对守贞的观点，也是在圣贤规范里打圈子，并不能揭露封建势力压迫妇女的实质，因而很难起到制止守贞的作用。

 守节者，殉葬者，上层社会家庭的女子比较多。还有一种守节现象，当作深入分析。先看几个操持家务的孀妇事例：

 宝山潘杨氏，“家贫，凭十指以给衣食，奉翁姑，孝养无缺”。

 宝山李周氏，“日治布以课子读”。

 奉贤曹吴氏，“佣工奉姑，生养死葬，凡曹姓柩无祀暴露，概为埋瘗”。

 奉贤范沈氏，“抚孤耕织，营葬三世”。

 金坛刘汤氏，“家无斗储，勤十指以给”。

 金坛史程氏，“日夜纺织，易布易粟”。

这类资料很多，在地方志的列女传里可以随手拈到。持有女子守节观念的作者，利用她们的孝顺公婆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纪。不管潘杨氏等人的行动是否出于封建伦常的支配，她们的行为本身却更重要。她们是贫穷的妇女，她们的劳动维持了由于死去男子而陷于绝境的家庭，她们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使老人得其终，终而有葬，使儿童得其育，长而成人。这是劳动人民敬老养幼的美德，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过去封建统治者给它蒙上节孝的外衣，今天要作深入识别。应当看到同是一个守节，在不同身份及经济状况家庭的女子身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内容，甚至有着某种质的区别。

（三）妇女再婚现象的普遍存在

 统治者反对和阻挠寡妇改嫁，就表明这件事情中有斗争。这个问题上，社会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方面是阻挠女子再婚；一方面是要求再婚的权力；还有一种破坏妇女贞操的恶势力。

 在清代，寡妇再婚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比如在上海，“闾阎刺草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改嫁的女子占到寡妇的百分之十，是绝大多数。再婚妇女是“失节”之人，为统治者所蔑视，所以她们的事情很难见于记载，偶而在主张守节者的表彰节妇的时候，记下她们，以显示节妇气节的高尚。要之，记载少并不能改变寡妇普遍再婚的事实。

 部分女子的再婚，在思想认识上有基础。允许、同女再嫁的思想在社会下层民众中存在着。笔者见到一些寡妇、贞女的亲友劝其改嫁的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有的丈夫在弥留之际劝妻子在他死后改嫁的，如太仓张祥麟对妻子陶氏说：“家贫母老，生无所资，我死汝即嫁，第勿弃我母也”。有父母劝女儿改嫁的，康熙时吴县周文遂妻马氏，少年守寡，其父“哀其贫，呼归，讽改节”。有公婆劝寡妇出走的，南陵刘应赓遗孀任氏，“家酷贫，姑劝再适”。有亲朋邻里劝再婚的，南陵吴懋馆妻任氏寡居，“家贫如洗，人皆劝其改适”。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发现，被劝改嫁的寡妇多是穷人，劝人改嫁的也多是贫困人，他（她）们是社会下层。所以社会下层与社会上层对寡妇再婚问题看法不尽相同，前一方面认为寡妇再婚是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应当被允许。他们对那些节烈之妇，在同情之中，也有所贬责。嘉庆时，浙江乌程有一个沈氏嫠妇，家贫而不改嫁，活活饿死，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再婚的妇女，生前沈氏劝母亲不要改嫁，姐姐改适了就和她断绝往来。沈氏死后，她母亲说她“愚”，想不开，落得年轻轻死亡的结果。经她母亲一说，“于是里中人咸以愚妇目之”。这表明社会下层民众认为贫苦守节乃至死亡是不值得的，对沈氏持否定态度，这与上层社会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知识群中也有人持有允许寡妇再婚的思想。俞正燮认为对寡妇应抱这种态度：“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礼敬之斯可矣”。钱泳指出阻挠孀妇再嫁是“讲道学之误”，他说妇女是否再婚，应该“看门户之大小，家之，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他们同情因贫穷而再婚的寡妇，与下层民众的思想相通。

（4）强迫寡妇再婚与盗卖嫠妇

 为争取生存而再婚的孀妇是出于自愿，婚事的主动权基本上在她们手中，也有寡妇不愿结婚而被强制进行的，其中又有几种情形：

其一，因财产继承问题而被迫。清朝规定，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即改嫁妇女不但不能接受前夫的遗产，连嫁妆也不一定属本人。因此，有的寡妇家庭拥有丈夫遗留的较多财产，她的族人为了霸占它，就逼迫寡妇改嫁。江苏巡抚陈宏谋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发布的《保全节义示》中说：“三吴恶习，妇女守节者亲族尊长中竟有无良之徒，或因有田产垂涎侵分，……多方逼逐，令其改嫁”。比如常熟顾晓岳妻潘淑清守寡，“族人觊觎遗赀，朝夕逼嫁”。

 其二，为夫家所卖。有些贫穷人家，使寡媳出嫁，既可减轻家庭人口负担，还可得些财礼。宣城谈良逵之父卖寡媳稽氏，后者不乐意，也强迫出去。崇明人瞿发，以七折钱二十四两财礼，把寡媳嫁给秦观受。

 其三，社会恶势力盗卖寡妇。南汇县有“扛孀”恶习，即流氓勾结寡妇所属宗族的恶人，私自为孀妇立婚书，到夜间抢人，进行嫁卖。

（五）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点认识。

 第一，再婚、“守节”是对立的事物，基本上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同样是嫠妇、贞女，有的再嫁，有的守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守节是在政权、族权支持下夫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已故丈夫还在支配活着的妻子。改嫁在劳动者家庭的女子中出现的比较多，是劳动妇女要求生存的权力，要求重建和争取幸福的家庭生活，它曲折地表现了劳动者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某种。

其二，私有制既要求女子“守节”，又破坏妇女贞操。要求妇人守节为私有制所决定。有产者害怕寡妇再嫁，带走丈夫的遗产，所以阻止孀妇再婚，所谓“从一而终”的说教，不过是为这个经济利益辩解而已。但为了财产的继承，又有人强迫有财产继承的孀妇再嫁，则是从事破坏妇女贞操的行为。私有制使得有产者对保持妇女贞操问题产生矛盾，从这里看不到它所谓的神圣贞操的必要和原则，它的原则与其说是保护妇女的贞操，无宁说是以财产为转移破坏妇女的真正贞操。因此，封建社会下妇女也无真正的贞操可言，就从这里说，女子要求再婚的斗争也是完全正当的，更不要说再婚本来就应该是女子的权力。

四、溺女风习与育婴堂的建立

 溺女是女婴刚一坠地，就被淹死。溺女是清代社会相当流行的恶习。光绪四年（1878年）翰林院检讨王邦玺缮写奏折，请禁民间溺女。他写道：“民间生女，或因抚养维艰，或因风俗浮靡，难以遣嫁，往往有淹斃情事，此风各省皆有，江西尤盛。该省向有救溺六文会章程，行之多年，全活不少。无如地方官奉行不力，致良法未能遍行，请饬责成州县劝办”。清朝因此发出上谕，要求江西巡抚刘秉玮督催州县官认真办理“六文会”，并晓谕居民，“嫁娶务从简俭”，以清溺女之源。并令咨行各直省督抚，一例照此办理。这个奏折和上谕，全面涉及了溺女现象产生的原因、状况、拯救办法，下面涉猎这些具体问题。

诚如王邦玺所说，溺女是风行全国的事情，兹就笔者所见资料，列表以明之。

各地溺女情况表

 何以造成民间溺女呢？王邦玺说得对——“抚养维艰”。嘉庆间修的《绩溪县志》说，“贫者生女多不举”，贫乏人家现有人口都难以生存，再添女婴，生计更不好维持，只能忍痛淹斃。

 但是何以只溺女而保存男婴呢？所以上面讲的只是一个基本原因。清代社会风气重赔嫁，女儿到了婆家，没有像样的嫁妆，令人看不起，还要受公婆、妯娌、小姑的气，不破费办嫁妆也不行。与其到那时破产赔嫁，不如不要养活了。这就是王邦玺所说的“风俗浮靡，难以遣嫁”，故而溺女的原因。光绪帝上谕的“嫁娶务从简俭”，也是看到婚姻破家与溺女的关系。溺女盛行的地方，对这个问题更清楚，所以同治《雩都县志》说：“为制奁之艰而甘为杀女之事”。有的地方，佃户嫁女儿，要先向地主送银子，名曰“河例”，佃户为免除这种负担，多溺毙女婴。

 男子结亲更费财，为什么单单溺女呢？封建的继承制度和重男轻女思想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财产应由男性子孙继承，所以每个家庭都需要养活男性后人，再穷也要有个承接烟火的人啊！而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总是人家的人。因此对于家庭来说，女儿并不是必须有的，这样产生重男轻女思想。在生活困窘情况下，养男养女只能取其一的时候，权衡轻重，就留男而弃女了。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溺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还有的家庭，头几胎生的是女孩，而家长们盼望早日抱儿孙，认为已经出世的女婴妨碍迅速受孕，于是立即处理掉女婴。这就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泾县志》所写的：“泾俗贵男贱女”，“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就淹溺女婴了。据俞樾说宁波出现烧女婴而又沉河的事：有一人家连生两个女孩，都淹死了，第三胎又是个女的，怕还只是水淹她，又来投胎，下一个还要生女孩，就改变方法，先用火烧，然后坠上石头，沉入江中，使她永远不得出世。据说那人这样做时，围观者数百人，这种残忍的事情没有人来制止，可见当时人的思想大体是相同的。

 溺女陋习的流行，使人口中女子略少于男子。清季普查人口，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载的北京、顺天府、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浙江、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的统计数字，男口均多于女口百分之十以上。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关系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所以是一个社会问题。这虽是清末的统计，但男多女少的现象不是到这时才冒出来的，在此以前，统治者已经感到溺女问题的严重，一些地方官采取命令的方法，禁止民人溺斃女婴。乾隆时尤溪令吴宜燮“出示严禁”溺女，并“作歌晓谕”，希望民人知晓溺女的害处和官府的态度。嘉庆时金华知县刘陆遵因俗多溺婴，“为立条约，时于地方耆老谆切劝戒，并捐产创建育婴堂，以恤贫困”。有的官僚和士人做一些禁止溺女的宣传，如翰林院侍讲施闰章作《溺女歌》，劝人存女为善。有的宗族宗祠和上层分子也参与这项活动，如益阳熊氏宗族特作《溺女戒》，作为宗规要求族人遵守。它以歌谣的形式，对溺女的种种糊涂观念，如养女破家、养女防碍生儿等，——予以驳论，如说“若云养女至家贫，生男岂必有怡亲。浪子千金供一掷，良田美宅等埃尘”。生子不一定能保家、发家，必何总看着嫁女赔钱。又说：“若云举女碍生儿，后选迟速谁能知”？又针对穷人溺女，说“贫者杀女终不得，家无担石身无袴”。道理不一定讲得透彻和准确，但发人深省。

 地方官和士人的劝禁溺女的规定和宣传，记载上述那些人的业绩文字，都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媮风因以稍革”，“陋俗一变”。实际是在短时期内，该地溺女者减少一些。所谓“俗尽革”，则是美化劝禁者的过甚之词。其人去后不久，溺女又在那里流行起来。盛行溺女的金华府，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兰溪令李昭祥就在禁止，并且规定养了三个女孩的，就给予免除差徭的优待，当时出现“无弃女者”的局面。但是后来沈藻、吴恩诏等还在那里禁止，直到清末钟琦说金华溺女严重，可见终明清之世，当地始终流行溺女的恶习，只不过有时候略为好一点。在宁国府，乾隆初知府程侯本“开诚谕禁，陋俗为变”。究竟变没有变？同治间修纂的《宁国县通志》说：“弊俗相沿，莫盛于停丧、溺女二事”，揭了这个底。

 封建的财产继承制度，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下的人民贫困，贵男贱女的观念，婚姻仪礼的奢华糜费，这些制度和风习不改变，溺女现象只能长期持续下去。它不是某一项法令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激发天良能奏效的。道光间，梅曾亮明确地指出，溺女“非法所能禁”，因为“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他认识到人们为了经济的缘故而溺女，不像某些官僚只责备民心而回避严肃的社会问题。不过梅曾亮并没能提出救弊良方，他只是在建立育婴堂上打主意。好吧，现在就来考察这项办法。

 设立育婴堂、六文会之类救济机构，是从经济上资助贫人，促其养育女婴。清代育婴机构的建立，较早地出现在扬州、北京、通州、绍兴、杭州、苏州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左副部御史周清原鉴于溺女严重，奏请各省建立育婴堂，“以广皇仁”，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命疆吏留心承办。这一决定促进了地方官对建设育婴堂的热情。许多州县官和地方绅士结合，捐钱、捐田或拨给部分公田、公费，作为育婴堂的固定资产，从而把它建立起来。育婴堂多半由绅士管理，地方官监督，如安徽怀宁育婴堂，先于乾隆十一年（1745年）由巡抚潘思榘、安庆知府赵钖礼、知县陈间仪捐金募建，后于道光二年（1822年）由布政使陶澍等捐银置田，望江县监生周钖荫等捐钱发典生息。开始“绅士董其事”，次由候补官在堂经管。常熟县的育婴堂，“绅士为监堂，生员为董事”。

 育婴堂必有田产可收租，或兼有银钱放债取利，前述怀宁育婴堂每年可收息银三千七百两，租谷二百六十三石。奉化育婴堂始建于嘉庆，至同治末，有田一千四百多亩，岁收谷十一万八千斤，钱六千四百八十四千文，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产业增至田一千八百六十八亩，山二百一十亩，地五十二亩。江西溺女严重，然而育婴堂的规模并不大，萍乡县城育婴堂，每年可收租近四百石，归圣乡、长丰乡等六个乡坊各立育婴堂，收地租。但到同治间财产损失，县育婴堂只剩房三间、田十余亩。广昌县育婴堂至同治间有田租七十二石，泸溪县堂有租四十二石。财产甚少，无法办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邦玺才强调办六文会。这个会章规定各村设立股分，由民人认购，每股每月交钱六文，一百股可得六百文，以给本村贫民养女之家。

育婴堂立有规则，条具抚养女婴的办法。有的堂备有房舍，将弃婴收留在堂，雇乳妇喂养；有的把女婴交给乳妇带回家抚育，按月发给生活费。无论在堂与否，均给衣服。如松江府育婴堂把女婴放在佃户家抚养，给予钱米，管理人每月初到佃家验视，因此陈金浩歌之曰：“水云亭（在府城西）畔义堂开，不复传闻虎乳孩。记得城东收弃子，佃农月旦望门来”。各地育婴堂由于经济力量的，对于众多的嗷嗷待哺的女婴来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它只能作为一种“善行”、“仁政”的点缀，而不能根本解决溺婴的问题。是以清朝一代，溺女之风踵相流行。

五、妇女“家庭女仆”的地位

妇女不论是以明媒正娶的形式，童养的方式，再婚的过门，到了夫家，其地位如何呢？

（一）妻子以丈夫的附庸面貌出现在家庭

 自从原始社会中父权制确立，男子成为家长，开始了奴役女子的历史。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更加强和巩固了男性家长的地位。在封建时代，人们把男女关系比作天地关系，天高地下，夫尊妻卑，人们认为这是正常的伦理，设若高下颠倒，尊卑易置，妻主夫从，则是反常的乱伦了。

 清代只承认男性为家长，蔑视女子的家庭地位，在户籍登记中，户主一定是男子。只在没有男子或成年男子的情况下，才允许女性做家长。有时甚至不记载妇女，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保甲法，给民户名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丁男名数，不及妇女”。被统治者视为神圣之物的谱牒的记载，绝对以男性为中心，它记录男子的血缘关系，写明男性家长的简历，包括他的妻室和子女。妇女上宗谱，是为了交待男子配偶情形，并非为了女子本人。有的宗谱写明妻子的娘家和出嫁女的婆家情况，对此有的宗谱认为“无关轻重”，不需要写，只有“妻及女夫之父，其嫡派祖先有达尊硕望者并及之，以著其阀阅，至女夫之子孙有爵秩者，亦详载之，以志我之所自出”。即使这种情形的，有的宗谱仍不著录：“女所适，虽贵不书”。很明显，即使书写女子事迹，亦是为了显示宗族的光彩。

 妻子作为丈夫的附庸，清律作了明确的规定。在五服关系中，妻为夫服斩衰服，而夫为妻则降一等，服齐衰服；妻对夫的父母亦服斩衰，而夫对岳父母只服五服中最轻的缌麻服；妻殴打丈夫，不管丈夫告发与否，均杖一百，如果有伤，加凡人斗殴三等治罪，若致残废，绞立决，倘若致死，则斩立决，若故杀就凌迟处死。妻子欧打、杀害丈夫，属于“恶逆”、“不睦”的“十恶”之条，罪大恶极，为常赦所不原。丈夫殴打妻子，没有成伤的不论罪，致伤的，妻子告发，依凡人斗殴减二等治罪，致死的绞监候，故意杀害的绞立决。清朝司法机关完全按照这些规定处理夫妻纠纷案件。嘉庆二年（1797年），山西介休县人任存禄打死妻子李氏，晋抚蒋兆奎依夫殴妻至死者绞律，判绞监候。四年（1799年），福建长汀钟学友被妻郭氏毒死，原来郭氏八岁就到婆家为童养媳，备受丈夫虐待，钟又把女儿出卖，这才起意害死丈夫，结果她被凌迟处死。司法表现出，夫妻犯同样的罪，夫减刑而妻加刑，夫对妻犯罪，至重判绞决，而妻则重至最酷烈的刑法——凌迟。这是法律对夫妻的主从关系的肯定。

 即使在女子做家长的情况下，她在名分上还是不合格的，如无锡李明华第二女有能力，而子李鎔身体虚弱不能理家，明华临终以家事托女，女承担下来，她三次为李鎔娶妇，待到李鎔死，遗有稚子文茂和一大笔债务，道光二年（1822年）她清理借贷，“召券主列坐，抱文茂出，极地谢，谓予弟累诸君子，薄田数亩，顾悉以偿子母，勿使泉壤有负心人。众皆诺”。值得注意的是她和债主商议事情，要抱着不懂事的侄儿，表明她虽然是事实上的家长，但是社会承认的还是李鎔的儿子，李氏要管理家政，还得承认男性权力，自认是不合格的家长。这种女性做家长，是权宜办法，是暂时的现象。丈夫权力的影子，在妇女为家长的家庭中也处处笼罩着。

（二）妇女在“别内外”、“勿听妇言’训条下，被排斥和参予家政

 男子是家长，掌握着家政大权，不允许妇女分割。统治者极力提倡所谓“别内外”、“勿听妇言”，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别内外”，是保守妇女“贞操”的手段和伦理，这一点随后将谈到。这里指出，它要求女子不与外人外事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了妇女参予家政，尤其是家庭外部事务的可能。湖南湘阴士人王朗川《言行汇纂》宣称妇女有十三禁，第一条就是禁“干预外政”。社会伦理蔑视女子，认为她们见识少，气量小，家庭的不和是她们引起的，因此妇言听不得，否则就是“牝鸡司晨”，必定出乱子。统治者及社会主流观念总是把这类谰言做为治家经验，写在家训中，如武进谢氏《宗规》说妇女若“不避内外，不事女红，长舌司晨”，“皆是女德不淑”。

（三）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类似于“家庭女仆”

排斥和妇女参与家政，妇女的家长附从地位的实质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主流社会要求女子，出嫁之前从父母，做“淑女”；出嫁之后从丈夫，做“贤妻”；生儿女之后精心养育子女，做“良母”。按照这个要求，妇女的任务就是所谓‘相夫教子”，即在丈夫指导下从事家务活计，若是上层家庭，主妇指导婢妾去工作，劳动者家庭主妇就亲自从事家中杂务。婚仪中“奉箕帚往婿家”，就充分反映了妇女在夫家进行洒扫炊厨的家庭劳动的内容。这种劳务是为家庭、为丈夫服务的，是一种“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不具备社会劳动性质，因而这种劳动不能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相反，它正表明了女子的“家庭女仆”、“家庭奴隶”的地位。至于社会上层家庭的主妇，不过是主要管家婆和女仆头领罢了。妇女“家庭女仆”的地位，就是她们是家长属员的实质。还需指出，妇女的家务劳动，做饭，看孩子，是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付出的体力代价是艰巨的。而这种极其琐碎的劳动，束缚了女子智力的发展，使她们变得“愚钝卑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了女子这种状态，反过来又把它做为诬蔑、统治妇女的一个藉口。

（四）女子成为“生孩子底简单工具”

 妇女的可悲命运，还在于她们是实质上的生育子女的工具。私有制的社会，生儿子是家庭重大的事情，在财产较多的家庭中尤其如此。丈夫要求妻子生儿子，如果不能生育的话，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的原因，都推在女子的身上，认为女的犯了罪，列为七出之条，可以撵出家门。传统社会主流意识更想出理由，叫妻子心甘情愿地让丈夫娶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它的理论，使一夫多妻成为正常的制度。

 丈夫为了财产不致沦落他族，后继人确实是自己的儿子，即不仅是名义上的，而且是血统上的，绝对要求妻子保守贞操。贞操观念，社会意识把它看作妇女的气节问题，是女子的最高道德。为了妻子保持贞操，丈夫要求妇女过幽居的生活，避免与丈夫以外的男子接触。前面提到“别内外”，包含禁止女子与外人接近的内容。康熙时即墨杨姓家族《家法》规定：“异姓卑幼，妇人不许辄见。小姑之夫不见，侄婿非大事不见，堂侄婿大事亦不见”。对比较近的亲戚的男子尚且如此，不相干的人更不能交往了，所以该《家法》又说：“妇人不得入庙焚香，不许游山玩景，不许与男子语”。这一条规则，目的就在后一句话上。对家中的仆人，女子是有事情要处理的，不能一概不联系，于是又有相应条规：“家人不许入中门，有所禀则扬声传语；有事呼入，则妇人避之，有所诏，则隔帘而命之”。该《家法》还规定：“妇人非至亲之家，不得住”；“妇人不许往疏亲家饮燕”。如此这般，简直差点把女子捆绑在室。

 对于女子贞节的要求，在各个阶层的家庭中，都是相同的，是为私有制所决定。但如上述多种多样的具体要求，各种类型家庭不全一样，在劳动者家中程度要差些，甚至差得多。如过幽居的生活，社会上层家庭有可能实现，劳动者的妻子要下田，当然要走出家门，出现“壮丁健妇相杂于道”的景象，没有可能来藏“娇”。

（五）妻子时或被当作财产出卖

 女子作为男子的附属品，最严重的是被视作财产，以至被出典出卖。本来，丈夫用聘金娶妇，是变相的买老婆，自然形成处置妻子的人身直至典卖的实际权利。清代，卖妻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康熙时兴国知县张尚瑗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兴邑敝俗，或因伉俪不和，或为饥寒所迫，辄将己妻妾妄作姊妹等项名色，转嫁他人，或写立婚书，公行嫁卖”。说明该地卖妻的事实和原因。究其缘由有两个方面，一是夫妻不睦，这是家长包办婚姻的必然恶果；一是为贫穷所迫，这是封建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所以兴国的卖妻及其原因带有普遍性，反映全国的情况。四川汉川人黄同兰，移居德阳县，替儿子黄秀元娶江子陇之女为妻，小夫妇合不来，黄同兰商得江子陇的同意，把卖给曾宣为妾，得财礼钱十七千文，到曾宣迎娶的时候，黄又向他要酒水钱。就是伉俪不和而卖妻。清初顾炎武在陕西户县、歧山之间，看到农民为了交纳钱粮，“相率卖其妻子”。康雍间，绩溪县陈文成的家族中，“贫屦至欲鬻妻子者十三家”，可见卖妻者之多。

 鬻妻者受国赋、私租、债务、贫病、岁欠等原因的逼迫，靠嫁卖妻子解决眼前的困难。这种买卖、当授受之际，原来的夫妻生离死别，男的伤心欲焚，女的“哀啼不忍去”，夫妇“相诀而哭”。被卖的妻子对丈夫依依不舍，毫无怨恨，这是因为卖人者与被卖者都是被压迫的受苦人，妻子被卖的决定因素不在丈夫，而在封建社会制度。

 还有一种典妻的现象，在浙江、甘肃等省流行着。男子无以度日，将妻子租典给人，受典者亦多系无力娶妻者，或有妻而不孕者，为了传宗接代，租人妻小，定有年限，到期归还。这种婚制遗留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五十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的时候，江西农村还有一种“租人利”的债务，即是典妻制存在的表现。

 卖妻典妻的事情中，尽管卖妻的丈夫也是受者，然而妇女所遭受的痛苦更沉重。男子还可以将所受的痛苦部分地转移妇女身上。因此卖妻现象也不失为男子视女子为财产的实质的表现形式之一。

综上所述，妇女在家庭内部，被排斥和参与家政，屈居附从地位，实质上是“家庭奴隶”及丈夫的“生育器具”，甚至还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权利，被当作财产出卖。家庭，并不是妇女的乐园，只能自寻其乐的栖留所。

六、妇女与生产资料、主要生产劳动相脱离

 女子结婚之后，在家庭的地位如何．取决于她们同生产资料、同生产劳动的关系。

 封建社会中，财产属男子所有。社会主要财富，如生产资料的土地、牲畜、车船、农具、手工业器具以及生活上的重要资料房屋，都归男性家长所有。老家长亡故，财产由他的男性子孙继承。所以男子拥有生产资料，具有自己的经济。就是没有主要生产资料的农民男子，也可以向地主佃种土地，具有自己的经济。老佃农亡故，儿子还可以继承他的租佃权。妇女与财产的关系，同男子的状况截然不同，她们本身处于丈夫财产的地位，那里有什么自身的经济呢？穷家妇女，家中的财物都是家长的，本人别无长物。富室妻子，可能有较多嫁妆，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奁田，但是它在名分上属于丈夫，土地收入归丈夫家庭，而不属本人，她可能有一些首饰、银钱，但是不能用去投资生产，至多只能放高利贷。妇女不能作为财产继承人，丈夫的遗产由儿子承继；没有儿子，丈夫的宗族也要为她有财产的丈夫立后，以承受家业，如果他们之间合不来，寡母也只能分得一小部分财产以维持她的余年。清朝规定的寡妇再嫁，要把包括她的嫁妆在内的所有财产留给夫家，说明她没有财产继承权。至于娘家的财产，嫁女更没有分润的权利。如果娘家富有而婆家贫穷，娘家可能出于至亲情谊给予周济，而不能有法定的财产继承权。从总的情况看，妇女没有自己的财产，不掌握生产资料，缺乏劳动手段，因而没有自己的经济。

 农业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妇女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男女并耕之俗，广东、广西、福建最多，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亦有之，且有见于湖南者”。他所见的是八个省的部分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官僚李绂到云南去，在荆襄至常德的路上，见“妇女皆徒跣，治田畴”，“与男子杂作水田中”。可见湖南、湖北妇女下田并不希罕。江南人方苞给他兄弟写信，说“余每见农家妇，耕耘樵苏，佐男子力作。时雨降，脱履就功，形骸若鸟兽”。他很不以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为然，但这却是事实。大体上讲，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部分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北方女子也有置身农事的，如直隶蠡县的妇女“农时躬耨”。妇女从事的农活，因各地区农作物不同而有差异。在南方稻米生产中，女子从事插秧、除草、车水灌溉、收割打场等项活动。如松江府妇女“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在北方，女子主要参加收获，如河北玉田县妇女采棉摘豆，禾麦登场时在场上干活。苏州人沈德潜有诗句：“磨镰霍霍割上场，妇女打晒田家忙”，反映了南北各地妇人参加收割打场的事实。农业生产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有一定的技术性，它的主要劳动力是男子，如关键性的技术活——选种、育种，最笨重的体力活——犁田、耙田，都是男子的事情，女子的劳动是在男子指导下进行的，是辅助性的，是农忙时补充男子劳动的不足，因此她们不是农业主要生产者。

 纺织业是封建社会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妇女是这个行业的主力军。女子在农忙以外，“暇则纺织”。蠡县农妇庞魏氏一天能织布一端。在纺织业中心之一的苏松地区，“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吴江县“小家妇女多以纺织为业”。农村家庭纺织业，大多是为自家消费，只在商品经济和纺织业同时发达的地区，产品才较多地投入市场，取得货币以补助家用，有的还可以养活自己，如尹会一所说：苏松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然而从全国看，从农家的全部收入看，女子的纺织，并未创造多大价值，一般也不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女子尽管是家庭纺织业的主力，但不能改变非主要社会劳动者的地位。

 妇女还进行了其他的生产劳动，如南汇女子从事制盐业，健妇能负盐行百余里，“赖以给衣食”。钱塘女子络丝、褙纸、缝纫。刺绣、做针线的妇女又多些，如福建晋江人王命岳的母亲“日刺女红”，“每日操作至鸡鸣，约以日得钱十余文”，等等。大都是琐碎细小的服务性劳动。

 看来，女子干活很多，很辛苦；农忙时务农，勉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农闲时日夜纺织；还有笨重的、琐细的家务劳动。她们的辛勤劳苦，已为当时人所指出：“村妇之劳，甚于男子”。但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为家庭，为丈夫服务，不是社会性生产劳动，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她们作为男子助手参加的一些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其家庭经济收入中不占重要比重。所以不掌握生产手段的妇女，没有的经济，生活上必须依靠男子，这就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被支配地位。

 讲到女子的生产劳动，很自然地联想到她们的缠足问题。缠足，是对女子身体的摧残，缠足与天足，是一种尖锐的对立。

 《清稗类钞》的一则资料说广东等省女子参加农作，紧接着讲：“盖其地之妇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无异男子”。说出从事田间劳动的妇女和男子一样是大足的事实，她们没有包裹过足。确实，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女子天足的大有人在。顺治间，王澐到福建游历，见“泉漳之间，弓步绝迹”。乾隆时，袁枚说：“江宁城中，每至冬月，江北村妇多渡江为人佣工，皆不缠足”。光绪间修的《奉贤县志》说该县十家村地方，“务农者多，妇女不裹足，不避寒暑风雨”，能肩负致远。独逸窝退士辑《笑笑录》卷6录有《余墨偶谈》一则，说广西“乡村妇女率大足，肩挑负贩，与男子同”。女子天足的地方，恰是她们参加农业生产的省区。相反，北方妇女下田少，弓足则多，钱泳说：“足之小者，莫如燕赵齐鲁之间”。天足多参加生产劳动，裹足则多从事家务劳动，足的状况与劳动性质相关联，就不是偶然的巧合了。

 裹足与否，在汉族统治者中认为是重大的事情，宋元以来，统治者把缠足作为妇德、妇容的内容，认为只有三寸金莲的女子才可能有教养，才美丽。方苞把女子天足而又赤脚视作禽兽，极端鄙视，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所以裹足与否，就涉及到妇女的身份地位了。吴震芳在《岭南杂记》中说：“岭南妇女多不缠足，其大家富室闺阁则缠之，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缠足则诟厉之，以为良贱之别”。钱泳则说：“两湖、两广、云贵诸省，虽大家亦有不缠者”。在两广裹足成为大家闺秀的事情，她们不弓足的只是例外。社会上层最要求妇德、妇容，他们家庭的女子缠足就很自然了；一般人家的妇女要干活，讲究不得“妇容”，并不一定要追逐时尚的缠足；婢女贱妇，供人使役，她们的天足，倒可分出良贱，是以社会上不许缠足。裹足成了社会上层家庭女子的权力，天足是下层人家女子的本分。天足、弓足倒成了不同阶层家庭妇女的分界线。缠足本来是对妇女的，却变成了一部分女子的“权力”，事情的颠倒竟至如此！封建制度的腐朽，上层社会道德的败坏，才产生这种奇奇怪怪的逻辑和恶劣的情事。

 在裹足问题上，清初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满族统治者因本民族妇女是天足，在未入关以前，为防止汉化，于崇德三年（1638年）下令，禁止满族女子效法汉人缠足，否则治以重罪。入关以后推行剃发、易衣冠法令，强迫汉人满化，穿着满式服装，改着满式发型，并以此作为汉人归顺的标志，其中也包括禁止汉人缠足。顺治二年（15年）下令，自此以后，满汉人等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康熙三年（16年）重申禁令，规定：若康熙元年以后所生女子违法裹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之家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不能稽察，枷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立法如此森严，有类于“留头不留发”了。这与汉人士大夫思想和民情严重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于康熙六年（1667年）松弛这项禁令。当时士大夫的抵触情绪，即从后日对王熙的讥讽可知。王熙在康熙五年至七年间任左都御史，上疏主张禁止缠足，并表示从自己家属作起。《桐阴清话》的作者为此写道：“奏疏中有足发噱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缠足，首云‘为臣妻先放大脚事’”。清初禁裹足之风过后，亦有有识之士表示对缠足的不满，钱泳、袁枚可为代表。钱泳认为裹足是人情所不乐意的事情，而“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应顺乎人情，不要提倡缠足。他还认为小脚与妇德、妇容没有关系，不必为此而束缚女子。他更认识到缠足有害于人的身体和国家兴盛，他说“妇女缠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而万事隳矣”！他对缠足的历史作了考查，他说不是为考订而考订，因为这是“系于天下苍生”的大事，应当弄清楚它，从而消灭这个现象。钱泳从国计民生出发反对缠足，他呼出那个时代的强音。

缠足，从本质上说，是适应上流社会奴役、玩弄女性的需要，是对女子的人身摧残。妇女要取得这方面的，只有到生产劳动中才能获得。这种体质的，同改变被压迫的社会地位相一致。

七、清代妇女问题的特点

 以上涉猎了清代妇女问题的几个方面，是作了横断面的解剖。而对清代不同时期妇女问题的变化，没有分析，比如育婴堂的设立，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原因方面有所不同，如在江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势力发展较快，它们企图利用“慈善”事业，达到侵略的目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苏松太道沈琛“以华人子女被洋人收养为虑”，下令所属各府、州、县举办育婴堂。这就使得该地育婴堂的建设从单纯的保护女婴，进而具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作斗争的性质。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笔者仅就交待过的事情作一点概括，意在说明清代对女子压迫的特点，以及从中得到的启示。

（一）清代妇女所受封建压迫更加系统化、具体化。

 清代女子，从出世到死亡，在人生的道路上，一项项制度、风俗，一股股封建势力，随时向她们扑来，或则窒息她们的生命，或则使她们艰难竭蹶，经历惨澹的人生。女婴降世，立即就有被淹毙的危险。侥幸活了下来，还在幼年就莫名其妙地被定了婚，或者竟当了待年媳，先受一通恶婆、小姑的折磨。明媒正娶也好，童养也好，早婚制度使她们身心还在没有成熟的时期就被束缚在家庭中，没有选择伴侣的权力，只能“听天由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把命运交给原来陌生而后又为“所天”的丈夫。夫妻和睦的还好一些，侍奉公婆、丈夫，养儿育女，平安地了却一生。如果家业不济，或夫妻感情失和，还可能被出卖，尝一次另换主人的痛苦。更有不幸的，丈夫早亡，守寡吧，生活难过，并会因孤儿寡妇被人欺凌；再婚吧，要接受种种羞辱，死了也要遭到再嫁妇的谴责，而不见谅于宗党。婚姻中的不幸，她们可能做一辈子贞女，不过她们大多是短命的，婚姻制度的恶劣，使得部分女子反而羡慕贞女，甘愿与灵牌为伍，“槁木死灰”，也不足以形容她们的心情。妇女每走一步，都遇到传统社会制度设下的规条拴缚起来，难于有幸福的人生。

 对女子的受压抑来说，婚姻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是最重要的。封建家长为子女选择配偶，从家庭的利益出发，即为传宗接代，光大门庭，保持或提高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为此着眼于对方的门第和财产，选择门户相当的结为姻戚。家长们很少以至不考虑婚姻当事人的愿望。家长对子女婚事的包办和对子女支配权，是封建主义的家长统治的一项内容和一种表现形式。包办的婚姻，自然不能使青年男女称心如意，于是造成一些青年人的极大苦恼和家庭的不和，以至出现许多的悲剧。那些被害的青年男女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女子由于是男子的附属物，婚姻的悲剧中她们多是主角，痛苦来得特别深沉。什么时候有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女子的人生权力和人身就要受到无情的践踏。财产的男性继承制度，排斥女性的继承权，这就使得女子丧失谋生的条件和能力。没有自己的经济，生活仰赖于丈夫，从而丧失的人格，成为男子的附属和“家庭女仆”。包办婚姻和封建财产继承制是封建锁链上的两个大环套，使得女子寸步难行。

 上述女子所受的压迫，宋元以来基本相同，但是清代使女子所受的压迫更加系统化和具体化。

 清朝政权极力维护男子对女子的支配权，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已有的压迫女子的制度。这就是阻止妇女再婚的旌表“节孝”，清代规模大，制度完备，超出了前代只给个人树立牌坊的做法，放宽旌表条件，注意于穷乡僻壤搜集节孝典型，在更大范围内给寡妇立集体祠宇，使更多的“节烈”女子受到表彰，扩大守节思想的影响，腐蚀女子的心灵，起了极坏的作用。殉夫、守贞，虽然在法令上表示不赞成，但是实际上却在那里旌表。在清朝，丈夫对妻子的家长（尊长）地位得到法律的进一步承认。如“十恶”第“不睦”，《唐律》的内容是“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律文很明确，妻殴告夫属于这个范围。《唐律疏义》特地指出：“依礼，夫者妇之天，又云妻者齐也，恐不同尊长，故别宗夫”。夫妻实质为尊卑关系，怕人不理解，故而律文明白地把丈夫与尊长、尊属并列，强调夫的地位。妻子若谋杀丈夫，此条虽未明言，但“恶逆”条业已载明，此处无须重复。但是，丈夫若殴告、杀害妻子呢？这里没有明确交待，《疏义》讲解说，“但有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无问尊卑长幼，总入此条”。夫对妻属齐衰服，是缌麻以上亲属，这里不问“尊卑长幼”，就把丈夫包括在里边了，即可以判处丈夫对妻子的不睦之罪。到明代，“不睦”的律文没有变异，然而在适用范围上，不再是尊卑长幼，而是“专指尊长”。即卑幼对尊长犯杀卖殴告罪，才入“不睦”，反之，尊长对卑幼的杀卖殴告，并不入此条。这样，唐、明律就有了重大差别，丈夫杀卖妻子，不再是属于十恶中的不睦之罪了，夫权得到进一步提高。在这个问题上，清律完全继承了明律。清人沈之奇等辑注《大清律例新增统纂集成》，于“不睦”下注释：“此条皆亲属相犯，为九族不相协合，故曰‘不睦’。卑幼犯长则重，尊长犯下则轻”。可见在“不睦”中，清朝和明朝一样，严格区别尊长与卑幼犯罪，给予不同的处分，这就在夫妻关系中，进一步巩固丈夫的优越地位。

 清代的宗族势力和政权相结合，构成对人民的统治网，宗族的祠堂，无异于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祠堂支持男子，压迫女子。它的种种规约，不许女子参与家政，不许妇女自由行动。在服制上，女子一入夫家，和公婆为斩衰服属关系，与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为大功服属关系，与夫之兄弟、姐妹、姑为小功服属关系，同夫之高祖父母、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不在室的祖姑、堂兄弟、堂姐妹都是缌麻服属关系，与此相适应的是法律规定。妻殴打夫之祖父母、父母，不论已未成伤，均判斩立决，若已致死，不问故杀误杀，均凌迟处死。妻子已改嫁出去，若谋杀故夫之祖父母、父母，仍照原来的亲属关系判罪，即斩决或凌迟。若平人之间，谋害人命已成者，不过判斩首监候，非有意而杀了人的，判绞立决或绞监候，故意谋杀而未伤的，处刑为杖一百、徒三年。 将这两种判刑一对照，不难发现，妻子对夫族犯罪的判刑较平人之间的重得多，可见保护宗族势力，并通过它加强对妇女的控制。

 总起来说，清代政权、族权和夫权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整体，通过法律、旌表、赈济、等手段，强化了对妇女的统治。

（二）在封建制衰落的清代，强化对妇女的统治，是历史前进的阻力。

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清代，社会矛盾非常严重，资本主义萌芽及其缓慢发展，冲击着这个古老制度。这是封建制的衰落时代，是孕育着它的掘墓人的时代。

清代妇女参加了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王聪儿是川楚陕白莲教的一个著名领袖，乌三娘是王伦军的核心成员之一，李文成的妻子和女儿在滑县坚持战斗到最后时刻，她们可歌可泣的斗争，充分表明妇女是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许多女青年与男青年一道，要求婚姻自主，反对家庭包办婚事。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刑科题本中，看到一些婚姻案件，有的青年女子原有意中人，但是父母作主将她们另嫁他人，她们仍与原来的意中人往来，终至发生刑事案件，究其犯罪缘起，仍是由于婚姻的不遂心，应该说，其中的一部分人，在始初，是包含反对包办婚姻因素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林黛玉、尤三姐、司棋等小姐、平民、丫头的婚姻悲剧，她们以不同方式表现了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她们失败了，遭到了封建势力或明或暗的谴责，但她们是反抗者，以斗争表现了自己的愿望。可以说那个时代青年女子要求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生活，她们的斗争被曹雪芹以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寡妇再婚，也是一种很艰巨的斗争，即要冲破家庭的、宗族的、社会的种种阻力，追求生存的权力和生活的改善。劳动女子以她们的生产劳动，要求和扩大参与家政的权力。

（原载《清代研究集》第5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此文系在19年写成的稿子基础上于1984年加工而成。）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