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人数只有27万，却有570万人竞相报考，录取率21:1。2011年，报考人数翻了1.倍，录取人数却翻了25倍，录取率达到1.38:1。恢复高考34年，按照录取人数计算，共有7336万人通过高考走入大学校园。
过去“上大学难”的生源大省的录取比例也出现快速增长：山东省2010年高考录取率达到79.72%；湖南省攀升至81%左右；黑龙江甚至突破90%。在数字背后，或许看不到上亿家庭的付出，能看到的是，考生人数在2008年达到1050万人巅峰之后，逐年缩减到今年的933万人，相反，高考录取人数却在逐年上升。上大学真的越来越容易了吗？
（一）报告称我国学龄人口每年减860万 或迎转型良机
河南一初中160人一班
教育满意度厦门最高
《教育蓝皮书》今发布——
学龄人口每年减少860万
今天下午，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教育蓝皮书》）。
《教育蓝皮书》认为，当前我国学龄人口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未来10年学龄人口规模将保持每年860万的平均降幅。我国内地中小学大班额现象仍普遍存在，且中西部地区的超大班额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我国35个主要城市教育满意度方面，厦门、青岛和西宁位列教育满意度三甲。
学龄人口每年均减860万
《教育蓝皮书》显示，自2011年起，我国各级教育的学龄人口均呈下降趋势。《教育蓝皮书》称，未来10年将是我国人口自然变动对教育冲击最大的时期，学龄人口规模将保持每年860万的平均降幅。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小学和初中学龄人口就已经呈下降趋势，高中教育学龄人口也于2007年后开始下降。小学、初中和高中学龄人口的下降势头将分别持续至2018年、2011年和2024年。
大学学龄人口规模的下降趋势将在2011年开始出现，并至少持续至2028年。
分析：《教育蓝皮书》表示，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学龄人口规模不断减少，人口压力极大地缓解；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投入不断增多，教育的供给规模正在逐年攀升，国民的教育需求和教育总供给的差异正在明显改善。
当前，我国学龄人口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日益宽松，是中国教育的转型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对此变化趋势，《教育蓝皮书》提议我国应严格控制初中等教育阶段教育规模的扩张。
与此同时，高考弃考的人数也在增加，出现了新一轮留、移民潮，高等教育必须未雨绸缪，提高大学教育竞争力，应对生源流失和减少的危机。
河南一初中160人一班
记者从《教育蓝皮书》中了解到，我国内地中小学大班额现象仍普遍存在，且中西部地区的超大班额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此次教育蓝皮书调查显示，全国最大小学班额为平均班额90人的安康市第一小学；全国最大初中班额为平均班额120人的河南驻马店上蔡县第二中学，其中，最大班额高达160人；全国最大的高中班额出现在河南驻马店高级中学，平均达90人。
《教育蓝皮书》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的超大班额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同时，东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大班额和超大班额的情况则比较少见。在中西部地区，知名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班额差距很大。如在陕西省咸阳市的8所小学中，知名学校人数比薄弱学校的人数多十倍以上。
分析：根据教育部的划分标准，班额56人以上为大班额。蓝皮书表示，超大班额不仅降低了教育质量，侵害师生身心健康，而且会造成校园安全隐患。
对于大班额的普遍存在，《教育蓝皮书》认为有如下主要原因：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大量向中心城市和县城转移，许多地方集中资源办学的学校布局调整；教育投入的不足和学校发展不均衡；利益集团利用择校寻租获益等。
教育满意度厦门最高
《教育蓝皮书》还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厦门、青岛、西宁满意度整体性评价位列这35个城市公众满意度的3甲。
此次蓝皮书调查还显示，从全国35个城市来看，深圳、天津等9个城市超过三成的公众认为幼儿园入园难、入园贵问题非常突出。只有昆明、太原、沈阳3个城市，主张“非常不突出”的比例略高于2%。
分析：《教育蓝皮书》分析认为，与前两年相比，我国主要城市的公众教育满意度有所降低，处于“比较满意到不太满意之间”的状态。
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到最后公布、各地相应教育规划的制定与出台等进程，教育改革成为的热议话题，从而强化了公众对本地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需求，增加了公众对教育现状的质疑和反思。另一方面，幼儿园入学难等热点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教育状况的评价判断。 文/记者王南
（二）中国高校扩招三年大盘点
同志指出：“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处于龙头地位。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不仅影响整个教育事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整体水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本文旨在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对高校扩招三年来取得的进展、成效以及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作一次认真的大盘点。
巨大的进展 深远的影响
1、三年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增长了近一倍，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
经过三年大扩招，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3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1214万人，净增571万人，四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参见表1），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
从高校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来看，2001年与1998年相比，在校本科生规模增幅最大，专科（高职）生增加人数最多。具体而言，研究生总规模四年净增19.4万人，增长97.7%；本科生规模净增274.5万人，增长105.2%；专科(高职)生规模净增277.5万人，增长76.6%。
表1 1998-2001年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情况 (单位：万人)
| 1998年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
| 在校生人数 | 3.0 | 742.2 | 939.9 | 1214.4 |
| 其中：研究生人数 | 19.9 | 23.4 | 30.1 | 39.3 |
| 本科生人数 | 257.6 | 320.8 | 411.8 | 535.4 |
| 专科生人数 | 365.5 | 398.0 | 498.0 | 639.7 |
综观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用了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转变。
据估计，到2002年秋，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将突破1400万人，已接近1998年美国142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规模，成为世界上又一个迅速崛起的高等教育大国。
2、连续三年扩招，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1%提高到13.3%，快步走向大众化
1998年，中国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了“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的目标。鉴于1998年以来全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态势、高等教育战略地位的确立，以及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强烈推动，2001年初，我国在所公布的《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将原定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规模和入学率的目标进一步要求提前五年实现，即在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入学率15%的目标。
根据1999～2001年扩招的实际和2002年高校招生计划推算，原计划于2005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总规模达到16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将再提前3年，于2002年内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标志了我国已开始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也将带来与此相关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高等教育质量观和价值观、高等学校与经济社会等的联系和关系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3、扩招增大了升学机会，充分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需求，是“三个代表”伟大思想的一次重大实践
与1998年相比，1999—2001年累计净增加本专科招生数491万人，为数百万原本无望上大学的学生家庭提供了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热切愿望。
高校扩招使高中阶段毕业生的升学率在短短的四年间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从1998年的40%提高到2001年的65.5%，增加了25个百分点（见表2），也是史无前例的。高等学校的扩招和入学机会的增加，带动了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的大幅度增长。2001年全国普通高中的招生数由1998年的356万人增加到558万人，增幅高达56.7%，同时，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相应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表2 三年来全国高校招生情况
| 1998年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
| 高校本专科招生数（万人） | 208.5 | 275.5 | 376.8 | 4.2 |
| 高中阶段毕业生数（万人） | 521.0 | 546.7 | 602.1 | 709.1 |
| 高中阶段毕业生升学率（%） | 40.0 | 50.4 | 62.6 | 65.5 |
高校连续3～4年的扩招有效提升了我国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通过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预计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有1700多万高等学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从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由2000年的2800多万增加到2005年的4500万，使在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的比例由2000年的4%提高到6%，增强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
扩招中优先发展经济、社会急需的专业，使我国人力资源的结构趋于合理。如以IT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专业招生数年均增长率超过100%，为所有专业平均年增长率的3倍；法学、金融、贸易与工商管理等专业的招生数年均增长率超过70%，为平均年增长率的2倍；在采用特殊形式培养软件技术人才方面，全国已有35所高校开始试办新运行机制的软件学院。这类人才将成为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主力军，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将产生重大影响。
5、高教大扩招促使全社会办学积极性空前高涨，全社会高等教育及相关投入大幅度增加，高教投资和消费联动了经济发展
高等学校大扩招极大调动了全社会办学积极性，以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效应（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联动了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
据初步估计，高等教育三年扩招至少拉动了800亿元以上的社会资金投入，有力促进了以扩大内需（包括高教及相关行业部分的投资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
自1999年起，国家三年累计安排国债资金70多亿元主要投向高等教育，并拉动各方面的配套投资120多亿元；扩招后新增67所国家批准、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和100多所普通高校的“二级学院”，至少拉动200多亿元的社会资金投入。另外，据初步统计，三年扩招中仅学生公寓建设一项，就拉动了社会资金投入200多亿元，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今后几年这一投入仍有着强劲的上升势头。
在大量吸引社会投资的同时，高校还通过银行贷款等融资途径，筹集了大量的办学经费，极为有效地解决了与扩招密切相关的新校区建设、以及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资金需求。各类社会资金的大量注入，不仅为高等教育扩招提供了基本保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经济增长。
6、高中阶段教育升学率大幅度提高，延缓了数百万高中毕业生就业，并通过推进教育事业、教育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
高校持续扩招，大幅度提高了高中阶段教育各类学校毕业生入学的机会，环节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如前所述，普通高校三年共计扩招323万人，相当于使同等数量的高中毕业生至少推迟就业3-4年，积极有效地发挥了高等教育对劳动力的蓄水池功能。对个人而言，经过大学教育，学生个人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创业能力、就业竞争力也得到加强；对国家而言，不仅缓解了当前的就业压力，而且，未来新增的劳动力水平和结构也将得到有效改善。
另一方面，扩招也同时带动了教育事业、餐饮服务、交通运输、出版印刷等相关教育服务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岗位。近三年来，仅高校专任教师就增加了12.46万人，据估计，未来几年还将有大幅度的增长。如果以5个学生创造一个就业岗位计算，三年扩招净增学生500多万，可以创造1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为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
7、高校大扩招为构建高中阶段教育与各类高等教育的“立交桥”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推进了我国教育制度创新
十多年来，我国教育界一直在致力于解决长期困扰我国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类高中与高等学校的制度性分割与互不衔接、沟通的弊端，这次扩招直接促进了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立交桥”架构的建设，扩展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途径。
教育部《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取消了原来对“三校生”（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直接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有关规定，从而架通了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连接的“立交桥”，从制度层面解决了“三校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从2000年开始，上海、北京、天津、安徽、内蒙古等省市部分高校开始试点，实行春季高考招生。2000年，北京市与安徽省首次就招收本科、高职（专科）学生2448人。春季高考使高中生多了一次高考机会，终结了一考定终身的历史，有助于素质教育的推进。据报道，参与春季高考招生试点的省份、高校面还会继续加大，招生人数将会有大幅度上升。
扩招还带动了高校打破传统的封闭模式，促进更为开放地面向社会办学。2001年，教育部取消了高考招生25周岁以下年龄的，为更多想上大学，而超出年龄的人敞开了大学之门，“非传统学生”人数的增加，与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办学改革的趋势和建设与学习化社会相适应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制度性基础。
8、扩招期间地（县）级市高校的新建，推动了高等学校布局重心的下移，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
三年大扩招期间，高等学校布局向下延伸，为许多地、县级市带来了发展机遇。据不完全统计，1999-2000年间，仅教育部备案的地、县级市高校[1]增加110多所，占全国新增高校总数的50%，其中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增加最多，在10所以上。
在扩招的带动下，地市级高校也有较快的发展，2001年，新增50多所，是1998年的5倍多。这些学校80%为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共招生8万余人，在校生总量达12万之多，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应用性技术人才，在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推动了科教兴市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高校扩招三年大盘点
上海市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
三个同步增长 扩招健康发展
新中国五十多年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曾有过三次高教规模的大发展，每次都由于办学条件跟不上，扩招后紧接着就不得不进行调整，呈现出起伏较大的“马鞍型”图像，难以持续发展。这次三年大扩招与以往历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都不同，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资源增长与高等教育事业规模扩张的同步增长，为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同步增长 ：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实现了与招生规模的同步增长
为了保证高校扩招的顺利进行，无论是还是各省、市的，三年来都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加大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力度。扩招三年以来，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基建投入分别增加了一倍多，远远超过三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的年均增长幅度，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分别实现翻一番的扩张幅度相比，高等教育投资实现了与学生规模的同步增长（参见表3）。
表3 1998年以来全国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1/1998（倍） | |
| 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万人） | 361 | 432 | 586 | 758 | 2.10 |
| 普通高校事业经费总收入（亿元） | 545 | 704 | 904 | 1167 | 2.14 |
| 生均教育经常费支出（元） | 9422 | 9768 | 10787 | 10786 | 1.14 |
第二个同步增长 ：高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实现了与招生规模的同步增长
1998年随着高校扩招的实施，全国普通高校在办学的“硬件条件”建设方面，通过采取超常规发展的筹资思路和举措，拨、贷、筹、租并举，克服了制约高教规模扩张的资源投入瓶颈，高校校舍建筑面积实现了与扩招的同步，成效显著。
从1999年到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新增校舍建筑面积1亿多平方米，相当于1990年至1998年8年间新增校舍建筑面积总和5500多万平方米近2倍，也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30年高校校舍建筑面积总和4000多万平方米的2.5倍。
初步分析表明，2001年与1998年相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占地面积增长了80%，校舍建筑面积增长了70%。在招生规模成倍增长的情况下，生均教学行政用房与生均生活用房面积仍与扩招之前1998年基本持平，实属不易。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学校占地面积、校舍建筑面积呈逐年加速增长态势，仅这两项指标2001年就比上年分别增加20万亩和5000多万平方米。
表4 1998-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校舍建筑面积变化情况
| 年份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1/1998（倍） |
| 学校占地面积（万亩） | 58.0 | 62.6 | 70.6 | 90.6 | 1.8 |
| 校舍建筑面积(百万M 2 ) | 152.8 | 174.5 | 204.4 | 255.7 | 1.7 |
|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M 2 | 12.5 | 12.3 | 11.2 | 11.1 | 0.9 |
| 生均学生宿舍面积M 2 | 5.2 | 5.4 | 5.4 | 5.8 | 1.1 |
| 中国高校扩招三年大盘点 |
| 上海市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 |
第三个同步增长 ：高校生均固定资产与教学仪器设备实现了与招生规模的同步增长
高校办学条件中的固定资产、尤其是教学仪器设备等直接与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密切相关，也是我国各级监控高校设置、升级等的一项基本指标。扩招三年来，全国普通高校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1000亿元，2001年相当于1998年的2.1倍；其中，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到了476.4亿元，2001年相当于1998年的1.9倍。
按生均标准分析，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固定资产总值达到22369元，比扩招前1998年的20923元增长了7%，；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在学生规模成倍增长的情况下，也基本做到了与扩招规模的同步增长，2001年比1998年仅微降了一个百分点。
表5 1998-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固定资产、教学仪器设备变化情况
| 年份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1/1998（倍） |
| 学校固定资产总值（亿元） | 939 | 1171 | 1403 | 1938 | 2.07 |
| 生均固定资产值（元） | 20923 | 22780 | 21211 | 22369 | 1.07 |
| 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亿元) | 249 | 305 | 308 | 476 | 1.91 |
|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元） | 5559 | 5936 | 5560 | 5498 | 0.99 |
在实施高校扩招的实践中，各级和各高校非常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与扩招三年学生规模的快速增加相适应，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三年共增加了12.5万人，创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新纪录。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扩招前与扩招后相比，全国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上升了1.6个百分点；具有正副教授等高级职称教师的比例上升了5.2个百分点；45岁以下中、青年教师的比例有了明显提升，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高校师资队伍的结构趋于合理、优化。
表6 扩招前、后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情况的比较
| 指 标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1/1998 |
| 专任教师（万人） | 40.73 | 42.57 | 46.28 | 53.19 | 1.31倍 |
| 其中：高级职称比例（%） | 34.67 | 38.81 | 39.43 | 39.86 | +5.2个百分点 |
| 博士、硕士比例（%） | 27.78 | 29.04 | 29.48 | 29.40 | +1.6个百分点 |
| 45岁以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比例（%） | 75.56 | 77.30 | 78.38 | 78. | +3.3个百分点 |
主导 三大改革
高校扩招是党、根据“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和地方一方面加大了经费投入强度，体现了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以“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为指导，不失时机地推进高等教育办学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和高教投资改革，三大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高校扩招三年大盘点
上海市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
扩招中的主导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充分发挥了公共财政资金的集聚、放大效应
在解决扩招所面临的资金、资源严重短缺问题上，三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改革，加大了教育投入。首次决定，从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长期国债中安排70多亿元，用于高校基本建设；在本级财政支出中提高教育投入比例，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的指导下，全国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也相继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针对高校扩张中的用地不足的矛盾，各地都采取了各种非常规的举措，有利促进了学校规模扩张的顺利实现。在高校扩容和大学城建设中，广东、上海、北京、河北、湖北、浙江、陕西、山东等地方通过赠地或提供低价土地，为拓展高校办学空间提供了有力支撑，充分体现了党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发挥了的主导作用。
第一大改革 ：深化办学改革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依靠社会资金扩大高等教育供给能力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在探索改变包办高等教育的传统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实践。三年扩招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深化高教办学改革，提供了“增量”、甚至部分“存量盘活”的有利机遇，可以说，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民办高教以及公办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建设，是支持、并保证扩招平稳推进的一项重要保障。
扩招以前，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发展较慢，到1998年底，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仅有22所。实施扩招后，与强劲增长的社会需求相适应，因势利导，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指导，极大地推动了民办高校的发展。三年间经教育部和地方批准的、具有学历文凭发放资格的全日制民办高校新增67所（尚不包括举办学历文凭认定资格考试的全日制民办教育机构数百所），相当于1998年前批准总数的三倍以上。
在充分借鉴国际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经验和教训，并坚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在应对短期内实现大扩招的巨大压力，我国部分老大学开始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质量保障为基础的高教扩张新路子。这就是，将老大学品牌和智力优势与企业集团、基金会等非机构的资金优势相结合，合作举办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等100余所相对的、具有新运行机制的大学分校或二级学院。
以上两种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特点是，自筹资金、成本收费、核算，依靠非资金投入和学费收入滚动发展，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提高了全社会的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在扩招中，一些重点高校主动也吸引企业资金，走与企业联合办学的道路。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博软件工程学院，就是全国首家校企合作培养软件工程硕士学位专业人才的机构。
第二大改革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解决了高校扩招中的“瓶颈”，极大缓解了后勤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
高校扩招碰到的首要问题是后勤保障能力不足，仅靠投入和扩大后勤职工队伍难以解决这一难题。为此，党及时作出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决策，领导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倡导通过企业投资、学校融资等方式进行学生公寓和后勤服务设施建设。仅2000、2001年两年就新建学生公寓1900多万平方米、改造450万平方米，新建学生食堂260多万平方米、改造81万平方米。
在教育部直接指导下，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引入了企业化管理模式，提倡运用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并逐步减少事业经费的补贴，实现自负盈亏、自收自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高校后勤经费占学校支出的平均比例，由改革前的10%降至目前的3%以下。同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还吸引大量社会资源进入高校后勤服务产业，参与物业管理和餐饮服务。有效增加了后勤服务资源，提高了服务水平。
第三大改革 ：筹资改革拓宽了经费来源渠道，增加了高等教育经费总量
三年来，高校筹资改革不断深化，通过多元筹资和教育成本分担，确保了高校经费快速增长（详见表5）。
表7 1998-2001年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来源构成
| 年份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1/1998 |
| 1、总计（亿元） | 544.8 | 704.2 | 904.4 | 1166.6 | 2.1倍 |
| 比例（%）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
| 2、财政性教育经费 | 342.6 | 429.5 | 512.7 | 613.3 | 1.8倍 |
| 比例（%） | 62.9 | 61.0 | 56.7 | 52.6 | -10个百分点 |
| 其中：基建拨款 | 65.0 | 74.7 | 71.4 | 70.9 | 1.1 倍 |
| 3、学校自筹收入 | 202.2 | 274.7 | 391.7 | 553.3 | 2.7倍 |
| 比例（%） | 37.1 | 39.0 | 43.3 | 47.4 | +10个百分点 |
| 其中:学杂费 | 73.1 | 120.8 | 192.6 | 298.7 | 4.1 倍 |
| 比例（%） | 13.4 | 17.2 | 21.3 | 25.6 | +12个百分点 |
资料来源：教育部财务司历年教育经费统计资料。
实证分析显示，三年扩招期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来源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财政性高教经费投入大幅增长。拨款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亿元，增幅高达近80%；但高教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却从62.9%下降至52.6%，体现了新形势下高教投入多元化条件下投入居主体地位的新特征。
第二，学校自筹收入增幅强劲。全国普通高校由多渠道构成的学校自筹收入，从1998年的202.2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亿元，增长了1.7倍；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也相应地从39.1%跃升至47.4%，成为高教经费来源的半壁江山。
第三，基于成本分担之上的学杂费收入增幅达2倍以上，成为支撑我国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快速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从学校自筹经费中学杂费收入看，2001年已达298.7亿元，比1998年的73.1亿元，增长2.1倍。由上可见，学校和广大学生家庭都为高校扩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校三年扩招中，虽然高校规模增长了一倍，高教财政拨款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占全国教育财政拨款的比例反而由1998的21.4%上升为2001年23.5%，保证了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在总教育经费拨款中的比例有所提高。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以削弱义务教育为代价，这也是这次高教扩招、进而也是整个教育体系健康、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改革带来的变化和三年高校扩招的实践证明，资源短缺并不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最终决定因素，向改革要资源，通过改革来实现教育资源的积聚，将大大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总之，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这一系列改革，尽管还不够完善，但符合超常规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符合提升国家人力资本总量和综合国力的需要，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问题与不足
部分地区生均教育经费与办学硬件不足，难以确保基本的教学质量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有某种扩大的倾向。然而，我国在实施高校扩招方面，对尽可能缩小不同地区差异等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中西部地区高教扩招的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际上就是缩小地区差异的一个具体行动。
扩招三年来，虽然从总体上看，全国普通高校经费及教育资源总量与办学规模做到了同步增长，但是，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力投入水平差异较大，改革深入程度也有所不同，以致部分地区普通高校生均经费与生均办学条件有相当程度的下降，难以保证基本的教育质量与正常的教学秩序，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参见表7)
表7 2001年部分省区地方普通高校办学条件状况
| 地方高校平均水平 | 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部分地区地方高校办学条件状况 | |
| 生均教育事业费（元） | 9791 | 贵州（38）青海（6305）（6509）内蒙古（6841）安徽（7230）湖北（7654）江西（7935） |
| 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元） | 6816 | 贵州（2125）（2162）四川（3180）湖南（3214）河南（3284）内蒙古（3470）湖北（3702）安徽（3710）江西（3829） |
|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元） | 2614 | 内蒙古（248）（347）贵州（408）安徽（499）湖南（969） |
|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M 2 ） | 10.2 | (8.1)甘肃(8.6)内蒙古（8.9）四川(9.1)安徽(9.3)宁夏(9.3)山西(9.4) |
|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元) | 5031 | (2229)青海（2746）安徽（3197）山西（3217）内蒙古（3333）甘肃（3443）贵州(3365)四川（3372） |
从上表可以看出, 2001年，有7个省、区生均教育事业费投入（含预算内外）低于8000元，其中最低省份不足400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有9个省、区地方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低于4000元，还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60%。其中，有两个省区生均事业费拨款仅为2100多元，还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3；全国平均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2614元，竟有4个省、区不足500元，尚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如此低的教育投入水平，实难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也存在类似状况。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情况几乎都发生在中西部省、区。需要当地适当加大投入力度，并注意调整发展速度。
教师总量偏紧、生师比过高,成为高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经过三年扩招，从全国看，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倍的情况下，教师总量只增长了31%，严重滞后于学生规模的扩大，以致到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师比骤然增长为18.2，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瓶颈。从国际比较数据和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抽样实证调查表明，生师比的合理区间为1:14—1:16。生师比过高不利于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的提高。由于生师比过高，一些高校部分课程授课的班级规模越来越大，教学效果有所下降；由于工作量过重，部分教师无暇接触和指导学生，无暇自我“充电”；甚至由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担任英语、计算机等公共基础课程的主讲教师。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部分省市普通高校平均生师比过高情况尤为突出，如广东、四川、上海、江苏等省市均已超过1：20，更急需补充教师队伍，扩大教师规模。
从总体上看，扩招以来高校教师数量紧张的问题将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若不继续加大引进、开发和培养的力度，高校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将会对高校总体规模扩张、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稳定和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落实等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
专业与课程结构调整滞后，难以适应就业市场需求的变化，将对毕业生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高新技术发展和全球经济化的加速，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培养目标调整，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更新严重滞后，使许多高校毕业生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三年扩招后，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将直接对未来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高校扩招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在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过程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对矛盾，在规模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局部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对此，我们要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
首先，与精英教育不同，大众化教育向更多人群敞开了大门，势必要适当降低入学标准；其次，高教大发展时期，教育资源（资金、校舍、设备、师资）配置难免会出现暂时短缺的现象；再次，新建高校和新补充师资缺少管理和教学经验，需要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对教育教学质量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崇高目标。
从另一角度来说，尽管高校扩招中有局部质量下降的现象，但三年扩招毕竟增加了几百万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使他们增长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增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甚至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从总体上说，扩招使这一代青年人的整体知识水平得到了提高，对国家、家庭及学生都是有益的。
面向未来的展望
同志在庆祝党的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纪之交的大学扩招，为我国加速人力资本集聚，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开了一个好头。
确立教育与人力资源是国家“第一战略资源”和“第一要务”的发展观
《世界银行2000年》报告指出，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一般十分注重有形资本（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积累，而对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环境资产）重视不足，从而影响了国家的长远发展。
1999年中国总人口是世界总量的20.9%，15-岁劳动年龄人口占22.4%，均居世界第一，具有潜在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但由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目前，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劳动力结构重心偏低，整个人力资本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总人力资本仅相当于美国的44.3%，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
正如同志所说，“只有把教育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因此，我们要确立教育与人力资源是国家“第一战略资源”的发展观。
按照这一新的发展观，要转变职能，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真正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第一要务”，以实施人力资本集聚为核心的、跨越式发展新战略。
将高等教育大国建设为高等教育强国，大幅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
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将越来越集中体现为高新技术和创新性人才拥有的数量和质量，这归根结底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与发展质量。
预计至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将达到1600万人，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
下一步的奋斗目标是：2010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2500万人左右，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至23%—25%；2021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4200万人左右，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到40%；再经过10-15年的努力，在2030到2035年期间，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以人为本，建立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适应不同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和培养目标，建立质量保障机制，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要努力缩小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极大地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只要我们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就一定能实现以上的发展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周济：《历史性跨越——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国教育报》2002年7月11日第1版。
2、周远清：《新世纪：要把质量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中国教育报》2002年2月22日第2版。
3、康宁：《论教育决策与制度创新——以‘99高校扩招为案例的研究》，《中国教育评论》。
4、北京大学课题组：《关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报告》，http://www.edu.cn
5、李守信：《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启示录》，《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18期。
6、王一兵：《高等教育大众化——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瓶颈和战略选择》，《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8年版和2000年版)。
8、《世界银行报告2000》。
9．《USA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2000》
10、Trow, Martin：From Mass Higher Education to Universal Access：American Advantage, 2000。http://ishi.lib.berkeley/edu/cshe/
（三）名校缩减招生计划 上大学容易进名校却更难了
今年山东高考伊始，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就宣布高考录取率将超过90%，这意味着10名考生中就有9人能上大学。消息一出引发种种议论，创历史新高的高考录取率让公众感慨，高考的残酷色彩正在日渐褪色，上大学变得更容易了。可当高考成绩公布，怀揣成绩的考生和家长却体会到一股难言的焦虑：清华、北大、复旦等一流名校招生口袋依然捂得很紧，本省名校省内招生计划也在逐年下降，五年来最低的文理一本录取线伴随而来的，是一本上线率“不升反降”。
喧嚣过后，人们才发现外表光鲜亮丽的高升学率原来并不像看上去那般诱人，升学压力从“上大学”转变为“上好大学”。教育专家表示，高考升学率虽然越来越高，可是国内好大学、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处于短缺局面，此消彼长下，通过高考上名校的竞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顶尖名校名额仍少得可怜
青岛2中考生郭子腾今年高考超常发挥，理科考到了687分的高分。他和父亲在26日一大早就赶到高考咨询会现场，直奔清华招生咨询台。可在了解招生计划后，父子俩原本乐观的心情变得有些紧张。
“原本以为今年山东考生少了，上大学容易了，可是发现高分考生还是那么多 ，清华今年还缩减了在山东的招生计划，担心报不了很好的专业。”郭子腾高考前已经通过了浙江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假如报考肯定能被录取，虽然他自我感觉成绩上清华没太大问题，可是清华在山东招生计划“缩水”还是令他和父亲有些不放心 ，问完清华就到浙大咨询台前询问，没有拿定主意。
另外一位高分考生张弘，今年高考获得理科679分的好成绩，他在咨询会上的目标只有清华与北大，可聊了半天，张弘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不想再报这两所名校。
“招生计划每减少1个，竞争的残酷性就会成倍上升，我不敢轻易拿前途冒险。”张弘说，为了图保险，他只有放弃。
郭子腾、张弘的忧虑不无道理。位于高校招生金字塔尖的清华、北大 ，2011年不约而同地减少在山东的招生计划。今年清华在山东文科招4人，比去年少1人，理科招71人，比去年少5人。北大在山东招54人，其中理科30人，文科24人，总数减少 6人。据了解，清华、北大在东部省份减少的招生计划，将被追加到中西部地区和南方省份。
“山东高考升学率达到90% 了？这个消息我不太了解，但山东高考升学率提高与清华大学在山东招生没什么关系，我们不会跟风扩招。”清华山东招生组青岛地区负责人赵雷直言，清华不会根据山东考生人数降低或其他高校扩招来定招生方案，而是依据全国总体招生情况确定山东招生计划。
北大已经连续三年减少在山东的招生计划，北大负责招生的田老师表示，“北大每年在山东录取多少名考生都是有数的，不会今年一个样明年就变个样，机会都是差不多的。”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今年在山东的招生计划都与去年持平，其中复旦招46人，浙大招100人，招人。“我们这些年对于扩招问题很谨慎，不能为了多招学生而牺牲教学质量，保持招生计划稳定是一种稳妥选择。”复旦大学一位招生老师说。
上省内名校一年比一年难
省内院校一直都是山东考生招生“大户”，近些年，省内院校从未停止过扩招步伐。今年，山东省省属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计划总量为48.42万人，比去年增加7600人，仍列全国各省(自治区、市)首位，本科计划首次突破 20万人，达到20.36万人，比去年增加4600人，增幅为2.3% ；专科(高职)计划为28.06万人，比去年增加3000人，增幅为1.1%，总体而言，山东省今年招生计划的增幅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最为山东高分考生所看重的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这三所省内名校，省内招生计划却是逐年下滑，考生想要在家门口读“211工程”名校，机会越来越少。
据山大教务处王仁卿介绍，山大省内招生计划数占全国总招生数的比例，从2008年开始就在逐年递减 ，2007年，这一比例为62%，2008年降至55%，2009年为49%，2010年只有 45.9%。2011年，山大省内招生计划为2337人，比2010年又减少110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今年省内计划招生1231人，比去年减少69人，该校将更多招生计划投向了西部和录取率较低的省份。
中国海洋大学今年全国计划招本科生3850人，与去年招生数量持平。但与山大、石油大一样，海大在省内投放的招生计划继续减少，为1100人，比去年的1155人减少了55人。而2009年海大在山东招生1354人，山东籍考生占到总招生计划的35%。
“部属院校的招生计划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教育部提出去本地化招生，部属高校在生源地投放的计划要最终递减至30% ，省内招生计划缩减将是大势所趋，考生和家长要予以理解。”海大招办副主任张殿镇表示，海大今年在山东省内招生计划投放比例为28.6%，未来还会继续降低山东生源招生比例，虽然这的确会阻碍部分山东考生上省内名校，可重点大学本地生源偏高也容易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学校只能权衡利弊来选择。
一本升学率“明升暗降”
今年山东本科一批录取分数线为文科570分，理科567分，均创下5年来的最低纪录，理科一本线比去年低了13分，而文科一本线比去年足足低了36分。
另一组数据也给一本录取带来利好：今年山东参加普通高考文化考试的人数为541463人，其中文科155084人，理科305537人；而去年高考参加文化考试的人数为612472人，其中文科175527人，理科3546人，今年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比去年锐减了7万多人。
一本录取线大幅“跳水”，加上高考考生人数猛减，同时教育部下达给山东省的招生计划每年都有增加，表面上看，考生上本科一批的几率应该大增。然而，记者从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公布的2011年普通高考成绩分段表上看到，今年全省文科成绩在570分以上的考生有11562人，少于去年的1.2万人，达到理工类一本线的考生为54233人，一本线上普通文理科考生约为6.6万人，比去年一本上线人数还少了千人左右。
“上线人数减少是一方面，还要看一本上线人数占考生总人数的比例。文科一本上线率只占文科考生总数的7.5%，理科一本上线率占理科考生总数17.8%，这么算起来，即使高考升学率提高了，但增长点并不是在本科一批上。”一位省内高校招办负责人坦言，山东高考一本录取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不少高校连续扩招和山东考生数量不断减少 ，可录取分数线降低与一本升学率提高没有必然联系，从今年情况看，山东一本升学率已经陷入表面要提高、实则在降低的“明升暗降”局面。
高升学率究竟高在何处
城阳2中考生韩凯考了理科610分，他于26日专程从城阳赶到崂山参加咨询会。记者看到，他的小本子上记了8所学校，都是诸如中山大学、中南大学、东华大学、吉林大学之类的省外一本学校。咨询了一圈下来，小伙子脑门上直冒汗，“真不敢说报哪所大学有把握，不是说今年扩招很厉害吗？怎么感觉好学校名额还是很紧张？”韩凯挠挠头，他觉得今年所谓的九成升学率并不会给自己带来更多上好大学的机会。
省外名校在山东招生计划也并非只减不增，南京大学今年在山东招生比去年增加10人，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比去年各增加20人，北京师范大学较去年增加10人，北京理工大学比去年大幅增加25人。也有个别学校招生计划只是微降，比如中国大学，较去年减少2人，北京工业大学，比去年减少1人。
但这些省外名校即使扩招，也最多在20人上下，步伐根本不敢放开。“像我们从2005年开始在山东招生，每年招生计划只维持在个位数，定位就是绝对的尖子生，我个人认为山东高考录取率提高只对那些招生量大的学校有好处，对招生计划少的学校没影响。”科技大学的招生代表表示，该校今年只在山东招6人，宁缺毋滥，不是成绩特别好的学生不会录取。
此外，记者了解到，今年山东对本科录取进行了改革，将民办学校、学院等原本科三批专业并入本科二批录取，此类民办学校、学院成为今年扩招“主力军”。比如青岛滨海学院2011年招5150人，较去年增加200人，山东英才学院今年本科计划较去年增加400人，达到1300人。
招生指标分配省际差异大
山东考生上北大难度是北京考生的30倍
同样是基于“去本地化”招生，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也在逐年减少。但对比一下山东与北京的高考人数，以及两地不同的招生人数，就不免要感慨山东考生想要进清华、北大要难得多。
同样是基于“去本地化”招生，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也在逐年减少。
和去年相比，北大在北京统招计划减少 10人，今年北大在北京计划招生246人，包括理科150人、文科96人。不过，北大招办有关负责人指出，北大在京招生计划的减幅仅为3.7%，由于今年北京高考生总人数减少 5%，高于北大招生计划的减幅，因此北京考生被北大录取的机会反而更大了。
清华今年在北京计划招生221人，其中文科16人，理科205人，比去年减少22人。清华招办也强调，每年在录取时，清华都会根据生源情况确定最终的录取人数，预计今年在北京的录取总人数将超过去年。
但对比一下山东与北京的高考人数，以及两地不同的招生人数，就不免要感慨山东考生想要进清华、北大要难得多。
山东今年实际高考人数为54万多人，按照北大54人招生计划，山东考生上北大的几率约为万分之一。清华在山东的招生数为 75人，高于北大，山东考生考取清华的概率约为0.014%。
今年北京高考考生总数为76007人，比去年减少4000余人，这意味着一名北京考生和一名山东考生，即使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北京考生上北大的几率是0.32%，是山东考生的30多倍；考取清华的比例为0.29%，概率是山东考生的21倍左右。
记者还在采访中获悉，2011年，有 810所院校在北京计划招收506人，比去年减少了3259人，本科计划招收38443人，占计划招生总人数的65%。
北京高考升学率已超过80%，一本录取率不断升高，众多考生和家长都是只报一本，考不上宁愿复读也不将就读二本或三本，而且更倾向报京城高校，这让身处二本、三本批次的高校尤其是京外高校在北京无奈遭遇招生寒冬，这种情形显然是众多山东考生无法想象的。
一位过来人的感慨
从16到4，想上清华文科更难了
在6月26日的山东高考咨询会青岛场上，清华大学山东招生组为了增加青岛本地学生对清华的亲近感，特意找了两名青岛籍清华学生当志愿者，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周逸群就是其中一位。周逸群高中是在胶州2中度过的，在2006年高考中，她取得了文科4分的好成绩，全省排名第29。
“当时北大、清华都跟我通了电话，我的成绩报这两所大学应该都有把握，两所大学实力旗鼓相当，真是很难选，我和父母就商量对比北大和清华在山东文科招生数量来定志愿。”周逸群回忆当年高考时的情景表示，2006年，清华在山东文科招收16人，而北大文科招生数为30人，北大文科招生数几乎是清华的2倍，这让周逸群心中的天平一下子倾向于北大。
可刚下定决心，周逸群就后悔了，她担心由于北大招生机会多导致文科尖子生扎堆报考，影响自己专业选择，再加上从小对清华有种情结，周逸群又把高考志愿从北大改成了清华。“去北大读书前景肯定也很好，但我一直对当初改上清华的决定感到庆幸，清华氛围更适合我个人的发展。”作为高考过来人，周逸群说，高分生填报志愿同样很煎熬，各种得失都要考虑，并不轻松。
谈到今年高考录取，周逸群笑言：“ 假如今年我参加高考，还是考了差不多的名次，填志愿时估计就不敢报清华了，更谈不上在清华和北大之间变来变去。”周逸群说，今年清华在山东文科招生名额只有区区4个，清华2006年文科招生数是今年的整整4倍。
26日的咨询会上，周逸群碰到的理科考生和家长占了绝大部分，文科考生仅有5个，“文科招生数量过少阻挡了很多文科高分考生报考的信心，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清华在山东文科招生数会缩减这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年虽然全省高考升学率提高不少，可想上清华、北大这种顶尖名校的压力丝毫不比往年小，甚至可能会更大。”周逸群在咨询会上发现，不少考生和家长都很焦虑，生怕填错了志愿落进“空里”，她没有体会到高考压力减轻的氛围。
中学校长谈根源
“一考定终身”格局基本未变
“如今高考竞争的已经不是上大学，而是升入重点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未来可能会出现考生挑选普通高校的现象，但名高校挑选学生的情况短时间内仍很难改变。”青岛一中副校长邢桂范表示，山东高考人数在未来几年还将减少，在高校此前急剧扩招“后遗症”影响下，学生不用再为上大学发愁，而是要为能不能考上一所好大学发愁。
邢桂范认为，在众多高校纷纷扩招后，像北大、清华等名校为了保证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实际上并没有扩招，甚至在减少招生，因此一本院校尤其是“211工程”名校的升学竞争压力依然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这反映了优质高教资源与社会需求矛盾，但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通过高考升入大学深造作为改变人生命运的途径仍然没有变，‘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格局基本未变，考生和家长自然倾向报考将来更具竞争力的学校。”邢桂范说。
不过对于名额“减少”这一现象，清华、北大两校招生代表强调，考生不要只盯着山东招生计划在减少，其实通过自主招生获加分的考生、保送生等都不占统考招生计划，总体招生数量至少不会比往年低，保持稳定，如果今年山东生源质量特别好，也会考虑追加招生计划。可有家长在听到后却认为，统考招生计划减少，意味着接受传统课程教育、只参加高考招生的孩子机会变少了。
链接
高升学率背后的增减
今年，山东省属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计划总量为48.42万人，比去年增加7600人。本科招生计划达到20.36万人，比去年增加4600人，增幅为2.3% ；专科(高职)计划为28.06万人，比去年增加3000人，增幅为1.1%。
山东参加普通高考文化考试的人数为541463人，比去年锐减7万多人。
山东本科一批录取分数线为文科570分，比去年低36分，理科一本线为567分，比去年低13分。
今年，清华在山东文科招4人，比去年少1人，理科招71人，比去年少5人。
北大在山东招54人，其中理科30人，文科24人，总数减少6人。
山大省内招生计划从2008年开始逐年递减，2007年，省内招生计划数占全国总招生数的比例为62% ，2008年降至55%，2009年为49% ，2010年只有 45.9% 。2011年，山大省内招生计划为2337人，比2010年又减少110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今年省内计划招生1231人，比去年减少69人。
中国海洋大学今年招本科生3850人，省内招1100人，比去年减了55人。
（四）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减少 教育公平问题引热议
教育的公平问题，自教育改革二十多年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社会关注。
三年前提出“底线公平”这一概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认为，底线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点，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义务教育是其三大制度性内容。在这条由负责建立、全社会共同认可的底线面前，所有公民的权利是一致的。
可中国教育面对的现实是：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好像被等级化了，由此造成社会群体差距的加大。比如，孩子选择幼儿园、小学、初中的费用普遍高于选择大学的费用，且日渐水涨船高。底线公平就这样在众多家长无休止的埋怨、愤怒和无奈中失守。
有一种思维流行了许久，认为一个国家缺钱的时候不宜谈教育公平，中国经济的许多指标还很落后，所以教育公平还是一件奢侈品。对此，教育专家杨东平针锋相对地提出：发达国家实现教育公平的经历并非如此，比如日本、美国在经济发展之前，都是通过建立公共教育制度，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基础。
其实，民众感受教育不公平的起因，往往不是来自投入数量、规模、速度等“教育GDP”的起落，而是来自教育投入的分配过程。“管理一个和管理一个家庭的道理一样，钱永远是不够的，关键在于钱怎么花。”在近期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倾听到这样的声音。(文/周大平)
《瞭望》文章：让优质教育资源造福更多的孩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许多，学龄人口减少了许多，供求关系宽松了许多，为什么择校却愈演愈烈呢？
“父母有钱有关系，就可以上重点小学和中学。”“许多穷人家孩子永远与优质教育资源无缘。”这是今春全国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对于城乡义务教育阶段背离教育公平的择校竞争的又一轮抨击。
多年来，有关部门一直把“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作为择校热难以根本改变的关键原因。然而这个说法无法解开如下疑团：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许多，学龄人口减少了许多，供求关系宽松了许多，为什么择校却愈演愈烈呢？
与此同时，学术界认为制度性原因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择校热的观点，也在几大著名网站和街谈巷议中传播开来，并得到响应。这个制度性原因包括：重点学校制度、择校收费制度、改制学校制度、“小升初”录取及中考制度等。制度性原因可以通过调整和制度改革予以改变，前提是要搞清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状况。
“等级化的学校制度”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集中了优质资源的城市(含县城)重点学校以具有极强的升学能力，吸纳了极多的社会优势阶层子女。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后，“重点学校制度”名义上被取消，各地却仍在实行一种“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美其名曰“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名牌学校”等。
据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李培林等主编)一书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大特点，是传统的主要按照政治地位分层的身份制度逐步被打破，经济地位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
基于这两点，21世纪教育科学发展研究院“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在2008年进行了高中生家庭背景调查，抽取了江苏、湖北、河北、浙江、广东、上海等6省市的8所重点高中的情况，其中县城高中2所，中等城市高中2所，新兴城市高中1所，大城市高中3所，被调查者为高一或高二学生。
课题组认为，真正说明中学教育机会公平状况的，是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重点中学的比例与该阶层在社会总体中的比例加以比较，两者差距越大，说明越不公平。调查结果表明，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社会优势阶层的人数明显高于其阶层所占的社会比例，这个优势阶层的5个类别依次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前3类为社会变革中受益最大的新兴经济阶层，说明他们已然把经济资本扩展到了文化资本；后2类为传统优势阶层，他们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仍保有传统的优势。
与下层较大、上层较小的正“三角形”的社会结构相反，重点高中学生的家庭背景结构呈现倒“三角形”，即上中层比例最大、下层比例很小，显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存在极大差异，如前述占据社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处于相对优势，而不拥有这些资源的社会阶层则缺乏公平获得享受优势教育资源的机会，处于相对劣势。如今，已跌至最下层的产业工人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37.3%降至3.3%，而农民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依旧低开低走，从1978年的5.1%降至1.1%。
基础教育中优质资源如此“嫌贫爱富”，不仅体现在三年高中阶段，实际上在九年义务教育的第一年就已经开始。可以想像这12年教育导致的总体水平差距使得非优质资源下的工农子女在高考中能有怎样的竞争力。
农村学生的现实
“许多举措对农村学生很不利”——这个观点是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多年研究的结果。以1999年开始的英语高考增加口语考查为例，由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广东农村不要说口语好的英语老师，就连口语不怎么好的英语老师也不容易找，各地讲的都是客家英语、潮汕英语。考农村学生的孩子英语口语，其实就是考当地的师资水平，而现实却是好的师资一冒尖儿就会流向珠三角。从近几年广东的高考成绩看，曾经很优秀的粤北山区如梅县已大不如前，主要原因就是师资流失。
标准化考试的高考改革，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在一些省份实施的，其中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有不少。比如课程改革，很多农村学校连必要的实验设备、电教设备都没有，课改怎样开展？再如考查综合素质，很多农村学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阅读材料和外界信息少之又少，又如何适应越来越讲究考查综合素质的高考？还有实行3+X考试，农村学校教那“X”科目的老师数量普遍不足，根本无法指导那些选择了“X”科的学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认为，多年来，教育领域一直在朝着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变化。仍以英语为例，城市学生学英语多始于小学，有的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而在农村，《2008年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显示，每5所小学不足一名外语教师的县，全国还有500多个。至于高考设置的其他不公平，如特长加分、各种比赛加分等更属于城市学生的专利。
2001年开始的全国性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同样存在着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比如各地积极扩建的重点中学，硬件设施越来越好，教师力量越来越强。然而这样的提升并没有实现优质资源最大化，而是加大了校际间差距，形成了县城重点中学爆棚，乡镇非重点中学招不足学生的局面。而就重点中学而言，县城与城市的巨大差距也没有改变。张敏强说：“在广州，任意找出一所省重点中学和一所县城中学的投入的生均数字加以比对，都会发现前者通常是后者的几十乃至上百倍。”
这种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一大恶果，就是大量未成年的农村初中生流入社会。根据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这一年全国城乡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有4030.95万人，高中毛入学率为52.7%，这意味着没有升入高中直接流入社会的初中生达到3500多万，其中基本上都是农村初中生。
农村生源比例逐年减少
据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基本上对半分，理论上在校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比例也应该达到1:1。
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阶层背景与高中生的基本相近，因而农村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成为高中教育机会状况的直接延续。农村在校生比例下滑的第二层含义，体现在农村生源不足大学在校生总数1/5的分布状况。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调查表明，包括“211工程”序列在内的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的农村在校生比例从1990年的21.7%降至2000年的17.6%，北京大学的农村在校生比例从1991年的18.8%降至1999年的16.3%，北京师范大学的农村在校生比例从1990年的28%降至2002年的22.3%……此外，一些重点大学学生处每年统计的贫困助学人数的升降曲线，也可以证实农村生源比例在逐年减少。
大学连年“扩招”中新增的农村生源主要分布在哪里？课题组的另一项统计提供了答案：仅在2001年至2003年，若干非重点的地方院校中农村在校生比例就从55.4%上升到了63.3%。这些调查共同证实：进入重点大学与进入重点高中的竞争一样，农村学生都少有胜出的机会。有学者提出，现实中存在的大学入学机会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累积。“农村在校大学生比例逐年降低”已经引起从总理到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拿出一些有效措施逐渐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局面。
广东的一位社科学者说，导致这一连串机会不均等的合理归因，与其说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不如说是农村教育水平的落后。他认为，教育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向社会优势阶层倾斜的现实，表明教育需要作出调整。优质教育资源在为哪些人服务，这个问题提出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提示有关部门眼下可以推出一些补救性措施，比如通过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剩余劳动力培训等，来补偿优质教育资源曾对他们的疏离。
重点校成为一大障碍
如果说当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大势所趋，那么重点校及其择校收费制度就是一个大障碍，因为它明确地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制度化，即可以用公权、金钱来交换教育机会。这种交易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偷偷摸摸进行，到后来一个“愿打愿挨”的所谓市场规则主宰了，并首先从允许重点高中收取择校费的“三限”开始。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院长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理论上是禁止择校的，但现实是名校都在收高额的择校费，其中北京的知名小学比重点高中的收费还要高。由于教育行政部门长期听之任之，不加规范，使名校收费日益肆无忌惮。继2008年8月《法制日报》率先揭露北京中关村三小收取择校费过亿元校长受拘押后，2009年3月又有新华社报道广西大学附中收取择校费1600万元，领导班子所有成员被起诉并受到法律惩处。
有学者认为，重点校制度便于让社会优势阶层优先获得优质资源的导向，必然会加剧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冲突，积聚潜在的社会风险。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问题的所有途径，都不能背离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发展中获益。从科学发展观出发，教育通过提供服务的客观效果，要与民众的主观感受保持一致。
今春全国期间，会场内外呼吁强化责任，限期治理“择校热”的声音此伏彼起。具体涉及制度层面的改革建议，包括取消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取消择校费制度、改革“小升初”录取及中考制度、建立依法治教的问责制度等几大方面。与重点学校做大做强相关的是诸多部门利益的纠葛(比如权势部门与其“共建”)，治理“择校热”必然触及既得利益方，可严峻的形势已不允许教育行政部门有任何的回避与掩饰。
朱清时委员在今春期间提出，所谓取消重点学校，并不是要解散它，而是指不要再把各种优质资源都往重点学校集中，其中最主要的优质资源是好的老师，新的制度设计要让好的教师流动到薄弱校、流动到农村去工作。教师不流动，教育公平是做不到的。
怎样让老师流动起来？他说，欧洲和日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教师变为公务员。既然是公务员，享受国家的相关待遇，就必须承担义务，服从调动，即在城市与农村学校间5年一轮岗。当然也不是一下子把所有教师都转为公务员，而是分期分批逐渐增加中小学教师公务员的数量。比如先把一部分优秀教师和新上岗的青年教师转为公务员，让他们流动起来，就会促进城市和农村薄弱校教学质量的逐步提高。
好须落实好
即使是与时俱进的好，在操作环节上没有拿捏好分寸，也会事倍功半。一项简称“撤点并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改革，迄今推行8年逐步实现着其扩大学校规模、优化资源配置的初衷，同时，农村学生因上学难而辍学增多、学校大班额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寄宿制学校后勤配套建设滞后、对农村空壳校处置不善等问题也相继产生。今春期间，广东农民出身的全国杨月娥披露：“学校撤并，孩子们不得不去镇上上学，一些孩子离家二三十里，车费、住宿费、伙食费，一年保守就要1000元，实际上反而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2007年，就这个被解读为“强行撤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教育部在回复中要求今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要按照实事求是、稳步推进、方便就学的原则实施，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调整，要在保证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进行，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须保留必要的小学和教学点，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上学难和辍学。
应该说，无论是“一刀切”式的调整过度还是配套措施不到位而导致的问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别容易引起农村家长的怨言。然而适度调整所带来的两大好处也显而易见：一是有助于优化师资力量，逐步消除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先天性贫血”，促进城乡教育机会的起点公平；二是对大量因学生跟父母进城而造成“空壳化”农村学校的撤并，也有助于促进农村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伴随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有效配置农村教育资源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且不要埋怨这项制订之中考虑欠周全，也不要埋怨一些地方在操作时“跑了偏”，当务之急在于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育管理方面的学者认为，既然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初衷不容置疑，那么这项由教育部门主导的改革所产生的问题，就需要由当地公共财政的投入向优化组合后的学校再倾斜一步，比如配备校车，每周一次免费接送偏远地区学生往返；比如把废弃学校改造成乡村公共文化场所，实在难以利用需拆除的，应以立碑形式对当初捐资者作出交代；还比如对被整合到寄宿学校的家庭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等。
“行百里者半九十”，以上建议的财政补救措施对以最低成本解决撤并所导致的实际问题至关重要。否则，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不断“发酵”足以使调整后的农村学校“进退两难”，这项好端端的势必成了积重难返的“半拉子工程”。
《瞭望》文章：教育财政投入“4%”难在哪里
教育财政投入近年为何在低比例位置停滞徘徊？这是因为的投入不足，还是地方的投入不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教育经费投入到底差不差钱，作为正在制订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重大问题，近日又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上展开热议。
此间，尽管国家统计部门每年公布的数据都表明，和地方教育财政投入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各界围绕“4%为何达不到”的讨论不曾降温，并且成为历年全国代表委员们执著关注的焦点。
“战略地位”还是“略占地位”
财政性教育投入水平偏低，是经济学界、教育界很多专家在长期多样化的计量研究后达成的共识。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的归纳，其依据之一是投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有一定的规律性，即经济越发达，这个比例越高。参照国际的平均水平，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使这个比例达到4%左右，实际仅有2.58%；2007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上升到人均GDP3000多美元，这个比例却只是3.32%。
依据之二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现实，突出表现在许多农村教师工资相当低、不少农村教育办学条件还达不到基本要求。比如，汶川地震中学校倒塌一大片，比民房还厉害；广东还有不少学生在危房里上课；西部还有几百所学校的中饭开在操场上。有学者在分析中还发现，各级教育财政投入还多是一次性、补偿性和还债意义的，而在常规的必要投入方面仍缺乏制度规定和法律保障。
袁连生特别指出，2000年至今教育负债已累计数千亿元，也是教育经费投入长期偏低的必然结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招生以及扩大高校招生，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巨额负债来实现的。在教育经费总量中目前负担65%左右，而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的这个比例是75%～80%。过多依赖家庭投入，导致中低收入家庭缺少能力消费其他，甚至出现一定的经济压力。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认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最常使用的衡量公共教育支出总量的一个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很多国际组织，一般采用“公共教育支出”一词定义各国用于教育的支出。1993年中国认同了这个基本指标。但是，原本在上个世纪末要实现的4%的目标却落了空。
进入21世纪，依然“年年实现不了4%”，这块难愈的“硬伤”，既成为各界诟病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靶子，也成为坊间把“教育的战略地位”解读为“略占地位”的旁证。2005年，教育部周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中国教育乱收费的根源之首，就是“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不足”。随后，财政部一位负责人在媒体上回应“这不符合事实”，理由是此前8年(1996-2004)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654.2亿元增加到4465.9亿元，年均递增13.2%，超过了同期GDP年均递增9.1%的水平。
不同的统计口径
教育财政投入近年为何在低比例位置停滞徘徊？
财政部教科文卫司的王冬认为，首先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25%，而一般发达国家都约为50%。
其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4%，仅略低于美国而高于均为10%左右的法、英、日、德。我国这样的教育财政投入强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什么社会普遍感觉还很低？因为国外在财政之外还有一块非税收入，我们国家这一块投入教育的几乎没有。这应该是下一步扩大用于教育来源渠道的根本措施。仅靠预算内投入，空间已经不大。
另外，关于GDP，是一个观察性指标，还是一个行政目标，也值得探讨。中国从乡镇到共有五级架构，对经济资源的掌握相对分散。目前本级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3。到底哪一级或哪一个部门该对4%的目标负责任，说不清。
“大量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公共管理，是中国没有达到4%的一大客观原因。”袁连生认为，如果财政的收支统计规范化，实际可支配的财政能力就会使目前的统计口径有所扩大，应该把我们通常说的“三个一万多亿元”包括进来，即一万多亿元的社保基金，一万多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一万多亿元的国企上缴利润。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认为，统计教育成本在理论上非常重要，但我们国家究竟有多少学生，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是多少，每个老师的工资是多少，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即使能获得，成本也不可能是固定的。“好比我们吃饭，上世纪60年代稀饭、馒头加咸菜就不错了，如今则强调营养、追逐美食，已经不在一个层次。另外，学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有怎样的质量才能计算付出了多大成本，笼统地说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成本是不科学的。至于统计本身，我们计算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时，是否因国际比较而出现参照错位？各国把哪一部分算作财政性教育经费是不一样的，而国与国不同的统计口径并不具有可比性。”
“在统计口径不同的情况下去预测未来，就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袁绪成的观点直白而鲜明：我们面对的许多统计数据水分偏大、统计资料极不健全，讨论4%还是5%意义并不大，但教育差钱使那么多农民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般人凭直觉就能知道，不需要专家们翻来覆去地讨论。
追问教育经费如何使用
财政性教育投入是硬性的和需要持久的，东部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2%的投入量就可能满足需要，而在中西部一些地区因欠账过多、财力有限，再加大投入一时也很难满足当地学校教育的基本需求。
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把从到地方的教育财政投入都锁定为4%，很容易造成思维和决策混乱。4%一般被理解为各类各项教育投入的总和，再细化拆分，确凿的理由是什么，往往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和解释。与我国的情况比较，一些发达国家处于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期，教育投入的比例不会轻易变化，我国经济则处于约8%的年增长中，如何确定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和总量，还需要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
2004年，程方平在安徽、江西两省四个县调查时发现，在现有管理中，教育经费使用过程的损耗过大，其中纵向的障碍表现为管理层级过多，受利益分配的干扰严重；横向的障碍表现为财政的大盘子很难把教育经费这杯羹分到位。这些问题不解决，教育投入就会连带出许多复杂的的问题，常规的合理的教育财政投入就会不断被侵蚀。
程方平提醒说，我国教育投入面对的现实相当复杂，往往与许多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确定宏观投入的比例目标，反而会掩盖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只解决现有问题，巨额的历史欠债如何埋单？各级投入比例不经协商、缺少依据，难以落实，这一状况如何改变？另外，以县为主的定位虽好，但在发达地区会乡镇的积极性，贫困地区县财政又难以承受；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成本城乡差距巨大，城市重点校一年仅修缮费就要上百万元，农村普通小学一年正常的运转经费仅三五万元；保证义务教育质量需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而现有教育经费中根本没有教师培训费专项……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均迫在眉睫。
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投入原则不明，也会引发诸多复杂问题。比如，是普及高中教育，还是延长义务教育？如果兼而有之，那么投入的主体是、社会，还是需要两者分担？还有高等教育大众化使一些高校迅速拥有了豪华办公楼、高档星级宾馆等巨额资产，其背后巨大的负债风险会不会集中到头上？
程方平认为，不能只关注4%的目标，还必须关注有限的教育财政投入是怎么花的，有无论证、听证和有效监管、监督。否则，经费使用中的漏洞，必然为贪赃枉法之人留下空隙，许多决策也必然为利益集团所左右。
增加教育经费的空间在地方
说到“地方教育的财政投入难以计算”，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学者成刚这样解释，现在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是地方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税收返还这一块收入如果用于教育，它是属于地方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还是属于对地方教育的支出，实际上是算不清的。“我们只能算清一般性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地方财政中历年的预算外资金，包括土地出让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从整个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很大一部分用在了经济建设上，另外约20%用作了行政管理费。”
“还有一个多级财政收支的数据缺失问题”，成钢说，“我们按照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模式，找不到县级财政收支的数据，甚至连上级转移支付来自还是省级都找不到，没有来源，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个县级财政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建立，免杂费和书本费，给寄宿生生活补助，全部是财政额外的专项支出，可为什么整个教育的总支出没有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增加投入的同时，许多地方逃避了自身的责任。”
成刚认为，“现在既要理清和市场的关系，更要理清多级间的责任关系。因为达到4%目标主要依靠地方。”这个观点与财政部张少春副2007年在上所说的不谋而合。张少春认为，达不到4%的部分原因是地方对教育投入不够，与教育经费不配套。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管理学科专家组成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说，总理已经几次表态本届要达到4%，不能失信于民。这意味着最迟到2012年要增加0.7个百分点。以2007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将近8000亿元计，如按照4%的标准，这0.7个百分点就是当年需再增加1600多亿元。其中财政部的教育经费投入占10%，地方各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投入占90%，尽管谁也不能包揽全局，但主要责任还应在地方。
认同“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目前要靠省、市、县这三级”的袁连生也认为，这三级对教育的投入能不能增加，其实质是能不能把公众利益作为决策目标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好的学校是公立学校，里面大多是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归位于社会优势阶层，他们缺乏加大教育财政投入的压力和动力。北京大学校园后面有个非常可怜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那里的孩子才是公共教育经费不足的最大受害者。”
在国家用于教育的总费用中，除了的投入和所谓市场化的收学费，第三大重要来源就是社会的捐赠，即社会公益性资金。近年来，前两项所占的比例都在增长，捐赠所占的比例却在下降。公益性教育投入的萎缩，引起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室副主任王烽的忧虑。他分析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学校没有以公益、公平、公正的形象让民众情愿捐出钱来；二是有捐赠款没有公开、透明地使用，从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归根到底，这也不能不归咎于地方的疏于管理。
建立地方投入教育的激励机制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司言武说，在我国税收收入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为什么财政收入中用于教育经费的支出努力程度不够？是因为目前对地方的绩效考核标准，使地方更倾向于投入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而不是教育。加上对预算外收入的投向，也没有一个考核机制引导其更多地用于教育，整个的教育经费投入必然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把对地方预算投入的激励机制建立起来。
讲到对多级的激励，王冬说，其实始终对此很着急，直接加大投入，即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往往会出现“挤出效应”，即地方各级在教育投入上与博弈。2006年开始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在执行过程就发现一些财政项目，按比例拨下去，地方的钱却不能足额到位，比如地方对寄宿生的综合补助部分，给每个学生一天吃饭2元还是2.5元微观上差别很小，但这个差价乘上一个地区寄宿生的人数，总量就十分可观。
正因为教育上的弹性非常大，王冬认为，计算教育财政投入不能从上到下，而是应该从最基本的办学单位开始。一所学校办学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必须要在一个法制框架内进行，出多少、地方出多少的方案才可能得到具体落实。因此有学者建议，要建立以省为主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均衡省级的教育财政能力。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以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等，这些制约教育财政投入的性障碍，显示着职能的扭曲、缺位与越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称，这种客观上造成了当前教育投入既相当有限又严重失衡的局面，即重城市、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
“4%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似乎越深入讨论就越复杂，如果上升到改革就更接近于无解。”杨东平发出感慨：公开讨论的价值在于可以碰撞出新的思路，只有思想，打破性障碍，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才能在公共财政制度内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形成一个崭新的全社会共同举办教育的局面。在这些创新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瞭望》文章：教育公平：责任的“边界”
如果没有市场和社会力量、地方、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方的实际参与，就难以制订出一个让大众满意的规划纲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2007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就民众的教育满意度问题，在10个大城市、7个小城镇、8个县的农村地区进行过5000多个样本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教育公平”在诸多分类指标评价中分值最低，民众对教育公平方面的改革期望，较为集中的是改善中小学“择校热”、坚守教育的公平性原则、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一些教育专家指出，众多家长深感切肤之痛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事实上存在，对培养“人才”的片面追求产生了误导：教育对“才”的关注日益取代对“人”的关注，造成教育最根本的树人育人功能的旁落。在教育过程中，对少数优异学生的关注取代了对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关注，致使义务教育具有了本不该有的很强的竞争性、淘汰性、选拔性，其后果是筛选出一小批“尖子”时，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败者”。因此有学者指出，“人”在教育指导思想中的缺席，从根本上动摇了教育公平。
影响教育公平的渊源
在2008年教育界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回顾中，一批在教育改革之初十分活跃的教育家概括出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大于改革”，二是“单纯财政视角的发展”。其中，学校为弥补经费不足搞起五花八门的经营创收、千方百计解决拖欠农村教师工资之类的新闻，有着只属于那些岁月的鲜明印记。
杨东平说，从那时开始农村在“跨越式发展”中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大招生八年，在校生规模差不多增加了五倍。的教育投入一直在相对较低水平徘徊，还能让教育如此大发展，令很多外国人惊奇又羡慕。只是这种靠民众垫钱和银行贷款实现的教育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为代价的。
说起教育不公平的由来，杨东平一再提到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等级化学校制度。那是中国工业化初期，国家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把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这个与义务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定位，自然把小学升初中以及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不复存在，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适龄孩子的强制性教育。然而至今，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杨东平认为，这成为一个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标志。对国家而言是理念上的一次变革。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奉行国家目标至上，视个人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为此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乃至牺牲。如今，教育的两种功能得以彰显：既通过培养的人才兴国，又使人全面发展、关照民生。对学校而言，则意味着构建一种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强调体现“以每一个学生为本”，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同时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所谓“因材施教”。
据杨东平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产业化”思路下，教育规律、教育价值被强势的经济话语、商业逻辑挤压，均暴露出教育公平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精英教育价值取向，将高等教育置于教育的重心，将城市置于资源配置的重心，倾向于维系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这些诱发教育不公平的价值特征在如今的教育制定中仍具有极大的惯性。
——原本出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效率优先”概念，未经论证就成为教育发展不容置疑的“硬道理”，从而在理论上模糊了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特定职责，以及义务教育主要是的义务的概念，在现实中则混淆了和市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不同功能，将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品”变成民众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架空了弱势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加大了教育不公平。
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调整
“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就是解决了教育的最大问题。”2009年全国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谈到对教育改革的最大期待时这样说。
然而进入策划层面，就会发现阻碍重重。因为实现教育公平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微观上仅一个“取消重点学校制度”的舆情，就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方的特殊利益，事关很多人的饭碗，因此要改变是相当的难。
杨东平说，教育改革以来推出的重要举措，无不被民间统统称为“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控资源的部门主导的改革。由于资源垄断和缺乏监督，其价值取向往往不是开放教育市场，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往往是被这些“改革”损害的。
比如，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并非没有治本的路径可循。第一步是均衡学校的硬件资源，第二步是通过教师流动制度，促进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均衡发展，这既是韩国、日本的有效经验，也是中国沈阳、铜陵等城市的成功实践。很多地方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名校当然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名校不仅是的形象窗口，而且是一些人享受“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这是择校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要完善已经形成的制度，需要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决策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等制度创新，达到价值和利益的平衡，确保教育公共的公正性、科学性。
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应是明确行为的边界，它的保障在于规范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确立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公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
一直关注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提出，就学校管理来说，要建立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大学生自治委员会，这些改革可以保障教育决策的民主，更可以及时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不受侵害。就公平就业来说，推行就业信息完全公开、增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提高公职人员子女教育及就业状况的透明度，这些改革有助于营造公平的环境，促进每个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完全靠竞争力说话。
需要相关利益方的参与
4月上旬，国家《关于深化医药卫生改革的意见》以及《重点实施方案》面世。这个医改方案的制定历时三年，为此成立跨部门的深化医药卫生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16个部委共同参与，使医改方案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部门利益的局限。2008年9月公布草案后又经6个多月的公开征集，多个方案激烈交锋，使医改方案的形成体现了程序公正和科学、民主决策的理念。
杨东平认为，正在制定之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虽然也采取了问计于民的公开程序，但由于实际制定过程是由教育部单一行政主体控制的，起草过程仍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在2009年初公开征集议题后便悄无声息，既没有公开有关部门所做的不同研究方案，也没有就一些重大专题进行公开讨论、举行调查及听证会之类，与主管部门不同的意见很难参与进去，更不用说什么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了。
杨东平说，目前起草中的教改方案尚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锐意改革的态度和思路，也没有鲜明地突出改革和制度创新，改革措施的时间表、可操作性和可问责性都有明显不足，如果没有市场和社会力量、地方、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方的实际参与，就难以制订出一个让大众而不仅是社会优势阶层满意的规划纲要。
同样呼吁教育规划纲要不可只由教育部门一家操作的熊丙奇认为，如果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使用、管理体系不改革，教育的发展必将受制于处处强调学历和学校“出身”的用人环境。比如中国的近邻韩国和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远比中国高，高考升学竞争的程度也不逊于中国，可他们的基础教育并没有演变为全面的应试教育，除了学校的自主性强、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程度高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所有公民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各行业劳动收入的差距小，用人制度中的歧视现象并不严重，这就大大减少了社会对教育的扭曲。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