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与五代商品经济
盛险峰
(安徽大学历史系 230039)
内容提要:由于商品经济状况,五代货币危机日益加剧。一方面法定货币在流通和贸易中不断地退出流通领域;另一方面价值尺度的取向也由法定让位于约定俗成。前者的钱荒和后者的币滥表明五代流通货币体现明显的江南化。尽管五代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护铜钱法定地位的措施,但仍然没有抑制这种趋势,这不仅阻碍了五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大了与南方经济的差距,并对北宋货币危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五代 商品经济 钱荒 币滥 江南化
钱荒是唐宋商品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但以往学界对其研究主要侧重于唐代和北宋①,缺乏对五代的深入探讨,而五代作为唐宋这一问题延续的过渡,恰恰是不可忽视的。由于战争和割据,中唐以后法定货币的短缺和流通货币的滥恶这种现象在五代继续加剧并具体表现为货币的江南化。尽管五代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维护铜钱法定地位的,但仍然没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不仅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与南方经济的差距,并对北宋货币危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一、钱荒:从流通到贸易
五代不仅存在钱荒,而且十分严重。钱荒作为五代货币危机的主要表现,探讨这一问题是不能绕开当时商品经济状况的。在战争和割据的背景下,五代商品经济主要体现为商品匮乏,货重钱轻,这种状况决定了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和流通区域的方式,从而使钱荒现象日益加剧。
一是从流通上看,五代商品经济状况加速了铜钱退出流通领域。
五代商品经济状况体现了时代特点,并促使铜钱退出流通领域。战争对商品经济的破坏历来都
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对生产的破坏,比如唐末战争,“……屠老孺,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
②“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臻蔽野。”
③而五代承唐末兵劫之余,以兵战为务,军需财政和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军需,五代加强了税商的力度。后唐同光三年十二月“甲申,出御札示中书门下,以今岁水灾异常,所在人户流徙,以避征赋,关市之
征,抽纳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条奏。”
④“(天成元年)诏有司及诸府置税茶坊,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⑤后汉隐帝乾 二年,国子司业樊伦上言三事之一则涉及到了关市。“……关市之
中,税物苛细……”⑥正如邺中大商颉跌氏对周世宗所说:“某三十年作估来,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见
税官坐而获利,一日所入,可以敌商贾数月,私心羡之。若大官为天子,某愿得京洛税院足矣。”
⑦可・
531・①②③④⑤⑥⑦《五代史补》卷5。
《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
《续通典》卷2《食货一六》。
《旧五代史》卷33《唐书九・庄宗纪第七》。
《旧唐书》卷200下《秦宗权传》。
《新唐书》卷225下《秦宗权传》。
刘森:《北宋的钱荒》,《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乔幼梅:《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袁一堂:《北宋钱荒:从币制到流通的考察》,《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见,军需财政加强了对商品经济的控制,严重地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战争,五代加强对城市的掠夺。“(同光四年二月)丙申,武德使史彦琼自邺驰报称:‘今月六日,贝州屯驻兵士突入
都城,剽劫坊市。’”①“(天成元年五月)麟州奏,指挥使张延宠作乱,焚剽市民,已杀戮讫。”
②“(乾 三年十一月)慕容彦超以大军驻于七里郊,掘堑以自卫,都下率坊市出酒食以饷军。”
③五代更迭,帝王膺命,浩劫都城已成为风气。“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
④此外,还有后梁赵岩“僦敛网商,其徒如市”
⑤这种情况。各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契丹政权的南下,严重地破坏了商品经济秩序。因此,在战争和割据的背景下,五代商品经济状况主要体现为物资匮乏,货重钱轻,这
不仅从立法和司法上出现了“重货财轻人命”⑥的现象得以印证,同时从后汉大臣提出“俾铜尽为钱,
以济军用”
⑦的谏议中也可见一斑。由于五代商品经济的状况,尤其五代铜钱本身所体现的这种货钱轻重的不同,具体而言,就是铜钱的使用价值超过其标识价值,而这种矛盾促使其不断地退出流通领域,从而造成铜钱的短缺,出现了钱荒现象。从五代铜钱本身所映照的商品经济状况来看,其退出流通主要是在流通中体现出其使用价值,而铜钱使用价值的体现必须离开流通,这就决定了其退出流通领域的方式主要有毁铸和囤积两种。一方面通过毁铸改变货币的性质而退出流通领域。后唐天成元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访闻近日
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 见钱,以邀厚利……”⑧既然“销钱为器,其利十倍”
⑨,那么铜钱改变其性质也势在必然;另一方面通过货币功能上的转变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后唐同光二年二月宣
制:“……应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
λυ同时也应当看到,对铜钱囤积是乱世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从割据者刘守光的行为得到充分的证明,“(刘守光)又以瑾泥作钱,令部内行使,尽敛铜
钱于大安山巅,凿穴以藏之,藏毕即杀匠石以灭其口。”
λϖ尽管铜钱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但也会对商品流通造成很大的影响。从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方式看,毁铸无疑是五代钱荒的主要原因和突出特点。为解决钱荒,遏制铜钱退出流通领域,五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铸造铜钱,增加货币的投放。五代法定铸币主要是唐代铜钱,“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
钱,其别铸者殊鲜。” λω所谓“别铸”,正史有所缺略。后梁货币目前罕见于文献。后唐铸币见于宋代
洪遵所著的《泉志》:“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六 ,文曰‘天成元宝’,计当时所铸,而《五代史・唐纪》不
载。”
λξ后唐虽然在天成元年禁止熔铜钱为器,但并未禁止私造铜器,只不过对此进行了一些,“……如原旧破损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器物……”后晋在天福三年十一月诏令铸造“天福元宝”钱,“……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闻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委盐铁司铸样颁下诸道,令每一钱重二铢四 ,十钱重一两。”后晋不但下放铸币权,也下放了铜矿的开采权:
宜令诸道应有久废铜冶处,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其有生熟铜,仍许所在,中卖入官,或任自铸钱行用。其余许铸外,不得辄便杂铸铜器,如有违犯者,并准三年三月敕处分。
・
631・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4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 λω λξ《泉志》卷3。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旧五代史》卷135《僭伪列传二》。
《旧五代史》卷31《唐书七・庄宗纪第五》。
《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引“致堂胡氏曰”。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续通典》卷11《食货一一》。
《册府元龟》卷613《刑法部・定律令五》。
《旧五代史》卷14《赵 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旧五代史》卷103《汉书五・隐帝纪下》。
《旧五代史》卷36《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
《旧五代史》卷34《唐书十・庄宗纪第八》。
后晋虽颁布官定铸样作为国家法定铸币的标准,但由于“逐处铜数不多”,货币的这一标准很难被私铸者执行,“逐处缺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无问公私,应有铜处有铸钱者,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由于受铜的制约,后晋不但官定铸样无法照铸,就是质量也无法保证,结果从天福四年七月敕中可见,“先令天下州府公私铸钱,近闻以铅锡相参,缺薄小弱,有违条制,不可久行,前后祗官铸钱,私铸
钱下禁依旧法。”
①后晋在禁止民间铸铜器的前提下放开铸币权,目的在于吸引民间的铜和铜器以解决币材的不足,结果事与愿违,相反倒吸引了铅锡,从而使后晋铸币实际上变成了官方允许下的盗铸。后汉铸有“汉通元宝”钱,“此钱径寸重三铢六 ,曰汉通元宝,字文明坦,制作颇精,盖惩天福之弊,则
汉代所铸明矣。”②但确切时间尚存异议,《钱币考》卷上云:“汉高祖乾 元年,铸钱曰汉通元宝,以晋
室铸钱伪滥非一,乃禁铜货悉归公币。”《钱录》卷9虽有“隐帝立改元乾 ”之误,但根据后汉罗周裔的奏议:
……臣请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凡器物、服玩、鞍辔、门户民间百物,旧用铜者,今后禁断不得用铜。诸郡邑、州府 市已成铜器及腰带、幞头线及门户饰,许敕出后一月,并令纳官,官中约定铜价支给。候逐处纳毕,请在京置铜钱监,俾铜尽为钱,以济军用。除钱外,只令铸镜,镜亦官铸,量尺寸定价。其余并不得用铜……③
从罗周裔的“疏奏不报”④上看,认为“汉通元宝”铸于汉代而“未知铸于何岁时”
⑤还是可信的,但也不难发现当时对铜的控制有加强的趋势。后周铸币为五代最重要的一次铸币,显德二年“大毁佛
寺”,销毁佛像,收聚民间铜器,“颁铜禁”⑥,铸造“周通元宝”钱。五代铸币的情况和对铜控制的不断
加强,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货币短缺的严重。由于受铜的制约,五代铸币的次数和数量均可谓“殊鲜”,而铸币数量的有限使五代货币投放如杯水车薪,于事无济。正所谓“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
也。”
⑦其次,禁止铜钱退出流通领域。铜钱退出流通主要有毁铸和囤积两种途径,毁铸使货币性质改变,囤积使货币功能转移。而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动力在于货重钱轻,为改变这种状况,五代采取了经济、法律和文化诸手段。从经济上看,五代通过颁布“省价”的办法,来调整市场的供求关系,平抑铜器价格,以绝毁铸之利。后唐天成元年八月针对邀利之徒因铜器贵而销 现钱敕令:“宜便行晓告
……如生铜器物,每斤价定二百;熟铜器物,每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
⑧后唐颁布价格的目的就是要使毁铸者无利可求,并对违价者律以盗铸。尽管如此,由于后唐的“省价”违背了铜器的市场供求关系,因而必然会发生违价不止、毁铸不绝的现象,这从天成二年十月右司员外郎杨熏的奏议中可见:“先以铜器贵,市人多销钱以为器,下令禁之,令不行。又降之,乃
再行前敕,亦不能禁。”
⑨而导致法不能禁的正是铜器价格的昂贵。从法律上看,颁布用铜,加强对铜用途的。后唐“如原旧破损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器物”。后晋“禁止私下行造、铸泻铜器。”后汉罗周裔提出了禁铜的主张。后周显德二年“颁铜禁”,其具体内容从这年的九月一日敕中可见:
……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铢、铃、铎外,其余铜器
一切禁断,应两京诸道州府铜像、器物诸色装铰所用铜,限敕到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
λυ・
731・钱荒与五代商品经济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新五代史》卷12《周本纪一二・世宗》。
《钱录》卷9。
《续通典》卷11《食货一一》。
《全唐文・唐文拾遗》卷47《禁民间用铜奏》。
《泉志》卷9。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其中,“其朝廷及诸州见管法物、军器、官物,旧用铜制造并装饰者,候经使用破坏,即时改造,仍令后不
得更使铜,内有合使铜者,奏取进止。”而且对“如出限有隐藏及埋窖使用者”
①律以重法,可见五代对铜的控制不断加强。从文化上看,五代乱世,信仰佛教成为人们逃避现实和躲避战乱的一个手段,由于佛教受众数量的增加,不仅寺院遍布,而且也与国争利,最终五代政教的冲突,在后周通过货币问题而爆发,后周大肆毁佛,从文化上寻找五代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原因,足见五代采取禁止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措施已经达到极致。尽管五代颁布了一系列措施禁止铜钱退出流通领域,但五代铜钱短缺的局面并未得到扭转。
二是从贸易上看,五代商品经济状况促使铜钱阑出。
由于南北经济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加强了北南贸易的依赖。五代北方“兵革扰攘不已”,形成
了所谓的“刑煞之区”,“江北日空”;南方虽瓜裂,“而南反生殖”,出现了“生育之府”,“江南日实”
②。北方的货重钱轻刺激了南方商旅的往来,而物资匮乏也表明北方是南方商品的重要市场。南北方不同的商品经济状况,决定了南北贸易的基本特点,这不仅加剧了铜钱阑出,造成五代的货币危机,同时也加大了南北经济的差距。
其实,对北方的贸易利益直接体现在南北商路在战争和割据中的仍然存在,甚至这左右了割据政权的政治。从商路上看主要有两条:一是陆路上,“(开平二年六月)岳州为淮贼所据,帝以此郡五岭、
三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有斯,遂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致讨。”
③可见,岳州地位的重要在于商业的交通,而在唐天复中就有沣郎节度使雷彦恭东连杨行密“断江、岭行商之路”
④,可见这条商路早就存在。这条通道所涉及的割据政权主要有荆南、楚和南汉。二是海路上,由于吴、南唐先后据有江淮,闽和吴越的朝贡、遣使中原王朝,都是从登、莱泛海,而且常有覆溺⑤。这条海上的交往之路也是一条商业之路,“广顺初,游戏钱塘,一旦陪吴越王, 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
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国地去京师三千里余,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
⑥足见当时海路商业的繁盛。同时,对北方贸易的利益也影响了江南诸国的政治。宋人欧阳修认为“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其称帝改元与不,未足较其失。”但实际上,是否称帝改元确实关乎得失,一般来说,对北方贸易的利益是
一些国家没有称帝改元的重要原因之一,“吴越、荆、楚常行中国年号。”
⑦为了保持贸易,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虽有象征性贡输之负,但却可以换来贸易的利益。比如闽国,“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
时四方窃据,有劝其称帝者,太祖曰:‘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也。’”⑧尽管“百年之间,并
起争雄,山川亦绝,风气不通。”⑨但吴、南唐、前蜀(后蜀)与中原接壤,官方贸易虽受一定的,但
民间贸易恐怕是难以完全禁止,“(同光二年二月)庚午,租庸使孔谦奏:‘诸道纲运客旅,多于私路苟免
商税,请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 λυ这也从一些国家以商人身份作为政治的使节就可以略知一二 λϖ。
北南商品经济状况的不同,决定了北南贸易的基本特点,即以商品流入而货币流出为主要贸易形式,这正是江南诸国对北方贸易利益的体现。同时,铜钱在五代十国具有通用性,“诸国割据者,多用
・
831・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4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五代史补》卷2《淮南写太祖真》:“使画工诈为商贾往河东写之。”
《旧五代史》卷31《唐书七・庄宗纪第五》。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第一》。
《十国春秋》卷90《闽一・世家》。
《新五代史》卷71《十国世家年谱第一一》。
《五代史补》卷5《契盈属对》。
参见《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第八》、卷67《吴越世家第七》。
《旧五代史》卷133《世袭列传第二》。
《旧五代史》卷4《梁书四・太祖纪第四》。
《读史漫录》卷10《五季》。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唐旧钱。”
①因此,建立在南北商品经济状况这一基础上的南北贸易,五代铜钱的阑出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以陆路商道中的重要国家楚国为例:
开平时,(高)郁复劝王自京都至襄、唐、郢、复等州遍置邸务售茶,利几十倍;又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凡万万计。郁又私计湖南为商旅辐辏之地,地多铅铁,讽王铸铅铁钱,
与铜钱间行。商旅出境,无所用铅铁钱,悉易他货而去,百货流通,国日益以富。
②可见,楚国的富庶与高郁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其中对中原的茶货贸易体现了南北贸易的基本特点;另外,楚国的货币也体现了江南一些国家货币的取向,这与中原的五代截然不同。而
南北货币的不同,促使铜钱阑出,“纲商夹带,舟载往来,换易好钱,藏贮富室,实为蠹弊。”
③这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是建立在各自流通基础上的,并形成了法定流通区域外的囤积现象,而且从地域上看主要是指南北之间。五代铜钱阑出加剧了钱荒,从某种意义说其影响深远:
……销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者,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而为器,虽钱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于他国,归于蛮夷,其害岂特
为害而已。而不闻世宗禁之。
④胡致堂从国家财富的角度认为阑出甚于毁铸,这表明五代铜钱阑出的严重,同时从中也可看到铜钱阑出的地域是“四出”的,但主要是江南,这从后代历史记载中得到补证,据《宋史》卷133《食货下二》记载:“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这大概也是五代铜钱“四出”之区域。五代针对铜钱阑出采取了一些措施,天成元年十一月六日敕:
诸道州府约勒见钱,素有条制,若全禁断,实匪通规。宜令遍指挥三司及诸道州府,其诸城门
所出见钱,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如稍违犯即准旧条指挥。其沿淮诸州县镇,亦准元降命处分。
⑤但在后唐之后对铜钱阑出并未有明确的诏令加以,这表明此后的对这种现象的无奈。从流通到贸易的考察,五代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和流通区域体现了五代商品经济的状况。尽管五代实行了一系列,试图解决钱荒问题,但结果既没有解决铜的问题,也没有解决钱荒的问题。五代货币的失败表明五代价值尺度已经从法定让位于约定俗成,这突出表现为五代货币的滥恶。
二、币滥:从价值尺度的法定到约定俗成
五代货币问题一方面法定货币短缺,另一方面流通货币滥恶,出现了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区域而恶币进入流通领域、区域的现象,价值尺度由法定让位于约定俗成,体现了割据背景下五代商品经济的状况。五代流通货币的滥恶来源主要有三:一是盗铸货币的流通;二是江南诸国货币的流入;三是后晋铸币的投放。而以上这些货币的流通必须取得约定俗成的身份,这种身份是五代法定货币短缺赋予的,同时也是南北贸易的必然。
首先,盗铸货币的流通。五代战争和割据加剧了钱荒,同时也助长了盗铸之风,盗铸货币成为五代币滥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盗铸行为是与铸币相伴而生的现象,盗铸目的在于铸币的标识价值,多出现在货轻钱重的情况下,而五代商品经济状况是货重钱轻,盗铸为了有利可图主要在币材上杂以
铅、锡,由于铅、锡价格低廉,而且铸钱工艺简易,“大率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
⑥这样,盗铸者杂以铅、锡,既便于私铸,又有利可图。盗铸货币主要在江南,五代有《禁铅锡钱诏》的明文:“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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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钱荒与五代商品经济
①②③④⑤⑥《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所引的“致堂胡氏曰”。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十国春秋》卷72《高郁传》。
《钱币考》卷上。
之弊,杂以铅锡。惟是江湖之外,盗铸尤多。市肆之间,公行无畏。”
①可见盗铸的猖獗,而盗铸货币流入中原并取得流通的地位,加速了铜钱退出流通领域。正因如此,五代加强关防和对市场的管理,“(后唐同光二年三月)……宜令京城及诸道于坊市行使钱内,点检杂恶铅锡,并宜禁断。沿江州县每
有舟船到岸,严加觉察,若私载往来,并行收纳。”
②但由于伪币已取得民间的信用,所以五代对此屡禁而不止。
其次,江南诸国货币的流入。五代中原为铜钱流通区域,而江南诸国货币的流入打破了铜钱独占流通的地位。从贸易上讲,五代铜钱不仅仅阑出,也存在江南诸国货币的流入,铜钱的阑出难以禁止,而江南货币的流入也无法阻止。这种货币的对流直接体现在贸易的双方之间。据记载,这方面情况比较明确的是楚国货币,“(同光二年)三月,知唐州晏骈安奏:‘市肆间点检钱帛,内有锡 小钱,拣得
不少,皆是江南纲商挟带而来。’”
③而唐州作为楚国与中原茶货贸易的重要通道,显然锡 小钱与楚国有关。“(天成四年)夏,四月,庚子朔,禁铁锡钱。时湖南专用锡钱,铜钱一直锡钱百,流入中国,法
不能禁。”“盖铁锡钱之禁旧矣,今又申严之而不能禁也。”
④铁锡钱是一种比较低劣的货币,五代对这种货币的严禁,主要原因是防止盗铸,这从后唐的《禁铁 钱敕》中可见,“行使铜钱之内,访闻夹带铁
。不严设条法,转恐私家铸造。
”
⑤再次,后晋铸币的投放。后晋天福三年十二月颁布了放铸令,造成了一些恶币进入流通,“先许铸钱,切虑逐处缺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不得入铅铁,及缺落不堪久远流行。”但结果是,公私限于铜的短缺,铸币不可能采取国家颁布的标准,相反采用了盗铸的方法,杂以铅锡,使这次放铸的货币更加滥恶:“(天福)四年,敕:‘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祗官铸造,私下禁旧法。’”其实,后晋放铸的目的在于搜罗民间的铜,以解决铸币中铜的缺乏,其结果适得其反。
五代法定货币短缺无疑为流通货币滥恶提供了条件,而流通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反过来又加快了法定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五代流通货币的滥恶表明价值尺度由法定让位于约定俗成。从五代滥恶的货币本身来看,不论是盗铸的,还是贸易中流入的江南诸国的货币,以及后晋放铸的货币,都体现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非铜金属以单金形式或合金的形式成为流通媒介,而这种情况正是江南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货币。
钱有铜、铁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钱。诸国割据者,江南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乾德后,只以铁钱贸易,凡十当铜钱一。两浙、河东自铸铁钱,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径寸,以一
当十,福建如唐制。
⑥以此观之,五代货币流通的滥恶实际上体现了货币流通的江南化。从中唐以后江南盗铸货币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到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的五代和江南的诸国可以说奉行着不同的货币,五代仍然坚持唐代的铜币,而江南一些国家则出现了把盗铸货币上升为法定货币的现象,到宋代由初期
维持五代十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区域的货币之后,“江南钱不得过江北。”
⑦逐渐变成实行五代时期江南诸国的货币,从而使江南货币上升为宋代的货币,这表明唐宋时期货币江南化的完成。
・041・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4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
《全唐文》卷108。
《资治通鉴》卷276。
《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
《全唐文》卷103。
三、五代货币危机与铜及货币的关系
事实上,五代货币危机归根结蒂是商品经济的问题,“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
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
①因此,分析五代货币问题不能不考察五代商品经济,同样研究五代商品经济也不能不对五代货币进行探讨。而铜的缺乏和以铜钱为中心的货币表明五代并没有找到解决货币危机的办法。
五代货币危机与铜的关系。五代货币危机主要是钱荒,即不能提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价值尺度。五代对铜的控制越来越强,这似乎表明铜与钱荒有直接关系。尽管五代疆域内铜产量制约了铸币的数量和货币的投放,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五代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铜的缺乏。从流通到贸易上考察,可以看到五代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和阑出的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状况。五代铜钱在流通中使用价值和标识价值的背离,映照了商品经济状况中的货重钱轻,而铜钱本身的货重钱轻必然促使其从价值尺度的身份蜕变为体现使用价值的商品,这种流通中货钱分离的趋势,不仅使铜钱不断地退出流通领域,同时也造成币材的缺乏。前者主要体现在铜钱的毁铸、囤积现象的严重,后者则表现为五代对铜的控制越来越严。铜钱在流通中形态和功能的变化,正是铜钱所映照的商品经济状况所使然。从贸易上看,由于五代商品经济状况决定了其在南北经济中的地位,建立在这样差异基础上的南北贸易,必然会导致铜钱的大量阑出,这些阑出的铜钱,其命运不论是被毁铸,还是被囤积,都加剧了五代货币危机。因此,五代货币危机与铜的关系不大,是五代商品经济状况导致的必然结果。
既然五代货币危机与铜的关系不大,那么如何来评价五代的货币呢?五代货币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护铜钱的法定地位,主要包括对币材铜的控制和打击盗铸、毁铸、阑出、囤积行为,以及加强关防和市场管理等等,甚至通过限价的方式改变铜的器、币的差异,尤其在后周为了解决铜的问题大肆毁佛,倾天下之铜而铸币,可见五代货币危机的严重。但后周并没有解决五代货币问题,这更说明了五代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铜。五代一系列货币的目的是维护铜钱的法定流通地位,这种实际并未能解决货币危机,相反,由于不能提供法定货币,为民间约定俗成的货币提供了空间,从而使流通货币更加混乱,而币滥作为五代货币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说明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使江南一些国家的货币和盗铸的货币流入并进入流通,从而加剧了铜钱的短缺。而这些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进入流通的货币,在某种意义上说,解决了铜钱本身的“货重钱轻”的问题,能够从数量上弥补货币的缺乏,并便于南北方贸易。五代坚持铜币,承袭了唐代货币制度,虽然有防止盗铸的因素,但从江南诸国货币的变化看,有些国家成功地采取了灵活的货币,使一些非铜金属进入流通领域,形成多种金属货币形态,这种变化恐怕不能用铜的多少来解释,而只能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那么,“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
值尺度的职能。”
②但在五代货币形态的演进还不明显,可以说尚处于徘徊状态。如果从货币形态的演变上看,唐宋时期正是货币形态演进的关键时期,而五代承唐代税制变革之后,流通中商品的增加必然推动货币形态的演进,不过由于五代战争和割据,流通中商品的匮乏,尤其铜钱的使用价值和标识价值的背离,使铜钱的流通地位不断被其使用价值所否定,尽管五代通过一系列巩固铜钱的货币地位,但仍然没有避免币滥现象和价值尺度取向的变化。若从滥币的来源和江南诸国货币的调整来看,这种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五代货币的江南化。
总之,五代商品经济出现的钱荒和币滥问题,主要原因不在于铜的缺乏,而在于五代商品经济的状况,反映了五代战争和割据的形势。五代通过一系列货币并没有解决钱荒和币滥问题,结果出现了价值尺度由法定让位于约定俗成,出现了货币流通的江南化,这在唐宋货币形态演变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宋代货币产生深远影响。
・141・钱荒与五代商品经济
①②《资本论》第1卷《货币或商品流通》,第11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4页。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