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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神州》2011年第32期
摘要:《史记》在我国的历史叙事文学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本文就对这部著作以文学的角度对其历史的叙事特点进行一番分析,主要从其故事性、抒情性、通俗性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意在对这部作品的文学性特点进行探讨。
关键词:《史记》历史叙事 文学性特色
前言:叙事的表达方式是写作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段,但其在不同的作品中所呈现的特色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历史著作中其叙事性较强,重点强调的是真实、客观,要求是“文直、事核”,是一种历史风格的叙事性写作特点,与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写作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不论是司马迁,还是他的作品《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高度的历史意义,其写作风格相较于其他的历史性著作的作者有一定的创新,其充分运用了文学性的写作特点,而这使《史记》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历史巨著,开创了历史纪传体的先河。本文就对《史记》的文学性特点进行探讨。
1.《史记》写作的故事性
故事性本是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最为重要的写作手段,但其与历史性写作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司马迁却在《史记》的写作中融入了故事性的写作特点,在任务的叙事以及记述上。在《史记》中有大量的人物传记,司马迁都用故事性的写作方法将其讲述。
从整体来看,《史记》中的历史的叙事性和故事性完美的集合,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同一人物传纪中的篇章,也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故事性极强。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善于讲故事,而且善于将人物的一些生活上的细节场面话,言行场面化,将其用一个个生动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不至于枯燥,这是历史叙事的文学性特点的体现。从每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史记》的成功离不开作者的历史叙事性文学创作方法。
2.《史记》写作的虚饰性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严格的遵循历史的真实,讲求“文直、事核”,对历史真实的进行记录,《史记》是他对中国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历史的“实录”,被我国的大文豪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但在司马迁的思想中还存在着很多好奇的因子,这与他是历史学家并不矛盾,作者将其“奇”带到其文学的创作中,在《史记》的写作中,我们细细品味,可以发现有很多“奇”的地方,即在历史叙事“实录”性的基础上,穿插着许多“奇异”的部分,这是《史记》写作中虚饰性的表现。
在作品的创作中,其“奇”主要表现在对人物、对场面的描写上,作者以其夸张的手法,进行一番修饰,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或者是为了营造出一种环境,让读者感受到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在《项羽本纪》中对于樊哙的叙写就是典型的虚饰性,原文是这样描写的“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樊哙保护刘邦是历史事实,但是其头发上指、目眥尽裂却是一种夸张的写法,是为了凸显其愤怒而采用的一种写作手法,是历史叙事的虚饰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可失血性作品的可读性。
3.《史记》写作的抒情性
文学是人情感的反映,是呈现人的悲欢离合情感的一种方式,情感是文学作品创作的灵魂。司马迁是一位情感丰富而且喜怒于色的作家,这在其作品中同样有体现,在《报任安书》中,作者将其满腔的感情直接以文字的形式抒发在作品中,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即使是在《史记》这种历史性的著作中作者也带着强烈的情感,他的历史叙事渗透着浓郁的抒情性,突现出明显的文学性特点,这样的写作手法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可以与读者的情感产生共鸣,让读者感同身受。
《史记》写作的抒情性主要体现在对伟大、善良的人物所赋予的情感,作者对其从不吝啬赞美,在对天子舜进行叙述的时候,将其那种平易近人、睿智善谈用抒情的手法描述出来,更显生动和真实。同样对于反面的教材,一些奸险小人,司马迁也不回吝惜笔墨去揭露其,作者的情感那种爱憎分明极其明显。在对吕后的描写中,对其尖酸、残忍的描写,看似简单的叙述下是对其残忍的揭露,是对恶势力的不满。
在史记中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能看到情感的波涛在涌动,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史记不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满含情感的抒情史诗。
4.《史记》的多层面性
文学作品中总喜欢从多个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一种深层次的反馈,司马迁是善于创新的历史学家,他在继承了过去一为记言一为记事和编年史、国别史的线性、单一层面叙写历史事实的传统的基础上,又集大成地创造了纪传体史书形式,形成多层面、多途径、多角度叙写历史事实的《史记》,给人一种历史反映的立体感。《史记》历史叙事的多层面,主要表现在叙事结构组成的多层面、人物形象的多层面和表现人物的多层面等上。司马迁将刘邦仁爱、善听人言、受民拥戴等特点进行了叙述,也对其卑怯自私、流氓狡诈、倨傲无赖进行叙写,体现了其描写的多层面性,是历史性著作的一个较大突破。多层面性的描写可以更加深刻的刻画任务的形象,突出人物的特点,让人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历史。
5.《史记》写作的通俗性
一般性的历史著作都让读者感到枯燥,与通俗文学差距很大,但《史记》突破了这一不足,在叙事中渗透着浓郁的文学写作手法,通俗易懂。《史记》的通俗性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但是最为典型的当属语言的通俗性。司马迁会将僵硬的史料转化成通俗的材料来使用,在写作中增加了大量的歌谣、谚语、俗语的使用,增加了可读性,提升了通俗性,对人物的语调掌握上也自然清新许多。
结束语
司马迁的《史记》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分析的,其文学性特点也不是短短一篇文章可以概括的,对其分析仍有很多待于改进的方面,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丁佐湘,包礼祥.试论《史记》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融合的必然性[J].江西社会科学,2002,(12)
[2]可永雪.《史记》文学性界说之实证[J].语文学刊,1994,(02)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