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以湘江下游宁乡黄材等地为中心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一直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美绝伦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但是有关它的性质、生存背景等 问题 仍然是一个谜。二十世纪80年代末以来，湖南的考古工作者围绕这一课题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揭开了破译湖南商周铜器之迷的序幕。 　　前辈学者一般将湖南出土商周铜器按文化面貌区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认为：中原型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由商人南下带来的，混合型是商人在本地铸造或是本地民族在中原工匠指导下铸造的，而地方型则是本地越民族自身的产品；湘江下游地区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表明，商周时期湘江流域存在高度发达的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等。但是随着近年来商周铜器和相关材料的出土越来越多，引起了更多学者对其进行重新 研究 的兴趣，在对本地区同时期陶器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文化背景和源流等方面对湖南出土商周铜器及相关问题进行重新整理和宏观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 　　湖南境内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地区除了湘江流域外，资水的上游和下游、澧水和沅水的下游也出土了不少，以前的研究者将它们不加区分地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使许多其实很简单明了的现象被掩盖，以致造成了诸多研究思路上的模糊不清，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笔者根据湖南以雪峰山脉分界、外围由云贵高原、南岭、罗霄山脉和洞庭湖构成的东西两个的地理区域间自古以来文化传统、民族构成和对外交流环境的不同，结合两地出土青铜器的内涵等情况，首先将湖南的商周铜器分为东西两区。结果发现，西部地区的铜器都是所谓"中原型"铜器，且制作年代都是商代晚期至周初，说明西部地区出土的商周铜器均系从中原传入而非本地铸造。由于传入的仅仅是青铜器的成品而不是技术，或者说传入的技术没有被继承下来，所以西部地区直到春秋晚期楚文化进入前还没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业。东部地区的青铜器又可以铜器的组合和出土地点分布状况分为"沩水类群"和"资水上游类群"。以沩水上游的宁乡黄材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土地点呈片状分布，分布范围包括整个湘江中下游和资水下游地区的"沩水类群"青铜器，种类包含前人所述中原型、混和型、地方型三类的全部，且有许多大型重器，表明其为当时某个 政治 集团所拥有，而且与该集团最高统治阶层的活动密切相关。而从双峰、邵东、新邵、邵阳到湘桂边界新宁县资水上游沿岸（向南可延伸至广西兴安、武鸣等地，北端与"沩水类群"重合）数量较少，出土地点呈线形分布的"资水上游类群"则应该是中原王朝与岭南地区商贸交往活动的结果。这种区分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沩水类群"青铜器才是解决湖南商周青铜器性质问题的关键所在。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的铸地和族属等问题。所谓"中原型"当然是中原地区铸造、族属应是商人。混合型青铜器是指华容、岳阳等地出土的尊、罍和各种动物形象的尊等，同类器物还在湖北、安徽和四川等省出土不少，从出土地点的分布来看，似乎有一个以两湖地区为中心，向外围地区辐射的传播过程。国内外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一群铜器在形态、外表装饰和铸造技术诸方面与中原地区同时期青铜器区别较大，且自成体系，又明显不属于新淦或三星堆青铜器系统，是在继承二里冈期青铜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发展 起来的华中地方型青铜器。 　　关于"地方型"青铜器中的典型器一铜铙，过去权威的观点认为是古代越族的产品。但是最近何介钧先生《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商文化向南传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南方铜铙进行了重新分型分式和断代，完全将高至喜先生的型式编排和断代颠倒过来，认为湖南特有的兽面纹大铜铙不是最早而是最晚的型式，年代应在商末以后，而湖北阳新、江西大洋洲等地出土的铙应较早，且铸造者不是越人而是南下的商人。笔者认为何先生这种型式划分和断代颇有见地，但关于铜铙为商人所铸的结论尚值得商榷。这样一来，湖南境内出土的铜铙大部分都是最晚的型式，它说明铜铙最早不是产生于湖南，湖南出土铜铙的即使是本地铸造，也应是从外面传入的文化传统。 　　近年来我们集中对湘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和研究，基本建立起了本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谱系。洞庭湖东岸的岳阳地区，商代前期今岳阳市以北的长江南岸分布着以铜鼓山遗址为代表的典型商文化，而此以南地区虽然受到商文化某些 影响 ，但基本上是本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延续。大约相当于殷墟一期左右，随着商文化从南方撤退，铜鼓山类型商文化消失，地方文化迅速崛起，通过与各周围地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完成了本地区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过渡，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土著青铜文化。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