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行十，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儒试，授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后入直南书房，充日讲官，知起居住。朱彝尊是清代初年著名的大学者、诗人，善作词，《清史稿·朱彝尊》中评价他:“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
有清一代，词家众多，流派迭起，浙西常州双峰并峙。作为浙西派的创始人，朱彝尊“竹垞淳深，独张南宋，抗颜《乌》、《帽》”(王煜《清十一家词钞自序》);高举“醇雅”这面理论大旗，与好友汪森共集《词综》作为学词之范本，斥淫哇，抑豪放，崇雅正，偏清空，开创并奠定了浙西派的历史地位。朱庭珍《莜园诗话》评价他“竹垞诗、古文皆成一家，兼精填词。诗尤雄视一代，品在渔洋、荔裳、愚山之上”。赵翼《瓯北诗话》也说:“竹垞负海内重名，至今犹朱、王并称，莫取轩轾”。“王”指的是王士祯，时人称之为“南朱北王”，可见其在清初诗词理论及创作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朱彝尊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与词，其中的《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等实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尤为可贵的是，在他一生大量的创作实践中则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所一向推崇的“醇雅”理论。其同时代的汪森，以及秀水的二李(李良年、李符)，平湖二沈(沈暤日、沈岸登)，后起的厉鹗等人则终于在朱彝尊的基础之上将浙西派推向了全盛，成为康、乾时期词坛之领袖。
一、朱彝尊“醇雅说”的界定
“醇雅”作为一种较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创作观，并非始于朱彝尊。早在《礼记·经解》篇里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温柔敦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指导诗词创作中的主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所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压抑感情的过激表现，推崇有礼有度有节制的表达是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再如《诗经》的大序中，关于“变风”写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可见即使是“变风”，也是不能脱离“礼义”的约束的。
那么在具体的创作中如何才能贯彻这种“温柔敦厚”的“醇雅”之旨呢?宋人李清照在其《词论》中便强调了高雅典重的作词之旨，而张炎的清空骚雅说更是说得明白:“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说姜夔的《暗香》、《疏影》二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清人曹溶于词则力求雅正，不主议论，不求淹博，所谓“议论便入鬼趣，淹博终成骨董。在俪玉骈金者，向称笨伯，而矜虫斗鹤者，未免伧父”。认为“豪旷不冒苏辛，秽亵不落周柳者，词之大家也”(《古今词话序》)。又曰“我奉古调归”(《题豹人溉堂诗集》)、“力将追雅颂”(《张超然过论诗》三首之一)。
朱彝尊在词学上继承了前人的主张，远绍姜、张，近继二曹，结合清初词坛创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词综发凡》)。
词莫善于姜夔(《词综发凡》)。
宋、元诗人，无不兼工乐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献吉论诗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唐以后事可勿使”，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辄屏置不观。诗既屏置，词亦在所勿道。……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祯之季，江左渐有工之者，吾乡魏塘诸子和之。前辈曹学士子愿(尔堪)雄视其间，守其派者，无异豫章诗人之宗涪翁也(《柯窝匏振稚堂词序》)。
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曹溶)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静惕堂词序》)。
可见，朱氏心中的“醇雅”之道是受二曹之影响的，主要推崇的还是宋代姜、张二人，那么如何学习姜、张呢?
予与同里李十九武曾论词于京师之南泉僧舍，谓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武会深然予言(《鱼计庄词序》)。
盖词以雅为尚(《乐府雅词跋》)。
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静惕堂词序》)。
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词综发凡》)。
窃谓南唐北宋，惟小令为工，若慢词，至南宋始极其变(《书东田词卷后》)。
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水村琴趣序》)。
至此，朱彝尊已对其“醇雅”之说给出一个大体清晰的界定，即崇雅正，斥淫哇，抑豪放，偏清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诗学家的朱彝尊，其诗学观点的核心思想也一以贯之地表现为“醇雅”。他崇奉唐诗而贬低宋诗，称“学诗者以唐人为径，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王学士西征草序》)，而批评“今之言诗者，每厌弃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者乃效杨廷秀之体，叫嚣以为奇，俚鄙以为正”(《叶李二使君合刻诗序》)，其褒贬的标准即在于认为唐诗“中正而和平”(《刘介于诗集序》)即雅正，而宋诗叫嚣、俚鄙，有悖于雅正之道。
二、“醇雅说”在朱彝尊创作中的体现
“醇雅”说作为一种诗词理论是如何指导实际创作的呢?对此朱彝尊也有相当的论述。他为孟彦林词作序时概括下列几点: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俾滓窳涤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绮靡矣而不戾乎情;镂琢矣而不伤夫气。即吟诗作词要以情性为主，表达求自然，篇章求浑一，句语求工炼，这样才能最终臻于醇雅清新之境。
下面结合朱彝尊一生中创作的大量诗词，试从五个方面来考察“醇雅”说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
1.发乎性情，欣然自得
此语出自《陈叟诗集序》，朱彝尊对陈叟诗评价曰:
诵其辞，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为风格所限，盖言发乎中。
这里的“欣然自得”代表了朱彝尊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主张，即无论作诗赋词都要“吟咏性情”(《曝书亭集·王先生言远诗序》)，反对明以来之“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吾从其志将从唐人之志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为心，其于吾心性何与焉”(《曝书亭集·王先生言远诗序》)。
彝尊尝闻古之说诗者矣，其言曰:诗，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谓之诗。又曰:诗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诗，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诗，性之符也;盖必情动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后作。
这里所提到的“志”、“心”、“性”都指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所谓“情动乎中，不容已于言”就突出地强调了创作要自然流露的问题。即只有“先缠绵悱恻于中”，然后才能“畅吾意所欲言”(《忆雪楼诗集·序》)，而那些过于雕琢之作则必丧元气。“吟咏情性，悉本自然”(《忆雪楼诗集·序》)，“予每怪世之称诗者，习乎唐，则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心乎宋，则谓唐人不足师。一心专事规摹，则发乎性情也浅”。他认为诗词创作不必拘泥于唐以来的清规戒律而应该顺着感情自然喷涌，形式上自由多样，只要“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也”。反之，如果“过于规仿古人”或“随声逐影趋当世之好”，“己之性情”出不来，诗词也就写不好。
朱彝尊曾作有《缙云杂诗十首》，描写了他在途经缙云时所见到的山水风物，诗中洋溢着自然冲淡、平和清远的韵味。试看其中两首:
朝闻谷口猿，暝宿崖上月。夜久天风吹，西岩桂花发(《西岩》)。
连山积翠深，白石空林广。落景不逢人，长歌自来往(《忘归台》)。
小诗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空山不见人”的山林之境，花木、日月陪伴在诗人左右，诗人在暝宿放歌之际与那世外桃源般的静穆与平和渐渐融为一体，在大自然的纯净中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归宿。
又如其五律体永嘉山水诗《返照》:
返照开寒峡，江城入翠微。明霞飞不落，独鸟去还归。是处闻吹角，高楼尚曝衣。山家多畏虎，应各掩柴扉。
全诗境界开阔，然而心境却相当平和，在永嘉傍晚时分的秋景之中细细体味自然的和谐与美妙。尾句“山家多畏虎，应各掩柴扉”，将山民的最原始淳朴的生活画卷直接展示在读者面前，于静谧之中又蕴藏着无限的灵动。诗融杜甫与王孟风格于一炉，自成一格。此诗题目取自杜甫诗题，首联两句分别从杜甫《返照》之“返照开巫峡”、《重题郑氏东亭》“华亭入翠微”两句化出，言词雅驯，又启人联想。颔联被林昌彝评为“浑成出于天籁”(《海天琴思录》)，意境深远悠然，又有王、孟之风神。
朱彝尊在文学创作中主张“发乎性情”，反对一味地模拟古人，指出了写诗作词不仅在形式上要力求“句酌字斟，务归典雅”，其在立意上更要清空高远，语出自然，发自内心，“欣然自得”之作才是高层次的“醇雅”之作。在朱彝尊看来“醇雅”不仅体现为诗词形式上的一种约束，更体现为立意的高雅与诚挚，而其浙西派后代继承者们思想枯寂，逐渐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则有违于朱氏之“欣然自得”、“发乎性情”之初衷了。
2.韵致深长，舒俊疏朗
朱彝尊作词以性情为重，常以委婉深挚为要。时人评之曰“锡鬯情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彝尊那深挚的感情，常常是以平缓疏朗的笔法淡出，力求像张炎、姜夔那样臻于“醇雅”、“清空”之境，以舒缓的节奏、疏朗的空间，创造出看似平淡而又韵致深长的意境。正所谓不染尘埃之垢，不着色相之态，清婉而空灵。运笔重在回味感情而遗其外貌。其妙处是“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秾挚的雅词，“以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其妙境若“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
试以朱氏的《卖花声·雨花台》为例来分析:
衰柳白门湾，湖打城还。大长干接小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白门湾上，湖声清寂，渔钓衰柳，芳草飞燕，落日斜晖，相映成趣。词人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凄清冷落的图景。然而，六朝金粉，歌板酒旗又映照着心头残留的繁华。凭吊兴亡，感怀时事，怀恋故国，词人的感情固然是深沉而凝重的，但出笔却平淡舒缓，只把凭栏所见几竿渔钓、数只燕子摄于笔下，再以“如此江山”轻轻一点作结，其个中滋味，实令人回味无穷，韵致悠长。其立意之深，出笔之轻，意象之淡，使人似乎感到朱彝尊是在画面上以淡淡的墨迹营造了一片虚空的天地，而读者只有在水光墨韵中去细细体味那份精致与绵绵情意了。在朱彝尊的笔下，“灯前泪滴，秋风长簟，暮雨空阶”;“醉咏新词，春雨梨花燕子时”;“声声滴滴夜深闻，梦到江南烟水阔，小艇柴门”;“酒家疏雨杏花天”;“垂杨老，东风不管，雨丝烟絮”(均见《曝集》)。不论是暮雨、疏雨还是春雨，一切都在朦朦胧胧之中展示出一种诗化的自然之美。
朱彝尊这种舒缓疏朗、韵致深长的创作风格也同他的一生坎坷崎岖、阅历丰富有关。他自叙平生说:“空自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首风尘燕市”(《百字令·自题画像》)。
朱彝尊出自秀水一个名门望族之家，其曾祖国祚曾官至明朝户部尚书，的确是显赫一时。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末社会的剧烈动荡以及满清入主中原戏剧性地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由抗清而至游幕，东西南北，寄人篱下。仕清之后，一官再滴，荣辱并兼，最终归属田园，吟咏遣性。在明清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丰富的阅历与坎坷之际遇不仅磨砺了他的性格，也使他创作的风格日趋含蓄、雅致，神光内敛，意韵深长。
如顺治二年《夏墓荡二首》之二中有“干戈静处见渔师，羡尔花源信所之。岂意叉鱼艇子集，杀机不异锐头儿”。作者笔下的花源渔父竟充满了杀机。而到了康熙三十七年所作《水口》则云:
岸阔滩平漾白沙，船人出险鼓停挝。为贪放溜风头坐，不觉蜻蜓上桨牙。
充满了危机的恶滩却从出险之后落笔平静祥和，一只轻盈的蜻蜓轻轻着落在桨牙之上，一扫出险之紧张激烈，可谓余味不尽，意境全出，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不禁令人联想到作者在历经抗清之惨烈与官场之险恶之后终于归于闲适的悠然自得与平和宁静。
再如康熙三年(16)冬至日登上山西大同白登台所写的《云中至日》即是代表作:
去岁山川缙云岭，今年雨雪白登台。可怜日至长为客，何意天涯数举杯?城晚角声通雁塞，关寒马色上龙堆。故园望断江村里，愁说梅花细细开。
诗人长年在外，羁旅生涯，自是艰辛备尝，而那城头的暮日，苍凉的号角以及飞雪荒漠更勾起了诗人对故乡江村的怀念。尾句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嫩蕊商量细细开”化出，点之以“愁开”一笔，则小诗之情调更显温婉与别致。
3.俊逸排宕，浑厚苍凉
朱彝尊在《书绝妙好词后》中云:
词人之作，自《草堂诗馀》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迸矣。周公瑾《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
朱氏之雅在语言上是力求醇正精美与俊建的，而朱氏所开创发展的浙西词派在创作中所大力提倡的醇雅则既不同于亢激质俚绮艳，也有别于一味的柔情绵婉，而是要求温丽蕴藉之中兼有俊逸排宕、浑厚苍凉的笔致。如上文中朱氏赞《绝妙好词》“中多俊语”，又如汪森肯定“于清婉秀逸之中，绰有纵横排宕之致”(《故簏集长短句序》)，皆表达了这种为诗为文的豪迈激荡、浑厚苍凉的风格。
朱彝尊才力卓绝，知识渊博，进行诗词创作时往往能融才、学、识为一炉，正所谓“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斋中读书十二首》)，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诗之雅以醇”(《鹊华山人诗集序》)。因此，他的作品，尤其是诗歌方面，往往浑厚而不板滞，苍凉而不颓丧，排宕而不叫嚣，纵横驰骤又不失规矩。其五言如《永嘉除日述怀》、《七夕立秋》等工整凝炼，沉郁悲凉;而七言如《送陈维崧归宜兴》、《羊城客舍醉赋》等感怀身世，情逸奔放，笔力雄健，一气舒卷。无怪乎杨际昌评价他说:“始尚才华，后极驰骋，佳处兼似青莲”(《国朝诗话》)。
朱彝尊曾作《玉带生歌》长诗，集中体现了这种创作风格。
玉带生，吾语汝:汝产自端州，汝来自横浦。幸免事降表，命名谢道清，亦不识大都承旨赵孟俯。能令信公喜，辟汝置幕府。当年文墨宾，代汝一一数:参军谁?谢皋羽;寮佐谁?邓中甫;弟子谁?王炎午。独汝形躯短小，风貌朴古;步不能趋，口不能语:既无鹳之鹆之活眼睛，兼少犀纹彪纹好眉妩;赖有忠信存，波涛孰敢侮?是时丞相气尚豪，可怜一舟之外无尺土，共汝草檄飞书意良苦。四十四字铭厥背，爱汝心坚刚不吐。自从转战屡丧师，天之所坏不可支。惊心柴市日，慷慨且诵临终诗，疾风蓬勃扬沙时。传有十义士，表以石塔藏公尸。生也亡命何所之?或云西台上，唏发一叟涕涟洏，手击竹如意，生时亦相随。冬青成阴陵骨朽，百年踪迹人莫知。会稽张思廉，逢生赋长句。抱遗老人阁笔看，七客寮中敢?吾今遇汝沧浪亭，漆匣初开紫衣露，海桑陵谷又经三百秋，以手摩挲尚如故。洗汝池上之寒泉，漂汝林端之霏雾;俾汝长留天地间，墨花恣洒鹅毛素。
此诗被誉为“纵横跌宕，雄奇盖世”的长篇绝词，赵翼评之曰:“竹垞……诗初学盛唐，格律坚劲，不可动摇;中年以后，恃其博奥，尽弃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带生歌》诸篇，固可推倒一世”(《瓯北诗话》卷一零)，对此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诗人吟咏文天祥遗砚，概括宋末遗民旧事，通篇句式错落参差，格调苍凉，绝去町畦，超于古人之羁绊，构思巧妙自然，语言质朴凝重，尤为可贵的是全诗光芒内敛，含蓄深沉，又不失跌宕之纵横大气，实为诗中之精品。
类似的还有被邓汉仪称为“太白之风韵”的古体诗《金华道士梦游天台歌》，也是驰骋才华，想像浪漫，中云“飞流直下天际来，散作哀湍众山响。烛龙衔日海风飘，犹是天鸡夜半潮”。诗中描写了山峻摩天、古梁高悬、烛龙衔日、积雪映月等种种奇景，极尽奇思异想，全诗意象壮美，词彩赡丽，气势奔放然又不失运斤成风、游刃有余之大将风度，将排宕之势苍莽之感归蕴于醇雅之中。
4.别开生面，独具风韵
此语出自朱彝尊《静志居琴趣·风蝶令》:
秋雨疏偏响，秋点夜迸啼。空床取次薄衾携。未到酒醒时候，已凄凄。塞雁横天远，江云拥树低。一湾杨柳板桥西。料得灯昏独上小楼梯。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意识中，向来有诗庄词媚，词为“艳科”。而明至清初，艳词更是大为泛滥，轻薄浅鄙，虚情假意，极尽酒楼歌榭狎妓之能事，所谓“第言姚冶，易近纤佻;兼写幽贞，又病迂腐”(语出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然而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却与其时的“艳词”之作迥然有异，别开生面，独具风韵，给当时羁于浮糜绮丽的词坛吹进了一股淡雅的幽香。如《一叶落》:
泪眼注。临当去。此时欲住已难住。下楼复上楼，楼头风吹雨。草草离人语。
力染离人的凄凉与无奈，离绪纷纭，诚挚恳切，并无丝毫的虚情华藻掩饰，而是融情于景，明白如话，余味曲包。再如上面所引的《风蝶令》，一语“塞雁横天远”将词人高洁的情操、醇雅的韵致与相思的别绪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韵致深远，萦绕不绝。正是“盖感知己之深，不禁长言之也”(《静志居诗话》)，也无怪乎陈廷焯要“吾于竹垞，独取其艳体”了(《白雨斋词话》)。
在朱彝尊笔下，“艳词”不再是放荡无羁的爱情游戏、人生浮绮，而是出现了端庄娴静的淑女，心心相印的爱侣，朱彝尊看重并抒发的是恋人间那微妙而又真挚的情感，不论是依依不舍的离别还是异处相思的刻骨，甚至是两情不能相遂的终天之恨，都写得遣绻情怀，格调雅致。又如:
别离偏比相逢易，众里休回避。唤坐回身，料是秋波，难制盈盈泪。酒阑空有相怜意，欲住愁无计。漏鼓三通，月前灯底，没个商量地(《城头月》)。
此作中所表露的情思，婉曲旖旎，动人肺腑，其旨趣之高竟到了:“《静志居琴趣》一卷，独出机杼。艳词有此，匪独晏欧所不能，即李后主、牛松卿亦未尝梦见，真古今绝构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卷三)。
总观朱彝尊在艳词上突破传统的巨大成功，不外乎其词中体现出了其一贯的“醇雅”之旨，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所谓性情之“真”。袁枚则就此评论说:
公道竹垞先生不删《风怀》二百韵，以为恨事，至于痛哭流涕。枚则以为不然。竹垞之不删《风怀》诗，即昌黎之不删《三上宰相书》，所以存其真也(《随园尺犊》卷九《答朱石君尚书》)。
至于作者本人则也是“太史欲删未忍，至绕几回旋终夜不寐”。“宁可不食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
最后，再来看看为众多选家所喜爱的朱词《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这首词写的是明亡之初朱彝尊与一位姑娘在富春江山浮游避难的事，往事难以忘怀，然而落笔时却是蕴藉含蓄，“青蛾低映越山看”一句尤是含而不露，直至尾问“小簟轻衾各自寒”一句方把主人公与姑娘之间的绵绵深情从疏疏淡淡的笔致中透出，点出了一对恋人夜不能寐的缕缕情思。从这首小词中不难看出，作品以“醇雅”为尚故而情真意切，而那深沉悱恻的情义却又缠绵于含蓄蕴藉之中，作者乃是真正为“艳词”开辟了一条高雅醇正的创作道路。
5.委婉寄情，空中传恨
朱彝尊认为，诗词在内容上尽可以博取，所谓故国沧桑之感，又或仕途坎坷之因，甚至生活的艰难与不遂心意所引发的悲怆哀怨，种种郁结忧怀尽可以通过诗词来泄露舒吐，但无论是经国治世之宏愿还是功名无望，儿女情长的缠绵都不宜直抒胸臆，而是要尽可能委婉曲隐地表述出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诗词的“寄情”、“传恨”的功能，最终达到“醇雅”之境。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陈纬云红监词序》)。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解佩令·自题词集》)。
朱彝尊对于诗词“传恨”、“寄情”的强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明清易代之际，许多文人在理智和感情两方面都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之境，而清入主中原之初又大兴，直陈心意成了令人恐怖之举。正是在这种大的政治环境之下，《国风》、《离骚》中的美人香草又成了当时最合时宜的表情方式。其时虞山派之二冯(冯舒、冯班)取宗晚唐“以温、李为范式”，叶燮则肯定屈原“不得于君，其忧愁之思，托之美人香草”(《巢送乐府序》)，因此，朱彝尊强调词的“寄托”功能，并将之视为“醇雅”之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朱彝尊词作中多有对前明覆灭改朝易代之感与追忆列国英雄惊天伟业之叹。如:
青盖三杯酒，黄旗一片帆。空余神谶断碑馋。借问横江铁锁是谁监。花雨高台冷，胭脂辱井缄。夕阳留与蒋山衔。犹恋风香阁畔旧松衫(《风蝶令·石城怀古》)。
这里的石城即为历史名城南京，在明清之际曾遭清兵浩劫。作者巧妙地借用东吴覆灭的典故，凄苦地表述了对大明王朝的依依眷恋之情。
再如:
西风马首，有哀蝉几树，高下声骤。村外烟消，水际沙寒，斜阳似恋亭堠。丝丝缕缕纷堪数，更仿佛、叶初开侯。待月中、疏影东西，思共故人携手。摇落江潭万里，系船酒醒夜，长笛京口。读曲歌残，晓露翻鸦，萧瑟白门非旧。赤阑桥畔流云远，遮不住、短墙疏牖。话六朝、遗事凄凉，张绪近来消瘦(《疏影·秋柳》)。
全词两片，上片写杨柳的外形与环境，点出秋日，下片从秋日入手写杨柳的神态。在中国的古代，朋友临别之际常有折柳的习俗，由凄清时节的“柳”，自然就点染出离别的“友”。正所谓“待月中，疏影东西，思共故人携手”。然而，此词之真正寓意却不在“思”而在于“叹”。其起句“西风马首”源自李白的《忆秦娥》，由“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想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与王士祯之“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秋柳四首》之一)，更是神脉相接，有异曲同工之妙。
借“咏物”而“咏情”，继而抒发亡国之慨，在朱彝尊的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长亭怨慢·雁》中:“特地年年，北风吹度”;“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渐欹斜、无力低飘，正目送、碧罗天暮。写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飞去。”通过秋雁所处的“北风”、“疏雨”、“天暮”、“凉波”的凄切悲凉的环境渲染，极写抗清失败、飘泊四方的无限感慨!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三中指出这首词“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是竹垞直逼玉田(张炎)之作”。再如《南湖即事》中“心随沙雁灭，目断楚云长。惆怅佳人去，凭谁咏凤凰”，以“乐景写哀”，“心随沙雁灭”，从杜甫《薄游》“遥空秋雁灭，半岭暮云长”一句化出，形象地写出了诗人精神的破灭，而“佳人去”则源自孟浩然诗“彩笔题鹦鹉，佳人咏凤凰”，暗抒南明弘光小朝廷灭亡后的孤独凄凉之感。词作得精巧雅致，于醇雅的风韵中蕴藏了深刻的含义，真正体现了“空中传恨”的旨趣。
三、朱彝尊“醇雅说”对清代词创作的影响
朱彝尊以“醇雅”论诗词，在清代之初曾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朱氏移居梅里后，与同乡好友周筼、缪泳、沈进、李绳远、李良年等作诗填词，他的词很快便脱颖而出，传抄大江南北，以至“远近称诗者，咸过梅里”，“先生论风雅流派”，“靡不心折”(杨谦《曝书亭集诗注》之《朱竹垞先生年谱》)，正是在这种良好的风气倡导之下，一个雄视康乾时代的伟大词派诞生了。
焦循《雕菰楼词话》说:“近世朱彝尊《词综》，规步草窗，学者不复周览全集，而宋词遂为朱氏之词矣”。况周颐说:“《历朝词综》一书，以轻清婉丽为主旨，遂开浙派之先河。凡所撰录古昔名人之作，往往非其旨者”(《词学讲义》)。可见朱氏的“醇雅”之论已经渗透到了其同时代或者后代文人学子的心田之中，成为作诗赋词的一条重要标准，而朱彝尊则也有意识地标榜浙西词派以建门户。如他在《孟彦林词序》中云:
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唐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而越州才尤盛，陆游、高观国、尹焕倚声于前，王沂孙辈继和于后，今所传《乐府补题》，大都越人制作也。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之西，家娴而户习，顾浙江以东，鲜好之者。
难能可贵的是，朱彝尊在开宗立派之时是以文学创作主张为旨的，其浙西词派并不仅仅局限于浙西地区。龚翔麟编《浙西六家词》时，陈维崧在《序》中提出:“倘仅专言浙西，诸公固是无双;如其旁及江东，作者何妨有七。”朱彝尊在《鱼计庄词序》中说:“在昔鄱阳姜石帚，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重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
跳出狭隘的地域圈子，兼收并蓄，自成一派，这正是朱彝尊的高明之处，浙西词派经李良年、李符、汪森等人辛勤的努力，至厉鹗时已臻于极盛，其以“醇雅”之说为核心技法，扬弃了“云间派”，继“阳羡派”的叫嚣湖海、缺少含蓄和“锡山派”的纯任性灵、时见草率的两派后脱颖而出，由浙西小圈子逐步走向全国。笼罩词坛流传天下，绵延百年之久。
“所以小长芦，一代绝辈行”，朱彝尊开一代词风，独榜“醇雅”之旨，以诗、词、文兼擅，无愧于“清朝三百年之冠”的美誉。
摘 要:指出浙西派创始人朱彝尊以其独特的“醇雅说”而在清代众多文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其祟雅正、斥淫哇、抑豪放、偏清空的创作理念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合朱氏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创作的大量的诗词作品，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朱氏作品的旨趣与风格，以期最终描绘出“醇雅说”的内涵及其在指导诗词创作中重要的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李哲理(1958一)，男，韩国马山人，庆南大学教授。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