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
杨文华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摘 要：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在宽松的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依然存在。跨境交流的网络信息、宣泄情绪的网络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思潮正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优势。
为此，应运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以科学的信息预警维护网络主权，以有效的疏导赢得网络认同，以多样化的红色文化传播拓展网络阵地，以文化力、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提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渗透功能。从而建构全方位的风险防范机制，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
关键词：网络风险；信息预警；引导；主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６－０４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ＨＢ１０ＧＪ００９）
作者简介：杨文华（１９７０－），女，河北秦皇岛人，博士，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网络的意识形态控制，全面展开了对网络信息、网络和网络思潮的牵制。它们充分利用技术的尖端优势以及全球化的竞争机制获得了巨大收益，使网络资源不断向自身集中，并且以物质的强势奠基了文化攻势。对于执政党而言，建立意识形态的网络风险防范机制，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
一、网络信息的预警机制
网络信息是跨境自由交流的。开放、无国界、无的网络信息突破了党和对媒体的控制范围，极易为各种不法分子和敌对势力所利用。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信息向我国倾销它们的精神文化产品，传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实用主义思想，使民众在无知无觉中接受西方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的主流文化。要赢得这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应建立一种科学的信息预警机制，守护信息边疆。对特殊信息的传播进行检测，对信息传递进行有序化管理，以降低网络使用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一）预警环节的设置。网络技术设计的初衷是要建设一个没有地域的自由领域，因此，在网络中用户极易隐藏自己的身份或通信内容。网络信息无源可查，但却可以深层次地影响网民的心理和价值判断。伴随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规模的扩大和带宽的增长，网络用户数量急剧暴涨，大量网络工具软件被迅速应用，而网络协议安全性却日趋滞后，使得网络无序化问题日益严重，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尽管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已经开发了大量的应用软件，但是，它们都只限于对来自一侧攻击者的防范，对于大范围的意识形态渗透并无显著效果。境内外一些组织或团体仍然可以通过公告和发匿名信的方式向安全网络中随机地发送秘密信息。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信息传递不是通常的网络安全系统所要防范的，但却是意识形态安全检测的重点内容。
为此，必须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它包括检测、分析、判断、预测等环节。在检测环节，严格信息过滤，把好网络端口，通过路由路径控制系统进行信息源追溯和查究；完善网上信息实时监测和跟踪系统，收集特殊信息并对其进行处理、发掘，及时把握网络信息动态。在分析环节，对现有的网络信息渗透手段进行分类总结、统计和技术分析，从中找出有害信息分布的规律、栏目、网站、重点时段和重点地址段，根据有害信息的蔓延规律和分布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封堵，寻找弱点进行突破。在判断环节，判断信息对抗的总体形势，提出技术防范对策。在预测环节，结合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技术，进行网络信息反馈，对可预见的、可能出现的网络信息渗透手段做出预估，评价不同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四个环节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１６后继起，形成一个互动、互补的预警机制。
（二）核心技术的开发。网络时代，信息技术是决定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关键因素。我国应从技术层面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有效防控。开发自己研制、拥有知识产权的网络信息渗透检测技术，创造技术优势。网络信息渗透技术特指以有效传输特定信息为目的的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渗透技术的目的不是攻击计算机系统，而是传递特定信息，属于内容安全的领域。而以发现渗透技术为目的的计算机技术称为网络信息渗透检测技术。复杂巨系统是指一个系统的子系统数量庞大，且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和规律性的层次结构。以有意识活动的人作为子系统而构成的社会系统是最复杂的巨系统。根据这一原理，互联网和用户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系统，这是“人—网”结合系统。而用户本身又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用户就把互联网和社会系统耦合起来，社会系统的体系结构特点和复杂性通过用户也必然反映到互联网中来，“人—网结合”系统就具有了社会属性，体现出复杂巨系统的特征。因此，互联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网”结合的复杂巨系统。
互联网复杂巨系统的宏观有序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保证，这就要求其信息传播是可控的，共享是经过授权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巨系统中的“人—机”关系问题。由于所有的网络安全功能都是人设计和实现的，因此人也能破坏和干扰各种安全功能。信息渗透检测技术即是人的对抗在互联网上的体现，由于引入了人的因素，使得这一技术本身体现出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巨样性以及层次性。因而需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对形形色色的信息渠道及其流动趋势进行早期把握，加强技术的严密性，提升信息预警的技术水平。
二、网络的引导机制
在网络空间中，千变万化的风潮已成为意识形态操纵的方式。网络传播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运用网络作为媒介表达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就使得它容易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操纵人们的思想和情绪，人为地引发意识形态危机。巩固意识形态网络领导权，应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制造同意，形成普遍认同。这就要运用灵活的行政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因素进行鉴别、分化和引导，把可能构成的冲击降到最低。
（一）网络发言人的整体引导。网络发言人是党的主流话语平台，是与网民进行正式交流的官方渠道。作为一种柔性的行政治理手段，网络发言人是一个对话过程。“合法性原则是普遍讨论的结果，而不是普遍意愿的表达。”［１］（Ｐ２３）网络是不可能强制的，不能抓住网民心理的思想灌输所能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引导网络应通过平等的对话，明确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之所在，达成党与民众之间的网络共识。网络发言人面对的是不特定的网民群体，不仅人数众多、关注的问题多，而且信息来源复杂，信息真假难以确认。因此，网络对话不可能通过对某一个人、某一群体的思想沟通来实现。发言人必须有极强的判断能力，从众多的信息之中甄别出重要的、真实的信息，并在第一时间将权威的消息公之于众，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压缩炒作空间。而且，发言人必须态度真诚，有较高的发言技巧，能够以足够的亲和力取得网民的信任，缓解网络的压力。最终达到一种共鸣的效果，形成网络中的普遍反响。网络发言人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网络多元化、冲突尖锐化的现状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网络发言人唯有制度化才能实现稳定运行。
（二）“意见领袖”的局部推动。在自主的网络世界里，等级权威不复存在，信息的接受者同时又是信息的传播者，网络的拓朴结构使得网络联系四通八达。这使传播有了极大的自由性、平等性和交互性。网民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传受一体”的信息传播主体，“意见领袖”不再为传统媒体的特邀专家及权威人士所专属，任何网民都可能成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多元化甚至全民化，使其在生成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意见领袖”是在意见交流过程中从参与网络话题的网民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在知识面、责任感、人际交往能力、信息接触量等方面超过一般人，在受众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在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针对各种话题，总会在网民中涌现出“意见领袖”。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他们发表有影响的意见，提出导向性见解，鼓动并引导公众认识社会问题。其意见对事件发展有较强的助推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
就目前我国一些较有影响力的论坛的参与情况看，多数“意见领袖”的观点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主流渠道有时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意见领袖”的表达方式既适合网络特点又适合受众特点，往往能够被网民接受。因此，应在网络群体中扶植符合要求的“意见领袖”，以把握群体意见走向。“意见领袖”的培育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行业领导者。行业领袖往往具有无形的号召力，他们的意见对于网络的影响至关重要。引导网络群体意识，行业领袖的作用不容忽视。二是某领域专家学者。专家学者的身份对于大众具有暗示性的影响，他们的分析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们比一般人更能够对群体意识产生方向性影响。三是事件参与者。事件参与者一般在网络群体中发言频率、次数较高，与群体成员的互动比较频繁，在群体中有一定的人际传播效应。把握好事件参与者的言论导向，可以对网络群体意识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卫机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初期，针对蜂拥而至的西方社会思潮引发的思想危机，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２］（Ｐ４５）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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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了任由错误思潮泛滥的危害，提出必须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新的历史时期，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根本的是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冲突中的自卫能力，使其以更丰富的文化意义、更具融合力的网络话语、更广泛的网络认同创造自身的文化优势，强化自身的反渗透功能。
（一）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创作，提升其文化力。
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应面向网络前沿，兼容并蓄地吸收网络文化合理、科学的成分，以文化内涵的升华，成就自身的文化高度。一是要集中网络智慧，把鲜活的思想材料吸收到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加强理论建设。网站最具活力之处是论坛，当下，伴随着大小论坛蓬勃的发展，其虚拟社区功能为网民建立了密切关系，ＢＢＳ系统为网民提供了高水平文化交流、思想交锋的公共平台。很多网民具有很高的素质，眼光敏锐，思想活跃。他们在论坛上提出问题，并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虽然他们的思想不系统、缺乏高度和深度，但有助于专业理论工作者发现问题、找准问题。专业理论工作者经常与他们对话，可以开阔视野，促进理论创新。
（二）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原创成果的发展。
现在，网民有强烈的理论需求，但是在核心刊物的引导机制下，专业理论工作者往往不屑于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成果，这就直接影响了网络理论水平。为了使专业理论工作者重视网络阵地，应鼓励他们将学术成果在网络中公开发表。为此，要建立与之相应的学术评价制度和激励制度，使网络原创成果在学术领域得到正式承认。并且，将网络反馈信息纳入学术评价指标体系中，注意收集网民的反馈信息，总结分析反馈信息，作为评价标准的组成部分，使网络理论的发展更加接近网民心理，推动已有成果的发展、完善。此外，党和及其职能部门要承认并重视网络原创成果，将党的高层理论研讨活动更多地放在网络中进行，把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网站的理论频道列为发表研讨成果的一个正式渠道，以扩大网络理论成果的影响。
（三）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包装，提升其传播力。
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应转向关注网络话语，并从中获得网络传播的全新样貌，拓展自身的文化广度。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中，网络媒体具有独到的优势。传统媒体具有品牌效应，其权威性和理性可以去浊扬清，有较高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可靠性，但这一优势却建基于其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之上。而网络媒体虽然易于放大影响，但它更容易聚拢人心，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更为广大、快速的互动平台。而且，传统媒体时效性和报道面往往不如网络媒体，网络媒体观点的自发性以及传播的“滚雪球”效应更易催动网络共鸣。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执政党应充分运用网络媒体在构建场方面的优势，将网络平台的整合功能发挥出来。
我国网络媒体近几年的发展，在技术手段和包装样式等方面已经与国外先进水平接轨。相比较而言，在经济、科技、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等领域，我国网络媒体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很鲜活。而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领域则鲜有创新，大多还停留在照搬照抄文件、讲话或传统媒体中的理论文章的水平上，这显然不符合网络媒体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趋势。在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将意识形态通过包装渗透在网络传播的各个层面，让受众自觉和不自觉地认同于西方价值观。因此，我国网络媒体既要研究如何将主流意识形态引入网络传播，进行话语和形式的创新，力求形态新、包装新、风格新；又要研究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寻求市场经济、高科技冲击下受众的疑虑点、关注点和兴奋点，激发受众的兴趣，使受众心悦诚服地接受。
（四）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扩散，提升其感染力。
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应进入日常网络心理，以更多更大的网络支持，积蓄自身的文化势能。为此，要积极倡导著佐权（Ｃｏｐｙｌｅｆｔ）意识，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高地。１９８３年，自由软件运动的先驱理查德·斯泰曼创造了“Ｃｏｐｙｌｅｆｔ”一词，含义是：“思想共享，源代码共享”。它给予使用者运行、拷贝、发布、学习、修改和改进软件的权利。具体而言，它让每一个人具有学习程序的权利，修改程序使之适合个人需要的权利，发布程序与人共享的权利，改进程序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权利，其目的是使整个社会受益。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的“著作权、版权”之义相对，Ｃｏｐｙｌｅｆｔ可以理解为“著佐权”。著作权他人任意使用创作物的自由；著佐权则保护这种自由：它允许他人任意修改散布作品。著作权强调的是自己的权利；著佐权强调的则是对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斯泰曼认为，版权干涉公众的自然权利，干涉我们获取知识的权利，违反了信息自由的本意，“社会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可以真正拥有的信息，人们可以读取、修改、适应和改进它，而不仅仅是使用，但版权持有者却只交给了我们一个无法研究或改变的黑匣子。社会同样需要自由，当程序被私有化的时候，用户就失去了控制其部分生命的自由。”［３］版权干涉公众的自然权利，事实上是以对待物权的态度来对待知识产品，这种制度的错位必将造成发展的错位。
在网络作品日益增多的今天，著佐权的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软件领域，它深刻地改变着网络文化传播的方式，影响着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而言，不恰当地强调著作权保护成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化的障碍。它通过操纵法律和技术禁锢了思想扩散，压制了理论创新：一方面由于缺乏合适的信息流通渠道，许多资源被闲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有些能够汇集这些资源的网络因为没有得到授权而难以满足网友的需求。拷贝、发布、学习、修改等文化自由及相关的网络权利则是突破这种障碍的基本保障。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宣传应突破著作权保护壁垒，淡化利益观念；强化著佐权意识，推动信息共享。从而使主流作品在网络中不断被复制、不断扩散，使主流话语在网络中流动起来、传播开来。
四、红色文化的抵御机制
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依托经济、技术优势，利用网络文化进行意识形态传播，使得网络文化浸染着强烈的意识形态
８０１色彩。一些网民长期接触互联网，受到网络文化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价值观上产生倾斜，甚至出现一种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应对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风险，应建立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抵御机制，
（一）对青年知识分子施行红色教育，培养网络人。
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使之成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一是要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使意识形态出现转向，其政治性大大减弱，而内在的文化本质在更广泛的领域表现出来。从而在社会认同意义上有了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一种公认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存在下去的，不需要那些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宣传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前景还没有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的忠诚。”［４］（Ｐ１９）与政治权威时代相比，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表现出自主性特征。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向，要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创新，进一步以理论的彻底性赢得人心。其知识内涵应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进行反映大众精神的知识叙述；其实践方式不应是主要依靠强力灌输，而应让大众根据自身的要求进行自主性选择。从而在观念领域进行革故鼎新，打破文化等级秩序，唤起大众的热情。
（二）要注重日常化、生活化的教育。
意识形态教育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它就会成为苍白的说教。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应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的生活化。教育不应因课程的结束而结束，要介入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要在网络环境、日常生活中继续展开。意识形态教育向生活的回归，并不意味着要把教育消弭在生活之中，以生活来取代教育。而是要把青年置于教育的本体地位，让教育者只承担引导的责任。鼓励青年主动质疑和批评，发展他们探索和创新的能力。这样，他们必然要超越现有的生活经验，产生更高的追求。
（三）进行红色策划，拓展网络“红色阵地”。
电子政党、网络教会、网上学校等网络社团及各种网络传媒，包括电子杂志、网络视频、网络广播等一起构成网络阵地。在全球传播时代，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应加强“红色阵地”建设。一是开发红色资源，在网络中释放红色文化的魅力。应对红色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把没有挖掘出来的文化内涵努力挖掘出来。建立红色数据库，将历史与网络文化相结合。二是进行红色策划，增强体验性、参与性、互动性，使不同主题的红色文化深入人心。可以建立“红色旅游”网站，为实地“红色旅游”服务甚至部分取代其功能；可以开发“红色游戏”，把“长征”、时期的著名战役开发成网络游戏；可以把“红色档案”、“红色文艺”作品、回忆录等集中起来建设“红色橱窗”，采用丰富而有效的展示手段，让网民通过观看、品味、感受、体验，加深对红色文化的认识；推出“网络红歌会”大型文化活动，把红歌唱响网络。这样，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以网上党校、网上团校为堡垒，以多样化主题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引导网络阵地的红色化。
维护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是确保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前提，需要党和及其各级组织的有力领导。它应由牵头，发动各方力量，进行全局性筹划。在纵向上，从、省、市到县，意识形态工作网站逐级衔接，协调配合。在横向上，不断运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健全四大安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网络文化产业联盟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防御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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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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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ｉｓ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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