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牡丹亭》“情与理”的冲突与矛盾为切入点，分析作品中主要人物在情理拉锯战中，以情反理，追求人性，对爱与自由的渴望。由虚入实，从作品中分析明代社会思想的潮流走向，是人性复苏、肯定自我的需求与欲望的思想大趋势。
关键字：明代社会；《牡丹亭》；情与理；宗教礼法；思想
明初，在政治和思想的高压、统治下，“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居于思想正统地位，“穷理尽性”，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社会一度处于沉闷压抑的氛围之中。随着明中叶政局的动荡，各种学派和宗教的兴起与传播，思潮迭涌，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革，掀起了一股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拉开了一场情与理的拉锯战。“文学作品是时代的呼声”，汤显祖创作了经典的戏曲作品《牡丹亭》，以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发展为主线，记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死而复生、似虚似实的爱情故事，开始用批判的精神去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肯定了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是一场文学上的思想。本文围绕汤显祖的戏曲作品《牡丹亭》，尝试从作品情与理的摩擦中，探究其与明代社会思潮的联系。
作为太守小姐，背负着父亲“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1）愿望的杜丽娘，从小接受封建礼教的教育，遵循三从四德，像她母亲一样，将来也做一位所谓贤淑的夫人，这是“理”。不过，这样一位温婉贤淑的娇小姐身上，竟大胆展示出自己对大自然和美的追求，以及骨子里透露着的反叛束缚、酷爱自由的精神，所以她大胆与柳梦梅在梦中私会，互诉衷情，做了一个决非现实主义世界所能的梦，最后为情而死，又为情还魂，大胆争取爱情，这是“情”。由一个唯唯诺诺的千金大小姐，发展到勇于决裂、敢于献身的深情女子，梦境与现实的反差，情与理的拉扯，以致于丽娘不得不以燃尽生命的全部能量为代价，病死于寻梦觅爱的徒然渴望之中，情败于理。正如当时的明代社会，程朱理学仍居于正统思想地位，人们对自身情感、欲望的抗拒和压抑，是民众内心根深蒂固的“顽疾”，渴望思想变革的哲学思想家，王阳心学渴望人性的，关注人本身的需求，这一新思想仍处于艰难的生存状态，民众并不接受如此“狂放露骨”的观念。在他们的判断下，杜丽娘不守礼教，落得个香消玉殒的下场也是情理之中的。
故事却没有结束，最大的情理拉锯在丽娘复活后争取爱情的“战争”中。汤显祖由梦起笔，触及现实，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让丽娘复活，继续追寻爱情，并为此而反抗，默默地揭露了在宗法礼教的重压下一个青年女性渴望美、渴望生命、渴望自由，“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遂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是她对自己说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却又何等坚决：如果要爱就爱，要生就生，要死就死，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可怨尤呢？这份对“情”的坚持与执着，强烈地追求幸福，反对宗法礼教的积极浪漫主义理想，为《牡丹亭》赋予了生命、增加了“情”的力量。
而丽娘的父亲，杜宝，则是统治阶级所谓的正派人物，宗法礼教、理学思想并不是外加在他身上的东西，而是融入了他的血肉、骨髓，他本能性地排斥一切与此相抵的事物。当然，汤显祖笔下的杜宝，不是简单化的否定人物形象，而是适当地刻画出他的复杂性，父亲对女儿的幸福并不是漠不关心，仍是手心的掌上明珠，而披上了宗法礼教、灭人欲的外衣后，又变成了丑恶、吃人的父亲。父亲竟然为了保全自己为官的名声，意图将还魂的亲生独养女儿打死，事情败露之后，仍坚持在女儿与心爱的丈夫离异后，才肯与女人相认。陈最良更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三年一考，考了十五年还是个秀才，对现实生活却一窍不通，他书读的很少，不出《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范围，精神空虚，信奉宗法礼教。两者代表了“理学”、“宗教礼法”的守护者，以卫“理”的态度，拿宗教礼法的牢笼来囚禁渴望“情”的丽娘。丽娘的处境正如身处明代社会的广大女性一样，在正统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禁欲主义的监禁之下，在《女训》、《女鉴》的思想和行为桎梏下，女性几乎没有机会追求爱情和自由，所受宗法礼教的束缚，比它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重。《牡丹亭》的横空出世，温暖了无数女性的心，也表达出明代女性以情反理的强烈要求，和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其间点染风流，唯恐一女子不销魂，一方人不失节”（2），这正是震慑于《牡丹亭》意欲解救天下弱女子之强烈震撼力的嘤嘤哀鸣。
对柳梦梅一往情深在的丽娘，勇敢地在阎王殿前的据理力争，对父亲一再打压丈夫的抗争，在金銮殿皇帝面前的慷慨陈词、如泣如诉中，以情反理，“情”在这张拉锯战中，力量逐渐庞大。与现实相似，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明王朝开始了鱼烂瓦解的过程，随着统治机构的涣散，封建法制的废弛，对思想的控制也相对放松了；而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关于谈论性命的道学家束手无策，从而给思想的自由扩散留下了一些空隙。一股思想的潮流兴起，于是“情”的问题被人们大胆地提了出来。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哲学思想家，虽然这些人观点不尽相同，但都以翻天覆地的雄心和气概痛斥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民众也渐渐意识到了在理学、宗教礼法的桎梏下，人们麻木不仁、丑陋不全的生存状态。其中，罗汝芳（汤显祖的老师）作为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继承了王阳心学的积极的一面，泰州学派大力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个性的束缚。长期与这些文人志士交往，情理观念相互碰撞，汤显祖笔下的文学有了反叛性和斗争性，也是《牡丹亭》创作的成因之一。
明代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以此规范整个社会生活行为，皇帝和皇后曾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倡扬“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据《明史·列女传》载，明代妇女因节烈殉死而“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实际上折射出明代理学道德规范之严格。《牡丹亭》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以“情”的力量冲决礼教束缚，正与明中叶以来以反理学思潮为标志的思想运动一脉相通。对于《牡丹亭》主人公杜丽娘形象的塑造，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云：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
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杜丽娘的生而死，死而复生，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荒诞不经之事，却被汤显祖认为是“情之所至”的必然结果。
这场情与理的矛盾冲突，最后以“情”胜落幕，但是《牡丹亭》其实并未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特别是后半部戏在总体上还是遵礼复礼的篇章，作者并没有彻底实现其以情代理的哲学宣言。他的个性思路尚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藩篱。乞灵于科考得第、皇上明断，状元会削弱作品的思想性，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屈服性，不过它总的思想还是杜丽娘视死如归地反抗宗教礼法，反抗理学的“灭人欲”，追求“情”的宣泄与表达。在当时的明代社会，社会上思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成为了一股潮流，人们从理学压抑中解脱出来，追求人性的，关注人本能的欲望与需求。哲学人士带动下的社会思想界活跃，但是理学正统的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祛除，汤显祖寄希望于统治阶级能认可人的本能需求，并加以肯定，而不是自发地认为这是人生来就有的自由与权利，不过汤显祖等泰州学派，禅宗等三教合一等影响下，对社会民众的思想觉醒、具有推动作用。
《牡丹亭》作为一部爱情剧，情感纠结错杂，既有杜丽娘的对爱情的渴望，柳梦梅的痴情、钟情与纯情，也有与之冲突、对抗的南安太守杜宝，老塾师陈最良，他们对柳杜爱情的阻挠和打压。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贯穿始终，以“情”的力量冲决礼教束缚，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热情歌颂了出自人的本性的情欲所具有的超越一切的巨大力量。作品正是折射了当时社会受程朱理学的压抑下，人们渴望情感、个性的需求。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情理的拉锯，谁主谁客，成了明代社会思潮的一大走向。
注释：
[1]汤显祖，《牡丹亭》之《前腔》
[2]汤显祖，《牡丹亭》之《寻梦》
参考文献：
[1]徐朔方，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3]金开诚，汤显祖与明代戏剧，吉林文史出版社
[4]周育德，汤显祖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