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各自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各说出两位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提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还在民风民俗的描写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描写的乡村生态世界是中国新文学（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和创造。无论是在乡村人物塑造的丰富、表现乡村世界的广阔，还是在展现乡村生活的具体切实，尤其是在表现乡村生活的自在和积极面上，它都达到了新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以阶级斗争理念来诠释农村生活的《艳阳天》，也充溢着欢快、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呈现出鲜明的乡土特色。而以赵树理、孙犁、周立波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等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的文学流派的形成，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坛上是极为少见的，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学史的意外收获。

5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50年代末，一些在太行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山西作家，陆续回到山西，有意识地学习赵树理小说的风格和特点，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共同风格的农村题材小说，如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的《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乡音土调，史称“山药蛋派”；又由于他们都是山西作家，又称“山西派”；还因为他们当时多以山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物《火花》为基地，也称“火花派”。“山药蛋派”虽然没有发表明确的宣言，却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学基础。他们从小就与当地农民一起斗争和生活，他们对山西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十分注重作品的社会功效，与赵树理一样，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时，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都把自己看作农民中的一分子，坚定不移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他们的“思想和形象始终确切不移地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因此，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问题小说”特点。“山药蛋派”的作家，还有着大致相同的艺术修养和美学追求，都具有大众化、民间化的特点。他们的艺术修养，主要来自地方戏曲、说书艺术、民间故事等民间文艺形式和古典小说等传统文化，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和浓厚的民族风格。他们的美学理想，都是建立在通过写农民达到为农民服务的基础上的，因此，在叙事手法上，追求故事动态发展、单线索推进；在结构安排上讲究有头有尾、依次进行，分段明确，交待清楚；在人物刻画上，强调情节生动、细节真实，用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性格和相貌，极少用静态描写和心理分析；在语言运用上，要求通俗明了，朴素自然。

50年代初，孙犁在担任《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的主编时，就有意识地指导和培养了京、津、冀地区的一批文学青年，发表了一批以诗化、散文化的美学风范为特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刘绍棠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七月雨》，韩映山的《鸭子》、《作画》，房树民的《花花轿子房》、《引力》等，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这些作品多取材于冀中平原地区的乡村生活，以孙犁为榜样，以诗的意境和散文的笔法为主要特征，或描写冀中人民的斗争史和情感史，歌颂劳动人民的纯净朴实的美好品德，或记录冀中平原清新秀美的水乡风光和民风民俗，表现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人情美、人性美，形成了共同的朴素自然、清新柔美的艺术风格。

在新文学史上，湖南人才济济、巨匠迭出。沈从文、丁玲、周扬、张天翼、叶紫、周立波等都是文学名家。他们的作品，特别是沈从文和周立波描写湖南本地民俗风情的作品，对湖南的青年作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954年周立波回到故乡湖南后，进入了他创作的高峰期，并连续担任过两届省文联。在周立波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周健明的《柳林前传》、谢璞的《二月兰》、孙健忠的《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谭谈的《山道弯弯》、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等有着浓郁湖南地方特色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以湖南作家为主的“茶子花派”。“茶子花派”是一个乡土化与诗意化相结合的文学流派，既强调对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的记录，更强调对自然风光、历史传统，特别是南方农村的婚丧嫁娶、节令习俗、迷信禁忌等民俗风情的表现，努力追求一种风俗画和田园诗的风格。

在“山药蛋派”（特别是“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是否具有真正的流派特征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在“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表现出来的浓郁的地方色彩，则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流派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正是通过农民生活中的民俗风情来表现农村社会中的时代风云。所以，“十七年”时期是我国的地方方言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大量运用的时期，也是我国的乡风民俗得到大规模表现的时期。在过去，这些农村题材小说曾因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代风云而产生广泛影响，而在今天，这些农村题材小说又因记录了各地农村的民俗风情而重新受到尊敬。

    2．为什么说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一种极具个性的“细节的现实主义”特点？

提示：赵树理是一个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浸淫和“五四”新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始终认为，新文学的圈子过于狭小，无法真正满足农民的需要，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创作理想，即以文学的通俗方法，宣传和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同时，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也不断增强着他的自信，时代在变，他的创作思想却几乎一点都没有变，特别是由于他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坚持用小说的形式表现老百姓的声音，使得他总是“右倾”，一再受到批判。但是，赵树理的真正理想却并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工作和事业。赵树理曾以“助业作家”来纪念“快板诗人”毕革飞，但赵树理“经常以‘问题小说’来界定自己的创作，要到根据地农村和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舆人之论，这不就是‘助业作家’的行为准则吗？”“就像是在做自我总结”，因此，“这顶桂冠完全可以戴到他自己头上去”。文学，对于他来说，只是为了实现理想的一种工具。他能创作出广受农民群众喜爱的《小二黑结婚》和《登记》，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着农村青年的婚姻大事；而他能创作出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也正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农业生产关系的所变化带来的农村社会矛盾的变化。

自觉的农民立场形成了赵树理小说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赵树理作为普通农民的代言人，总是能够相当尖锐地揭示出农村基层的生活状况和普通农民的心理愿望。他的小说大多围绕着农村旧势力和新政权中的坏分子来展开矛盾冲突，表现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小人小事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同样是描写土改运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明显不同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它描写的不是“土改故事”，而是土改时期的“农民故事”。同样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的《三里湾》也不同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不是按当时的精神来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把主要笔墨用于描述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恋爱婚姻以及道德观念，批判的主要矛头，只是对准那些对农民危害最大的农村基层政权中“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坏干部等。这是一般的民间艺人和通过“采风”或“体验生活”来表现农村面貌的知识分子作家都难以做到的。

赵树理把自己的读者明确定位为农民。在“十七年”时期，只有少数作家对自己提出过这种苛刻的要求。比如，梁斌把自己的读者定位为农村中文化程度相当低的识字人，他在写《红旗谱》的时候，有意识地把每章的字数控制在千字左右；而赵树理则把自己的读者定位为不识字的人，他在写小说时总是先读给农民听。只有农民听懂了，小说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为了让农民能够听懂，并有兴趣听，在表现手法和小说形式上就有意识地倚重民间文艺，特别是说书艺术的传统；而为了政治上的作用，在表现内容和艺术趣味上又必须反映时代的变化和新的工作任务，不能迁就大众娱乐口味。这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也正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理想。为此，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努力反映老百姓爱看的有政治主题的新人新事，而在艺术上又特别注意适应老百姓的欣赏习惯。

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他基本上不用现实主义小说常用的“典型化”原则（即在典型环境中表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来刻画人物，他的小说中很少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也从来不紧紧围绕着一两个主要角色来展开情节，而是继承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的传统，采用民间“说书”式的“评书体”的叙述方法，在漫漫长卷中整体展示芸芸众生般的农民群像，逼真地写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表现出一种极具个性的“细节的现实主义”特点。《三里湾》讲的是三里湾村的农业合作化，可小说的开头却是从村子东南角上两院相连的房子“旗杆院”说起的。从旗杆院的历史沿革，说到今天的用处：办公和扫盲，又从扫盲说到扫盲的教师范灵芝与马有翼，并由此带出模范青年团员王玉梅、玉梅的爹王宝全（外号“万宝全”）等等，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就慢慢展开了……这就好像是民间说书艺人在讲农民身边的故事，讲到谁，谁就是故事的中心，作品的主角。情节的单纯形成故事的单线索发展，便于农民理解和接受；细节的琐碎则如身临其境，容易引起农民的同感和共鸣。如果说，周立波是刻意向民间学习，用知识分子的理想来描绘民间社会的“桃花源”，那么，则可以说赵树理是自觉地在展示农村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

与“细节的现实主义”的特点相呼应，赵树理小说的语言也表现出“亦土亦新”的特点，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他常常在朴素的日常口语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一些当时农村中时髦的甚至是政治性的术语，但是，他既不刻意追求方言土语和政治术语以壮声色，也不刻意突出人物的性格语言，而是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连成一体，混成一片，达到了民间口语与书面语言的高度统一，表现出小说叙事的内在和谐和朴素自然。在赵树理小说中，特别擅长“对话”的运用。在他的小说中，对话，既是展开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塑造人物重要方式。在《三里湾》的第八章“治病竞赛”中，通过有翼、灵芝与范登高老婆（灵芝妈）三人之间的一个“漫谈会”，不仅写出了有翼的憨厚、灵芝的伶俐，写出了这两个共青团员和回乡知识青年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区别，而且还写出了范登高老婆的觉悟与智慧。如：“范登高老婆提起从前的互助组比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大，大家的话头又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来。灵芝说：‘那时候要是早想出办社的法子来，大组就可以不拆散！’范登高老婆说：‘可不行！那时候人都才组织起来，什么制度也没有，人多了尽打哈哈耽误正事，哪能像如今人家社里那样，做起什么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令读者对这位身为“社长夫人”的农村妇女不得不刮目相看。

3．《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为什么在当时仍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

提示：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长范登高、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面貌。但作品最成功的部分，并不是办农业社的过程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新的时代环境中农民们的日常生活，农民们如何在个人致富还是集体致富的社会矛盾中进行家庭矛盾的调整、人际关系的处理，特别是新旧风俗的变化所引起的伦理道德观的变化，以及由农业合作化运动引起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农民内心世界造成的影响。作品所占篇幅最多的也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王金生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范登高的斗争，而是围绕着扩社和修渠而展开的入社和分家。而作者最看重最关心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一样，仍然是年青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未来，小说从马有翼、范灵芝和王玉梅在扫盲班的微妙关系开始，而以三对新人结婚作为结束，范灵芝放弃了落后的马有翼而选择了爱社如家的小发明家王玉生；马有翼虽然失去了范灵芝，却如愿以偿的娶到了王玉梅；受母亲“能不够”影响的袁小俊与王玉生闹离婚后，虽然没能嫁给大姨家的儿子马有翼，却得到了比马有翼更能干的满喜，六位年青人都“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赵树理的脑子里，仍然还是《小二黑结婚》的思路。

《三里湾》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也不是合作化的带头人王金生，而是热衷于个人致富的党员范登高，以及“糊涂涂”（马多寿）、“常有理”（马多寿老婆）、“铁算盘”（马多寿大儿子马有余）、“惹不起”（马多寿大儿媳）、“能不够”（袁天成老婆）等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落后的富裕中农。范登高是村长、老党员、老干部，也算是三里湾的一个能人，因为参加早，立过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当初，党要我当干部我就当干部，要我和地主算账我就和地主算账。那时候算出地主的土地来没有人敢要，党要我带头接受我就带头接受。”所以，他也有个外号叫“翻得高”。正是因为他在土改中得到了好处，开始热衷于个人致富，甚至开始雇人在外边“倒小卖买”。范登高的形象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在当时应该是有极高的典型意义的，不但表现了当时农村社会中“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还表现了党内日益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但是，在赵树理笔下，范登高在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农民，一个精明能干的农民，一个曾经听党的话，后来想走个发家之路，结果落了个“留党察看”处分的农民。“在经济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而在政治上，却仅仅是“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知道一个党员不应该雇工，最怕人家说他是“东家”，在受到大家批评后，也愿意检查自己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范登高虽然是村长，可在村中却没有什么实权，在党内有支部管着他，在党外是合作社社长说了算，他也没有用实际行动对抗合作化运动，只是不满意党的批评和教育，不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赵树理没有将范登高脸谱化，而是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他的发家愿望与他的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方式，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蜕化者的形象。马多寿一家，由于人多戏多，几乎成了《三里湾》的主角。而实际上，作品中最核心的故事，如扩社、入社、分家等都是以马家为中心展开的，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几个人物“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都是马家的自己人，而“能不够”也与马家有关，是“常有理”的亲妹妹。因此，马多寿“糊涂涂”实际上也就成了作品的中心人物。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大凡有外号的人都是偏于落后的“中间人物”，但都有戏看，都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但这些人物在赵树理笔下，却写得各有特色。“糊涂涂”能成为富裕中农，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精明能干，但在政治上却十分保守和糊涂，当然，有时候也只是假装糊涂，他不仅会利用范登高的真糊涂来阻挠合作社的扩建，也会利用自己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来阻挠合作社的修渠计划，还会利用互助组的善意让他们来为自己种田，最重要的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会审时度势，“变糊涂为光荣”，高调表态加入了合作社。在赵树理笔下，所有的农民都是可以改变的，哪怕是像马家这样顽固不化的农村宗法式的封建家庭，也会随着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的潮流而土崩瓦解。虽然他在作品中也写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县委刘副的口，多次提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三里湾的实际生活中，“这个斗争，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地打起仗来……”，并不你死我活的。也正因为《三里湾》对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比较温和，虽然它也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被改编成同名话剧、评剧、花鼓戏等各种舞台剧和电影《花好月圆》，但在当时仍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认为《三里湾》“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就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

4．为什么说孙犁的创作变化不是以“建国”或“”为界，而是“”为界的？

提示：如果说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都有前期和后期之分，那么，赵树理在他的前后期创作中几乎没有太明显的变化，而孙犁的变化则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孙犁创作的变化不是以“建国”或“”为界，而是“”为界的。有人曾总结说：“前期，深于诗，多于情，阴柔之美盛；后期，深于世，多于思，忧患意识强化”。孙犁在50年代的创作的《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继续保持着他在40年代创作《荷花淀》、《芦花荡》、《嘱咐》、《吴召儿》、《村歌》等小说时形成的清新优美的文风，保持着对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的追求热情，被认为是“荷花淀派”的创立者。中，孙犁不得不搁笔。但新时期以后，他又以愤世嫉俗、特立独行的评论、杂文等散文创作，迎来了他的创作艺术的又一高峰，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孙犁的变化虽然是从后开始的，但实际上，1956年，他在创作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小说《铁木前传》时，就已经有所预兆，已经体现出了孙犁在精神上的困惑。

5．《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提示：《铁木前传》历来被看作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在作品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只是一个时代背景。孙犁在作品中关注的只是人性，努力想挖掘的也只是不同时期人们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作家对北方农村人情美、人性美的向往和赞美。从作品的艺术构思来看，作者原本是希望通过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两个老人在土改前后的交好与交恶，来反映人们在生活有了变化之后人际关系出现的变化。这两个靠自己手艺吃饭的手工匠人在贫穷的日子里结下了浓厚的友谊，铁匠虽是外乡人，但每年总是要来一次的。铁匠的女儿“九儿”和木匠的儿子“六儿”也成了青梅竹马，两家甚至订下了“儿女亲家”。“日本投降以后，因为多年不回老家，老铁匠急于要带女儿回去看望一下。……傅老刚和九儿走了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听说在他们家乡那一带，是蒋匪军盘踞着。”木匠和铁匠关系的变化正是从这时的土改开始的。“土地改革以后，黎老东因为是贫农，又是军属，分得了较多较好的地。后来，二儿子在战争里牺牲了，领到一笔抚恤粮。天津了，在那里做生意的大儿子又捎不定期一些现款，家里的生活，突然提高了许多。”这样，六儿也越发娇惯起来了，加上他“长得个儿适中，脸皮儿很白，脾气儿又好，他在街上成了姑娘们十分喜欢的对象。”当他们再与傅老刚和九儿相处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过去，两个人共同给人家做工，那是兄弟般的，手足般的关系。这一次傅老刚越来越觉得黎老东不是同自己合作，而是在监督着。赶工赶得过紧，简直连抽袋烟，黎老东都在一旁表示着不满意。最使他闷气的是，自己远道赶来，黎老东却再也不说九儿和六儿的事，好像他从前没提过似的。”如果故事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黎老东代表的“小康”梦想将可能得到彻底清算，傅老刚所代表勤劳致富的精神也会得到发扬和光大，那么，这部作品也许就应该叫“铁木全传”而不是“铁木前传”了。其实，不管是叫“铁木全传”还是“铁木前传”，铁匠和木匠都应该是作品的主角。在全书的20章中，前5章都是讲的铁匠和木匠的故事，可是，从第6章开始，一个叫小满儿的姑娘出现后，便悄悄地取代了铁匠和木匠，甚至取代他们的后代六儿和九儿，成为了故事的主角。于是，故事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作者的初衷，故事也无法再发展下去了。因此，从结构的意义上来说，《铁木前传》实际上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

我们知道，孙犁小说曾以描绘冀中农民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美的极致”和白洋淀青年妇女的优美形象而著称，那些活色生香的女性形象，往往成为小说的亮点，总能给读者和文学史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但是，《铁木前传》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女性是谁呢？显然不是九儿，而是小满儿。但是，小满儿却是一个爱打扮、爱漂亮、不安分、不上进的个人主义者，即使作者对她充满同情和希望，她自身也存在着进步的可能，但在崇尚集体主义的当代主流文化中，是不可能成为作品主角，更不能成为歌颂对象的。然而，孙犁对这类生动活泼、无拘无束、喜爱天性，甚至带点妖娆之气的美好女孩却情有独中。在完成《铁木前传》的七年前，他曾在《村歌》和《山地回忆》中塑造了两个不同的美好女孩。一个是年轻漂亮、性格泼辣，又爱唱戏而“方圆闻名的人物”双眉，一个是既勤劳能干、淳朴善良，又聪明泼辣、尖刻挑蛮，有着复杂双重性格的妞儿。双眉几乎没有引起大家注意，而妞儿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但是，七年后，当双眉发展成为小满儿后，更加咄咄逼人，让人不敢正视；而当妞儿身上勤劳能干、淳朴善良的品性集中到九儿身上时，九儿却失去了光彩，只是成为了进步女性的化身；而妞儿身上聪明泼辣、尖刻蛮的性格集中在小满儿身上时，小满儿却光彩照人，成为了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形象。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在叙述上出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正统的叙述者的声音，一个则是作家自己“本我”的声音。小说前半部分基本被第一种声音控制着，从小说中段开始，当一位从省里来的高级干部与小满儿接触后，另一个声音也就跟着出现了。小满儿也由一个否定性的形象变成了“这篇小说最打动人的悲剧式主人公。……小说的叙述至此事实上已无法继续下去了。于是，作者以一段简短而含义朦胧的抽象抒情终止了这部小说的叙述”。

6．简要说明《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异同。

提示：《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周立波最为人称道的两部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两次巨大变革。前者表现的是东北区的土改运动，后者表现的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内容上有着内在的连续性，而在艺术风格上，前后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认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其风格也从“阳刚”转向了“阴柔”，“较多采用纤细的笔墨，对于时代风貌比较着重从侧面来进行描写，有关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绘在书中占有较多的篇幅”。如果说《暴风骤雨》是一支时代主旋律的鸣奏曲，那么《山乡巨变》则是一首充溢着泥土芬芳的田园抒情诗。周立波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反映了他在创作上的心态变化。《暴风骤雨》是他参加东北区的土改工作队的收获，其创作心态是与土改运动时暴风骤雨式的工作激情相一致的。而为了创作《山乡巨变》，他先是回乡体验生活，后又带着全家人回乡安家落户后，不但亲身参加了合作化运动，还与家乡的农民结下了浓厚的情谊，其创作心态是与还乡后目睹家乡变化时的喜悦心情相吻合的。

7．孙犁和周立波都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深情厚意，但二人的表达方式又有很大的不同。以《铁木前传》和《山乡巨变》为例简要说明。

提示：孙犁在作品中关注的只是人性，努力想挖掘的也只是不同时期人们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作家对北方农村人情美、人性美的向往和赞美。从作品的艺术构思来看，作者原本是希望通过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两个老人在土改前后的交好与交恶，来反映人们在生活有了变化之后人际关系出现的变化。这两个靠自己手艺吃饭的手工匠人在贫穷的日子里结下了浓厚的友谊，铁匠虽是外乡人，但每年总是要来一次的。铁匠的女儿“九儿”和木匠的儿子“六儿”也成了青梅竹马，两家甚至订下了“儿女亲家”。“日本投降以后，因为多年不回老家，老铁匠急于要带女儿回去看望一下。……傅老刚和九儿走了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听说在他们家乡那一带，是蒋匪军盘踞着。”木匠和铁匠关系的变化正是从这时的土改开始的。“土地改革以后，黎老东因为是贫农，又是军属，分得了较多较好的地。后来，二儿子在战争里牺牲了，领到一笔抚恤粮。天津了，在那里做生意的大儿子又捎不定期一些现款，家里的生活，突然提高了许多。”这样，六儿也越发娇惯起来了，加上他“长得个儿适中，脸皮儿很白，脾气儿又好，他在街上成了姑娘们十分喜欢的对象。”当他们再与傅老刚和九儿相处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过去，两个人共同给人家做工，那是兄弟般的，手足般的关系。这一次傅老刚越来越觉得黎老东不是同自己合作，而是在监督着。赶工赶得过紧，简直连抽袋烟，黎老东都在一旁表示着不满意。最使他闷气的是，自己远道赶来，黎老东却再也不说九儿和六儿的事，好像他从前没提过似的。”如果故事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黎老东代表的“小康”梦想将可能得到彻底清算，傅老刚所代表勤劳致富的精神也会得到发扬和光大，那么，这部作品也许就应该叫“铁木全传”而不是“铁木前传”了。其实，不管是叫“铁木全传”还是“铁木前传”，铁匠和木匠都应该是作品的主角。在全书的20章中，前5章都是讲的铁匠和木匠的故事，可是，从第6章开始，一个叫小满儿的姑娘出现后，便悄悄地取代了铁匠和木匠，甚至取代他们的后代六儿和九儿，成为了故事的主角。于是，故事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作者的初衷，故事也无法再发展下去了。因此，从结构的意义上来说，《铁木前传》实际上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

《铁木前传》历来也被看作是当时所有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中，最具艺术风采的一部。其中，人们较一致的看法有两点：一是孙犁把它写成了一部诗化的小说，作品的情节单纯明净；将叙事融人描写当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生活画卷，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注重将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尤为细腻、精彩。二是作品以散文化的笔法来演绎这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性、人情悲喜剧。作者将历史的身影散而有序地置于文本中，不仅让读者理解了社会变革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影响，并且将作者的审美价值判断“从场景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作品中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和人物在现实与回忆中的心理穿梭，使小说的艺术风格更加接近于散文。这样说，虽然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很显然，这些说法都过于空泛，没有具体所指，无法落到实处。同样的“评语”可以安放在孙犁的任何一篇小说头上。

我们知道，孙犁小说曾以描绘冀中农民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美的极致”和白洋淀青年妇女的优美形象而著称，那些活色生香的女性形象，往往成为小说的亮点，总能给读者和文学史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但是，《铁木前传》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女性是谁呢？显然不是九儿，而是小满儿。但是，小满儿却是一个爱打扮、爱漂亮、不安分、不上进的个人主义者，即使作者对她充满同情和希望，她自身也存在着进步的可能，但在崇尚集体主义的当代主流文化中，是不可能成为作品主角，更不能成为歌颂对象的。然而，孙犁对这类生动活泼、无拘无束、喜爱天性，甚至带点妖娆之气的美好女孩却情有独中。在完成《铁木前传》的七年前，他曾在《村歌》和《山地回忆》中塑造了两个不同的美好女孩。一个是年轻漂亮、性格泼辣，又爱唱戏而“方圆闻名的人物”双眉，一个是既勤劳能干、淳朴善良，又聪明泼辣、尖刻挑蛮，有着复杂双重性格的妞儿。双眉几乎没有引起大家注意，而妞儿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但是，七年后，当双眉发展成为小满儿后，更加咄咄逼人，让人不敢正视；而当妞儿身上勤劳能干、淳朴善良的品性集中到九儿身上时，九儿却失去了光彩，只是成为了进步女性的化身；而妞儿身上聪明泼辣、尖刻蛮的性格集中在小满儿身上时，小满儿却光彩照人，成为了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形象。

《山乡巨变》的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保持了与时代精神的一致性，与当时其他农村题材小说一样，也包括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甚至还写到了党内右倾路线的错误，但作者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既没有渲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没有拔高先进农民的形象和丑化落后农民的形象，而是以真切的感情去赞美农民身上的美好品质。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个个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却又形态各异，既有先进的农村干部，如稳重亲切的乡长李月辉、大公无私的社长刘雨生，也有变化中的“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如充满喜剧色彩的“亭面糊”、恋土守旧的陈先晋、坚持单干的“菊咬筋”等，但是，作者对他们态度都是充满爱意，没有厚薄之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周立波与孙犁等其他农村题材小说家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他们都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深情厚意，但孙犁的爱像一盏聚光灯，主要集中在某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孩子身上，奉献给读者的是一幅璀璨夺目的少女大特写；而周立波的爱就像漫天的春雨，无声无息在洒向家乡的每位父老乡亲，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全家福合影。

而对于作品中的“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作者更是充分尊重他们的性格逻辑，给予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和“亭面糊”与陈先晋相比，富裕中农“菊咬筋”（王菊生）的心路历程更加艰难。在他看来，“贫农都是懒家伙，他们入社，一心只想占人家的便宜。”他仗着自己的勤劳和殷实的家产以及完备的生产资料，十分固执地坚持单干，并决心与合作社一比高下。直到在和农业社的竞赛中彻底失败，自己实在干不下去了，他才真正认输入社。即使是这样顽固的中农，仍然在农业社真心实意地帮助下，认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完成了他的转变过程。含笑看世界和人生，即使是讽刺批评也充满善意，这也正是“茶子花派”共同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作品出版后就有人批评说，在作品中“看不见农村中轰轰烈烈的合作化场面，也不能完全看到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没有鲜明、准确地体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其实，作者为了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曾很生硬地安排了龚子元这样的一个地主，成为这部文学经典最大的一个败笔。但即使是在创作时，也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个人物的讨厌，并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乡亲，这也是作者为什么把他设计为一个外来的逃亡地主的原因。

8．李月辉与刘雨生都是《山乡巨变》中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们有什么不同？ 

提示：李月辉和刘雨生，一个作为清溪乡党支书兼农会，一个是清溪乡常青农业合作社的社长，都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先进农村干部的代表，也是作者要歌颂的主要人物，但作者并没有试图把“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强加在他们身上，也不想按照当时流行的塑造典型人物的原则来塑造“英雄人物”，而只是想表现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性格和思想仍然还是农民的，仍然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不相称的缺点。李月辉头脑清醒，注重实效，遇事善于思考，沉着稳重，不急躁冒进，注意联系群众，为人随和宽厚，又讲究工作方法，被人们戏称为“婆婆子”。但对于农业合作化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清醒的，也是赞同的，却性格绵软，老是担心“性急出岔子”，“贪多嚼不烂”，主张“从容干好事”。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小脚女人”。当时就有人认为，“作者让他不论在任何场合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出那么一种慢慢腾腾的脾性……让人不可理解，莫名其妙”，甚至认为这个人物淡化了严峻的思想斗争，忽略了人物所“应该赋予有的社会意义”，也没有表现出“党员的心灵美”。而刘雨生则是一个公而忘私的典型，为了办社，即使是家庭离异也矢志不逾，然而，在合作化初期，“他自己心里对互助合作，也有点犹豫。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堂客的离去，也曾使他一度灰心丧气。但是，作者并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在作者看来，基层的农村干部，只要能得到全乡男女老少的喜爱，至于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甚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用李月辉自己的话来说：“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

9．“亭面糊”与陈先晋都是《山乡巨变》里“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的代表，他们有什么不同？

提示：小说中的“亭面糊”（盛佑亭）是“中间人物”的代表，也是作者在小说中着重表现的人物。他出身贫农，勤劳善良，坦率天真，也乐于为公家做事；但又随遇而安，爱打小算盘，无主见，随风倒，好吹牛，爱骂人，还贪嘴，总想发威风却毫无威信。特别突出的是好虚荣，本来他自己对入社有顾虑，但又想表现自己进步，在向儿子口授入社申请时，就把不愿入社的责任全推到老婆身上：“我本人跟我的崽女都愿入社，只有婆婆子开头有点想不开。我婆婆子讲，‘搭帮党，好不容易分了几丘田，还没作得熟，又要归公了。’”这种热爱刚分到手的土地，怕入社后受别人影响又要受穷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思想。对于这种大事清醒、小事糊涂的人，作者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喜剧人物，是充满善意的嘲笑，最多也只是通过小孩子们自编自演的儿歌给予讽刺而已。周立波说：“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的鲜明的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人”。贫农陈先晋与“亭面糊”的情况十分相似，然而，他不再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当时农民的真实思想与心态。祖上几代人都曾发狠做活，却越做越穷，直到后分到土地，发家梦都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他自己在犁耙功夫方面是一把好手，儿子大春和孟春、女儿雪春都是青年壮劳力，如果自家单干，肯定可以先富起来。但是，现在却号召入社，要上交土地，几代人的梦想又将成泡影。作者在正篇的第13章“父子”、第14章“一家”、第15章“恋土”和第16章“决心”中，对于这位老农在精神上的痛苦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表现了老一代恋土的农民在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时艰难的心路历程。因此，这个形象受到湖南广大农民的普遍喜爱，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作家出版社也曾将这四章内容以《先晋胡子》为名单独出版发行。

10．《创业史》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上，有什么经验或教训？

提示：《创业史》（第一部）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塑造了一组的“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形象，而它的主要不足也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人们关于这部作品的不同看法和争论，也主要是围绕着人物形象的塑造展开的。

梁生宝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以“当时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为标准刻意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想，集中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所应有的优秀品质，既克己奉公，又朴实憨厚。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的领导，我慌啥？”在他的带领下，互助组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战胜了有雄厚实力的“三大能人”，使互助组走向了发展壮大。把梁生宝看作是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光辉形象”，并作为这部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志，是当时评论界相当一致的认识。有人甚至把梁生宝形象的典型性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然而，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的“新英雄人物”塑造中，存在着“三多三不足”：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写不足。《创业史》的最大成就，不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而是“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塑造梁生宝形象时，主要是从理念出发，把他描写成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当作者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发生矛盾时，人物性格的发展就产生了困难，同样，当作者局限于以当时的来衡量和判断丰富的生活现象，将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都简单归入两条道路斗争之中，并以此作为全书惟一的主题时，作品所希望反映出历史宏大画卷的理想，也必然成为空想。因此，《创业史》最终没能完成，除了作家受到、过早去世等原因外，主人公性格发展与历史进程的矛盾，以及作家的创作理想与社会生活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夸大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而使作品陷入困境的现象，在十七年时期并不在少数。当时近距离反映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大多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存在着作家主观意识的超前性与生活认识的局限性的矛盾。

虽然梁生宝的形象存在着过于理念化的弊病，但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等，却比较客观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使人物形象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在梁生宝身上，作者表现得更多的则是自己对的理解和对理想的憧憬。那么，在梁三老汉身上，作者表现得更多的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认识。梁三老汉与《山乡巨变》中的盛佑亭、陈先晋一样，尽管勤劳能干，却没能创出一份家业来。土改后得到了土地，重新唤起了他创业的梦想。他既保守倔强，又通情达理。他不赞成互助组，是因为儿子梁生宝所走的合作化道路，预示着他梦想的破灭，但更为儿子的“闹腾”担忧，怕儿子带领大家闹出了事，却只有他儿子一个人去“坐班房”。作者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变化的分寸感，在描写他思想感情转变的过程中，倾注了对传统农民的深刻理解与复杂情感，这个人物形象成为了转变中的旧式农民的代表。

11．《创业史》中的“三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是三个什么样的人？

提示：滩的“三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和郭振山也性格鲜明，各具特色。郭世富是一个富裕中农，曾靠给人家打工为生，后来因意外的机遇发了家，“是梁三老汉顶羡慕的人”，然而也是一个“不识字的经济专家”，工于心计，处世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精于在买卖中做手脚，“是滩最令人难琢磨的一个人”。他有心与互助组较量，却知道时时提醒自己“不张狂”，集中表现了农民的狡猾。姚士杰是一个富农，他继承了父亲“铁爪子”的为人之道，更仇恨党断送了他做地主的梦想，却主张“好汉厉害，不在脸上，在心里头”。因此，他与郭世富一样能干，却比他更心狠手辣。他奸污了妻侄女素芳，还唆使她嫁祸于梁生宝，是小说中最为肮脏、阴险的人物。如果说，郭世富是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的代表，姚士杰是暗藏在农村中阴谋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那么样，郭振山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郭振山曾经是一个从土改积极分子，因为斗争积极、工作认真而当上了村长，但有了个人发家的资本后，便对互助组运动产生了抵触情绪，不但觉得党员难当，更是嫉妒梁生宝的成绩，最后蜕变为了“的局外人”。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