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连云港市岗埠中心小学

姓名：李家友 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

索引：《领袖们》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下野后的著作。在这篇著作里，作者着重记述了周恩来、邱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吉田茂、阿登纳、赫鲁晓夫、苏加诺、尼赫鲁、梅厄夫人、李光耀等十几位曾经叱咤风云、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领袖人物。

《领袖们》是2008年5月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尼克松。译者：施燕华等。

观点摘要：领袖研究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以往大多数关于领袖研究的著作,领袖思想与经历没有很好结合起来,往往以领袖思想或领袖成长经历这样单一的视角呈现出来,这样不利于学者或大众对领袖的认识和理解。美国战后总统尼克松所著《领袖们》为领袖研究树立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诸如领袖领导能力、领袖如何进入"伟人"行列等基本问题都置于领袖个人经历与个性互动当中来讨论,对于完善领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领袖 领导能力 伟人

李家友读书心得

尼克松的这本著作还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书中比较客观和平易近人的文风，因为这本著作在探讨做一个领导者或一个领袖的必备素质时发出的独到见解。这种独到见解一方面由于尼克松的博览群书，更为重要的是他特殊的身份，他本身就是个领导者，做过美国的总统。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和这些书中的领导者有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中他更加能够写出领导者本来的面目，因为他同样是一个领导者，他对领导的本质和技巧有其经验式的独到见解，对有志成为领导者的后来俊彦有着实用的指导意义。

尼克松在这本著作中推崇和他意识形态相近的伟大领袖，比如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但是他也详细的描写了赫鲁晓夫、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在他看来是一个人格和修养上都非常值得尊敬的完美的人，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执行者，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协调者，伟大的总理。评论周恩来不可能不提到，作者称周恩来是“身处巨人之下”的“大人物”、“领袖人物”，他一生“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的身上”。作者认为：和周恩来“这两个人当中，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他称赞“周恩来是一位主义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象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适当的时机逢场作戏，而是说明这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敏锐聪颖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几个侧面。”他“洞悉权利斗争的现实......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儒雅之士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则赋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这位政治斗士的韬晦，使他的在他身后还得以延续，并延伸到以后的时代；调和者的机智和谦逊，又使他在更大的灾难性人物中国时，能够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应该说，作者的观察是独到入微的。周恩来所以能在中国党几十年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在晚年很不正常的政治控制下、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环境中不被政治风浪所吞没，保持一个政治家的高尚气节，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除了他崇高的个人品质和人格力量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他“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与特别重视个威的共掌国柄的日子里，他“总是退到不显眼的位置”，“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身上”。当然，这里边有对个威的畏惧和忌惮，但更多地是表现了他对领袖中心人物的尊重和维护，也表现了他本人“从未想要争取更大权力”的坦荡胸怀。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既是“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他能洞悉政治斗争的细微倾向，在恶势力猖獗之时，他能韬晦以待，“不动声色地行使着权力”，矫正国家形势发展的不正确方向。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支撑，恪尽职守，为国家和人民奉献出毕生的精力。在“史无前例”的“”中，他尽可能地保护国家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有价值的精华因素──、专家、学者、文物、政权机构、科研院校、经济成果......尽管由于形势恶劣，他自己力不能及，有些未能得到有效保护，使他深为痛疚（如贺龙之死令他伤痛无比，以至要七鞠躬致哀）但他是在中国社会环境非常混乱、自己也非常困难的处境下，做出了特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灾难性人物中国时”，他“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周恩来在国际交往方面的才干、气质、风度是令几乎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友人甚至敌人都公开表示钦佩的。尼克松称他是“第一流的外交家”，“具有天才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的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以及“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位世界领袖”，他”精力充沛，举止优雅，坦率从容，灵活机智，果断坚毅”，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就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的基辛格也“不同寻常地称赞周恩来”。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所充分表现出来的聪慧、文雅、和蔼、机警、坚毅、自尊、自信而又自警自省的高尚品格，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信任，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政治荣誉。他的声誉超过在他之前、与他同时直至现今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可以这样说：周恩来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时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

尼克松虽然没有列专门篇章描写，但周恩来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作者把两位伟人作了对比性分析，论述了他们之间合作与协调的关系。尼克松认为：“把斗争看作高于一切”，他“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任其发展，把他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他“以强迫的方式，经常进行过多过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会动荡”。“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尼克松指出，晚年权力倾向不稳定，时而倒向政治派别的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在这种政治摇摆的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连他自己也否定了”。相比之下，“周恩来则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人，他更多地强调要有选择地通过斗争来获得具体的成果”，他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现代化的领导人”他“深知要在今后数千年内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国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他“运用他那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用之不绝的精力......使能够全神贯注地关心自己，对国家领导工作采取超脱的态度”。周恩来“在内战期间，对党赢得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49年胜利以后，周恩来不过是所信任的几个助手之一。他想通过循序渐进的经济现代化的方法，把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融合在一起，但在上的摇摆多变，使周恩来的努力屡遭挫败”。他“还试图使……中国冷酷无情的生活变得温和一些，允许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讨论”，他“几乎是独力为此而奋斗的，但他的这种努力也失败了”。作者评论道：周恩来晚年“共同的苦恼”是“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多了”，但“在他们最后的年月里......眼界和使命却不相同......也不是向着同一目标前进的”。周恩来由于预料到今后的形势和斗争的发展，“一声不响地把支持他的的人尽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岗位上去”。虽然“他们两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周恩来的在身后得到了继承，的继承人却竞相抛弃主义”。

作者最后写到：“假如没有，中国主义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了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但是，象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

“周恩来也能够进行破坏，但他很有才干。他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没有，中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则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中国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并搞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最终将取决于现行领导人的决策，看他们能否象周恩来那样，更多地是作为中国人行事，而不是作为党人行事。”

也许人们会说主宰新中国，同时也主宰周恩来，但是周恩来的顺从是一种高尚的顺从，是为了大局和人民的顺从。有时候领袖就应该克制自己，不要让野心之火败坏自己的心智和德行。如果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你就应该大度的让贤，并且合作共同完成伟大的事业。

领袖必备的素质是我非常注意的。领袖必须看到更远的地方，应该看到未来的方向，所以就会只谈哲学问题，而把具体事物的操作交给周恩来去做。领袖必须能够有一个远见卓识来引导自己国家的人民，没有远见卓识，就没有那种长久的领导力。所以领袖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博览群书的，或者是广泛听取意见的。光是形成一种鼓舞大家引导人民的远见还不行，领袖必须能够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决心勇气去坚持去执行去实现它。意志的锻炼显得非常重要，意志不坚强，就树立不起强有号召力的旗帜。意志不坚强，就不能克服一路上的艰辛和阻力。要知道领导一个国家，领导众多人民，其间有各种阻碍各种意外，一个犹豫的人软弱的人是绝对不能胜任的。

领袖很多时候需要冷静，或者表现的冷酷无情，这是他意志坚强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的数量还不少），因为他可能为了大局的利益而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或者少数人的利益。你可能会说这是多数人的，领袖很多时候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领袖的内心煎熬比任何人都要严重，所以领袖在这种时候必须豁达必须表现的冷酷无情。

这本由20世纪下半夜极具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去描写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们的书，对于任何一位致力于成为领袖人物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这本书并不如它文字里所表现的那般易懂。尼克松被认为是自威尔逊、小罗斯福后美国最伟大的战略家。他对领袖的理解不仅仅来源于书本，更来源于他的自身的实践，且这本书是在水门事件之后他下野所著，在一个适合理性思维的环境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将他亲身接触的领袖们的风采逐一道来。在对领袖们的深入剖析的过程之中，尼克松阐述了自己的领袖之道。

对于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尼克松在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领导人跻身伟大领袖的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从这种角度来说，尼克松是赞成时势造英雄的。领袖人物是为着困难而生的，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时，他们往往有种本能的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心生喜悦。就像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被提议担任首相一职时，他写道：“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取得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了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除了拥有可以施展手脚的舞台之外，尼克松也在很多地方阐述了领袖之道。他认为“伟大的领袖需要有伟大的想象力，它能激励领袖，又能使领袖去激励全民族。人民会爱戴也会憎恨伟大的领袖，但他们很少会对他无动于衷。”对于后半句，书中有太多的领袖为其作注解。如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提案未被通过而愤然辞职的戴高乐，例如在战争中领导人民战胜而随即被民众一脚踢开的丘吉尔，再如一手建立西德繁荣局面却遭后起之秀逼迫而不得不辞职的阿登纳。正如丘吉尔所说，伟大的民族是忘恩负义的。尼克松自己也遭遇了爱戴与憎恨的过山车般的际遇，在写道这句话时，他一定是感慨良多吧。

本中第三章，写的是戴高乐，副标题叫做“一个领导者的秘诀”。尼克松对戴高乐的领导风格是极为推崇的。在这章中，他仔仔细细的分析了戴高乐的领导方法与领导观，引用了戴高乐所著《剑锋》中有关领导力的观点。在这里，尼克松仿佛与戴高乐合一了，他表面上阐述着法兰西英雄的领导，实际上表达着自己对领导力的看法。

尼克松认为戴高乐的难以捉摸是他“精心塑造”的结果，他显然是欣赏戴高乐的这种于孤峰之上，于党派之争而成为政治的仲裁者的角色的。在他自己的执政生涯中，他也一再的采取措施将自己塑造成为那样的人物。戴高乐曾宣称：“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秘感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尼克松也希望保持着这种神秘感，他曾和人说，他是多么的希望能够以戴高乐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啊。在《见证权力》一书中，白宫的工作人员大卫葛根写道，尼克松有时会在白天远离椭圆形办公室，躲进老办公楼，他也厌恶别人打探他的私生活。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神秘感的追求。

比尔萨菲尔在他的尼克松时期的回忆录《垮台之前》中用了一个比喻描述尼克松。他写道：“你可以把尼克松比作一个蛋糕。外壳是保守派的，严厉、有尊严、行事妥当。”其下的第一层是一位“进步的政客”，再往下是“无益的好斗的人”，再往下是“玩纸牌游戏的人”，又下一层是“阴险的人，常常带着目的的出击”，再往下是一个务实的人，下一层是“有特殊勇气的人”，最后是一个不合群的人。这段话充分的说明了尼克松性格中的多重特点。大卫葛根则以“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来简单的概括。其实从尼克松对其他领袖人物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性格中的矛盾点，他们既民主又（如麦克阿瑟），既友好又粗暴（如吉田茂），既自信又自卑（如赫鲁晓夫）。伟大往往产生于矛盾处。

从书中的许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尼克松的失败好比麦克阿瑟的失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他对媒体的反感。他写道“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像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难理解他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了。在《福斯特对话尼克松》中，在最后，他明确的表露了自己的观点，当总统去做那些窃听电话的事情的时候，那便不可以被称之为犯罪了。显然，他将自己放在了法律监管的范围之外了。这便成了他的悲剧。在半总统制的法兰西，戴高乐凭借着自己超然的地位有凌驾于政党和法律之上的权威，而在总统制下的美国，尼克松的东施效颦就铸成了大错。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目的正义性与手段的正义性的辩论。这也一直是争辩的重点。在尼克松看开，如果目的是为了追求正义则可以不顾手段的正义性，也就是说为了追求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折手段。在第四章中，他对于麦克阿瑟以的手段促成日本民主的正义目的赞赏有加。他写道“麦克阿瑟现实大权独揽，集裕仁天皇的全部实权和精神权威于一身。后来在亲自解决了制定新、实行土地改革等最棘手的难题以后，就逐渐开始把权力一步步移交给日本人民选出的代表吉田茂”。在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失败的总结中，他甚至说“当危机出现时，如果让不是草率的对敌手作出种种妥协让步，而是及时予以，那才是挽救伊朗免于陷入当前的黑暗与混乱的最好方法。”

乍一看，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是若承认这个逻辑，在年初中东反对派的叙利亚就是合法的。其实，这逻辑最大的缺陷在于逻辑的不可证。在结果出现以前，你没有办法证明结果的正义。举例说，假使巴列维了，这能保证一定带来民主么，如何证明不不能带来更大的自由与民主。再者，对于正义目标的追求而使用非正义手段，这本身就有损于正义目标的达成。就好比，用杀人抢劫的钱来救济穷人，这本身无任何值得推崇的。中华民族的侠义情结，使人们对这种劫富济贫很有好感。其实，孕育在这种文化中的是一种伪道德逻辑。它对于民族思想的毒害是不可估量的。

只要结果正义，就无所谓手段的不正义。这种逻辑的衍生就是为达成目标可以不折手段，而这种思想，恰恰害了尼克松。如此看来，水门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即使不在这件事上跌倒，他也会在其他事件中跌倒的。

最后。如果判断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在于是否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的话，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伟大的书。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