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塑造过两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一个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个是《长明灯》中的“疯子”。

“狂人”作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的叛逆者，其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他那“救救孩子”的呐喊更是振聋发聩，尤如寒冬尽头的第一声春雷。然而对于《长明灯》中的“疯子”，人们却并不怎么留意，其“知名度”似乎远逊于“狂人”。但在鲁迅塑造的众多人物群像中，“疯子”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和“狂人”一样，“疯子”也是旧制度的叛逆者。然而他所处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状况，决定了他是一个与“狂人”完全不一样的叛逆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乃饱读诗书之人，大约属于士大夫阶层。“疯子”则大不一样。他生活在封闭落后的乡村吉光屯，平常“不大出行”，他愚昧、迷信、落后、阴鸷，可能还是个文盲，属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对历史和现实，对天下大事，不可能有什么清醒深刻认识；更不可能像“狂人”那样，能一眼看穿“古久先生”——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吃人”本质。这就决定了“疯子”的反抗，只能是基于对自身生存状态不满的一种本能反映。在他的认知里，吉光屯宗庙里供奉的那盏长明灯就是一盏灾难之灯。他的以及吉光屯的所有的苦难和不幸，都是缘于这盏点燃了千年的“长明灯”。所以他要处心积虑地要吹灭这盏“长明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以为，没有了长明灯，吉光屯就真正大吉了；用“疯子”的话说，就没有了“蝗虫”和“猪嘴瘟”。可见“疯子”思想意识是愚昧的、迷信的；不过由于其生存状态，他的反抗又是彻底的、坚定的。

二

先来看“疯子”的愚昧和迷信。

“疯子”所赖以生存的吉光屯就充满着愚昧、迷信的气息。村民们深信，那盏点燃于梁武帝时代，亮了长达千年，“连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没有熄过”的长明灯是吉光屯的守护神；并由此取得了对“外路人”的心理优势，“外路人经过这里的都要看一看，都称赞……。啧，多么好……”。而疯子居然妄图消灭这位保护神，难怪要在吉光屯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甚至欲置“疯子”于死地而后快。

然而就思想境界而言，疯子其实也并不比村民们高明多少。村民们从一个极端认定，吉光屯的平安和福祉全赖“长明灯”的赐予，“长明灯”一旦熄灭，吉光屯就“完了”，“就要变海，我们就都要变泥鳅”。因此村民们要坚决阻止“疯子”的疯举，不惜用一切手段守灯护灯。而“疯子”则从另一个极端认定，吉光屯里的“蝗虫”和“病痛”，都拜这盏“长明灯”所赐；他本能地认为长明灯并未给吉光屯带来“吉光”，只有熄灭了长明灯，吉光屯才“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为此甚至不惜烧掉供奉长明灯的宗庙。双方立场似乎针锋相对，截然不同，但其实不过是同一种愚昧迷信从两个方向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从思想认识角度来看，双方并无高下深浅之分。

既然如此，那么“疯子”执着于吹灭“长明灯”的意义何在呢？或者换一种问法，鲁迅塑造“疯子”这一独特的精神病患者形象，着力描写“疯子”灭灯、村民们护灯这一中心情节的意旨何在呢？

“疯子”的思想意识固然极为肤浅，但如果读者的认知也停留在这个层面，那就和“疯子”一样的肤浅了；没有领悟到鲁迅在小说中设置这盏点燃了千年的“长明灯”，以及疯子要吹灭这盏“长明灯”的深刻喻意。

事实上，在鲁迅笔下，长明灯象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腐朽没落的渊薮。不论是村民惶恐于灯灭后村变大海，人变泥鳅，还是疯子憧憬于灯灭后没有了“蝗虫”和“猪嘴瘟”，都是受这些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毒害所致，都是农村封闭、落后、苦难的形象化反映。鲁迅试图通过对“疯子”坚定不移的灭灯烧庙行动，以及村民们守灯护灯的种种举措的描写，告诉读者：作为这些腐朽没落思想文化具象化的“长明灯”，千年以来压在包括“疯子”在内的“吉光屯”民众的头上，造就了他们的迷信、愚昧、落后和麻木。我们由此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那些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深入了人们的骨髓；这样的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人总是有所追求的，至少期盼着生存状态不断改善。这是人的本性使然，——不管他有多么迷信，多么愚昧，多么落后，多么麻木。在吉光屯，民众的这种期盼被“长明灯”压抑着、控制着，无法，或者不敢有所露头。但它潜藏于人们心底，一旦有合适的契机，便会暴发。“疯子”的发疯就是这样一个契机。由于精神“不正常”，“疯子”便无所顾忌，于是，潜藏在心底的对“长明灯”的憎恶，以及对由“长明灯”所导致的生存状态的不满，便来了个总暴发！

可见，鲁迅着力描写“疯子”的吹灯、烧庙，以及“疯子”对没有“蝗虫”和“猪嘴瘟”的向往，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含义。只是作为迷茫的、本能的，甚至是弱智的反抗者的“疯子”，并没有那种认识上的自觉和深度。但这并不妨碍读者从鲁迅的描写中感受到吹灯烧庙的深刻内涵；也不妨碍读者从作品主人公的愚昧、迷茫中，领悟到作品主人公本能行为所蕴含着的社会意义。这就把“疯子”灭灯这一自发式的、浅层次的反抗与深刻的社会变革联系到了一起，作品的主题立马得到了升华。这正是鲁迅高明之处。

三

“疯子”虽然是一位愚昧、迷茫的反抗者，但却是不屈不挠的叛逆者。这就不能不谈到他反抗的又一个特点：彻底和坚定。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对“古久先生”的认识固然深刻而清醒，但他的反抗却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半途而废的。狂人后来“病愈”了，回归了主流社会，“赴某地候补矣”， 最终与传统旧势力妥协了。（顺便说一句，有人认为狂人“赴某地候补矣”是一种策略，是以退为进。我以为非也。这种说法在《狂人日记》中找不到任何文本依据。此论虽然可以给“狂人”贴金，让“狂人”形象更加高大完美，却降低了《狂人日记》的认识论价值和深刻内涵。）

但同样作为反抗者，“疯子”却比“狂人”彻底得多，坚定得多。他一共有两次反抗行动，虽然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坚决。

第一次，“疯子”先是与村民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在遭到村民们群起反对后，便“自己闯进去，要去吹”。于是村民们“给想了一个法：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疯子”信以为真，疯病就“治好了”。

第二次，“疯子”吸取第一次反抗被骗的教训，一定要亲自吹灭长明灯，决不要别人代劳。他坚称：“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即使被关进破黑屋里，也始终不忘初衷，仍然不屈不挠地要吹灭长明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他甚至要烧掉宗庙，大声疾呼“我放火”！这充分表明了“疯子”决不和传统势力妥协的精神。

“狂人”和“疯子”在反抗的彻底性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存在决定意识”，这还得从他们自身寻找原因。

“狂人”本系失意的士大夫阶层，他虽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腐朽没落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但他对其还抱有某种幻想。——他们来自于“传统”，对“传统”还有几分怀念、期盼，甚至敬畏，不愿轻易与之决裂。这就决定了“狂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软弱。而这在一班由“四书五经”熏陶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所以“狂人”堪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反抗旧势力斗争中的典型。

而“疯子”们则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生存状态恶劣，甚至处于赤贫状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们没有传统带给他们的包袱；对给他们带来无尽灾难的传统社会也没有多少感情。因为少了许多牵挂，又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他们就多了几分决绝，少了几多顾忌，因而对传统社会的反抗也就更为彻底。这在中国底层社会极具代表性，——连愚昧如阿Q者，在绑缚刑场时也要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疯子”堪称中国最底层民众自发反抗传统势力的典型。

不过“疯子”的反抗虽然是坚定的、彻底的，但这种坚定和彻底只是限于他的认知所能触及的范围。由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自觉的、深刻的认识能力和批判能力，所以他的反抗是浅层次的，并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观意图。他只是想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使自己的生存状态更好一点。

诡异的是，“疯子”这种改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景却并不为吉光屯那群更保守、更麻木的，但“精神正常”的村民们所容忍。在村民们看来，任何现状的改变都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相对于“蝗虫”和“猪嘴瘟”，村民们更恐惧屯子变成“大海”，自己变成“泥鳅”。所以他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持现状，采取一切手段对“疯子”改变现状的灭灯行动加以阻挠。当“骗”这一手法被“疯子”识破后，他们甚至一度商量合力“想个法子来除掉他”！甚至举出了先例，设计了具体办法：“去年，连各庄就打死一个，……大家一口咬定，说是同时同刻，大家一齐动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这实在是太恐怖了。好在毕竟事涉人命，村民们并不敢真动手，“他们管着呢”。后来干脆合力将“疯子”关进破旧的黑屋子了事。鲁迅要告诉读者什么？他是要告诉读者：在中国，底层广大民众还远未觉悟，变革并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传统社会虽然腐朽没落，却依然势力强大，强大到足以将一切变革——即便是“疯子”式的浅层次的变革——扼杀在摇篮之中。

四

鲁迅通过对长明灯的“灭”与“护”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发人深思的、凝重的社会画卷。他使读者深信，中国已经到了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熄灭这盏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一切腐朽没落渊薮的“长明灯”的时候了！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吉光屯已经有了如“疯子”这样自发的反抗者，但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又囿于反抗者认知能力，更没有成熟而严密的组织纲领和行动路线图，“疯子”独侠式的反抗也就只能以失败告终。鲁迅沉痛地写到：吉光屯“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总之，吉光屯一切恢复“如常”。这是鲁迅所处时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悲剧。

显然，欲使长明灯彻底熄灭，绝非靠“疯子”一人之力所能成就。那么出路何在？那就得唤醒吉光屯广大民众。这就需要先知先觉者的引领。但在《长明灯》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而这，正是鲁迅所要探索寻求的。《长明灯》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中的一篇。《彷徨》的成书期，也正是鲁迅思想上的彷徨期。鲁迅为什么“彷徨”？因为这期间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用鲁迅的话说，新文化干将“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深感“孤独”和“彷徨”。他在《题〈彷徨〉》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但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在彷徨中消沉，而是在彷徨中探索，在彷徨中前进。他在小说集《彷徨》扉页上所题屈原《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他探索精神的写照。

这种探索精神也表现在《长明灯》中。小说结尾，一群孩子随口唱着自己编派的儿歌：“白篷船，对岸歇一歇。此刻熄，自己熄。戏文唱一出。我放火！哈哈哈！……”这当然不是闲笔，而是一种暗示。儿童似无意识，然而“此刻熄，自己熄”，“我放火”，反抗的意识已经悄无声息地潜藏到了孩子们心中。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谁能阻止这些潜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生根滋长？谁能阻止在这些孩子中间出现一个或一群先知先觉者？谁能阻止他们将在吉光屯，乃至全中国掀起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小说《长明灯》问世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大地不就上演了这样一出波澜壮阔的大戏吗？

有孩子就有未来。

希望在孩子！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