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婷 高明扬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李煜与佛教也有深厚的渊源，他身上具有鲜明的儒释道文化融合的痕迹，佛教的基本理论“四谛”说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李煜诗词作品体现出对苦难的体验与思考，也有对苦难根源的反思与对脱离苦难的追求，并且他努力践行着自己的修行方法，这恰恰暗合了“苦”、“集”、“灭”、“道”四谛。
关键词：李煜； 佛教； 四谛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７５７（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２３－０３
一、李煜与佛教的渊源
李煜信奉佛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李煜本身极具慈悲之心与悲悯之情，看待万物有着与佛教众生观非常契合的眼光，他从一个诗人敏感与细腻的视角，对“众生皆苦”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加之祖辈对佛教信仰的传承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他有了接触佛教并信奉佛教的机缘，随后因为自身境遇的巨大改变，他愈加把精神寄托在佛教修行上。
作为帝王，他的慈悲心非常少有。“本以恻隐之性，犹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杀，禽鱼咸逐”［２］，“后主气象开朗，堂庑特大，悲天悯人之怀，随处流露。”［３］他强烈的悲悯之心是他面对人间苦难的态度———承认痛苦，怜悯他人，也怜悯自己。而这种特殊认知的产生与佛教教义有直接联系，并且这种联系隐含在其作品中。佛教自传入后就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不断融合，在李煜身上儒释道思想是兼容的。在佛经的翻译上，不少用儒道术语意译，李煜词句中佛教思想也是多用道教常用语、典故来表达。因为文化融合的缘故常常很难将李煜诗词中的各种宗教思想剥离开来，但结合其生平加以对其诗词的分析，不难发现道家表达的外壳往往包含着佛教思想的内核，且愈到后期佛教思想对其影响愈大。
南唐三代，烈祖、元宗好读佛经，礼遇僧人，这为后主李煜奠定了接触佛教的基础。李煜更是极为虔诚地信奉佛教，南唐佛教在他的统治下到达了鼎盛阶段。史载，李煜“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算”［４］，“后主退朝，与后顶僧伽帽。服袈裟，课诵佛经，胡跪稽颡，至为瘤赘，手常屈指作佛印”［５］，他对佛教的接受并不仅仅是祈求佛祖保佑，而更进入到了对佛教思想的深刻思考。李煜把法眼宗文益禅师看做自己的佛学导师，文益禅师主张“心法”，心为本体，万法唯识，这是李煜开悟的基础思想。“当时明间有暗”，万法由心而出，一切法不离自心，明与暗，黑与白，好与坏，善与恶，看似是道家有无相生的对立观点，可这一切的判断标准在于自心。那么“玄黄不真”就是对一切心外之物的否定，“黑白何咎”则是对有无、对立观念的超越。由此亦可看出佛教思想对李煜的深刻影响。而佛教四谛思想是汉传佛教的基础思想，所以李煜必然了解四谛说。
二、“四谛”对李煜诗词创作的影响
（一）“苦谛”、“集谛”对李煜诗词创作的影响
“苦谛”是释迦牟尼对人生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痛苦。人生主要有八种痛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蕴苦。“集谛”指出了人生之所以“苦”的根源。简单说来，就是众生一切痛苦源于贪欲、嗔恨、愚痴三惑，由于此三惑而造身、口、意三业。在佛教观念中，一个世界成立、持续、破坏，又转变为另一世界成立、持续、破坏，其过程可分为成、住、坏、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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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３０
作者简介：王文婷（１９９２－），女，甘肃兰州人，硕士，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宗教文化研究。
高明扬（１９７０－），男，湖北恩施人，博士，教授，从事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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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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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称为四劫。李煜的一生鲜明地印证了这四个连续性的无常劫变。宋太祖称帝，亡国丧生的威胁一直伴随他到死亡。这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加深了他对苦难的理解。
李煜即位后岌岌可危的政权使他处于强烈的不安中，并且因为从小不曾作为皇位继承人来培养，他的政治素养和心理承受能力是不合格的。其诗词中多写夜不能寐，如“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长相思》），“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令》）。难眠与惊醒交织着，午夜梦回，白日清醒时的烦恼纠缠他入了梦里。所以他对佛家清静心有强烈的渴望，他渴望安宁、欢喜、庇佑，故而大兴佛事、虔诚礼佛，这或许是他求得内心暂时平静的方式。当然，李煜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一遍遍强调“空”，“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临江仙》），却又纵情享乐，希望以短暂的欢乐抵抗无尽的痛苦。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中，他明知空，偏写“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明肌雪之色，凤箫、霓裳之声，香屑飘动，“醉拍阑干情味切”，酒味醉味情味皆浓。这首词营造了道家宣传的仙境，仙乐飘飘，仙娥娇美，珍馐琼浆……仿佛自己是天上的帝王，置身于和佛典中描写的无欲无求的西方净土不同的另一个极乐世界，所以后来的“天上人间”之语确实极为符合李煜的心理状态。和道家追求长生不老不同，佛家认为人自认的“乐”转瞬即逝、无法捕捉，其本质也是苦。后主常写“梦”、“月”等易变化、难捕捉的事物，虽是道家文学中表现仙人降临的常用意象，李煜却利用这些词汇表达他的佛学理解。所以在他的享乐中隐隐透露了不安，“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或许喧嚣散尽，他独自归去时，马蹄踏清的不只是冷寂的夜月，也在夜深人静时一下下叩击在他孤独的心上。
李后主一生写病的诗词也不少，如《病中感怀》、《病起题山舍壁》、《病中书事》等，几乎都带有身陷痛苦之中的思考。其诗词有写丧子之悲的，如《悼幼子瑞保》，却未见有写得子之喜，他深深感到生是苦的，生在帝王家未必是喜事。他对衰老的痛苦也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自从双鬓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九月十日偶书》），“一旦归臣虏，沈腰潘鬓销磨”（《破阵子》）。病与愁让他过早衰老，而衰老的他更加经受不住病愁缠身，他虽然未到暮年，却有了老病孤孑、人生无望的凄楚之感。南唐被灭后，眼看“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在自己手中失去，李煜陷入后悔与反思中，“几曾识干戈”？这是他为这颗恶果找到的前因。受命运驱使，原本无缘王位的他最终成为了统治者，他却没有因为这份机缘巧合觉得上苍对自己有过多的青睐，反而笃信佛教的因果报应，不可造杀业———杀生或自杀，直至国破的那一刻他都未曾自戕。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遵从四谛思想，在自己身上找苦的种子，把一切归咎于自身。过去政治软弱，朝政懈怠，不识干戈，一朝识得，国破身降，后果堪哀，“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破阵子》）。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他都经历了，被囚期间求不得的自由和过去的美好，纠缠他一生的五盛蕴，使他仍回归到对自身痛苦来源的追问：“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佛教强调“空”，所以佛祖也被称为“空王”，佛法又叫做“空法”。普通人“疾痛惨怛，未尝不呼天也”，李煜不问天，他问前缘。从国破身降之日，作为君主要承担起国家灭亡的痛苦，从元宗开始败坏的政治，最终由他承担了后果。
（二）“灭谛”、“道谛”对李煜诗词创作的影响
“灭谛”强调只有消灭贪嗔痴三惑，不再造业，才能根除苦难。“道谛”则是灭惑断业，解脱苦难的途径，即八正道。李煜既然由“苦谛”、“集谛”明白痛苦的由来，那么在他于命运里挣扎的一生中，他便会在“灭谛”、“道谛”中寻找出路。因为这份思考，他对自己、众生乃至宇宙都有了更加通透的看法。世间一切表象，都似春花秋月，短暂停留、假有真空，而人类的苦难却轮回流转，代代不息，唯有觉悟解脱才是出路。
他在《病起题山舍壁》中写道：“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这是他早期的作品，佛老思想融合的痕迹非常明显。“彭涓”指道家典故中的彭祖、涓子，“宗远”即佛教徒宗炳、慧远。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年轻时就比较认同佛老清静淡薄的出世思想。佛教认为万物本质都是无生，假有真空，万法一心，无生即无灭，问无生实为追求不生不灭。他觉得“构强名”、“尘中累”不是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如断绝为好，这样他才能够“杖藜巾褐称闲情”。虽然此诗有向冀太子辩白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已具备灭谛意识。这种意识在后来愈加明显，“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山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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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雪山是佛国澄彻之境的象征，他认为佛门会接纳自己，但是自己所行走的红尘之路又让自己茫然无措。“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九月十日偶书》）。李煜号钟隐而未隐，是受儒家入仕思想的影响，当然也有对红尘的贪恋不舍。命运安排使他失去了原本相对的自由随性与选择命运的权利，他不能如释迦牟尼般断俗出家。其后他修佛建寺、虔诚礼佛，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赎解罪孽，减轻痛苦。
后来随着境遇日下，李煜也更加转向修行，“病身坚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病中书事》）。现实的困境里已找不到出路，所有的烦恼唯有借助佛法来消解。早年他也在政治上努力过，“嗣位之初，属保大军兴之后，国削势弱，帑庾空竭，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惮卑屈，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６］，最终他发现在必然的失败前这一切只是徒劳，于是他只能转向他的“道”，在佛法中寻找解脱。就连面对无法宣泄的丧子之痛，他也是求助于佛，“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悼诗》）。佛法救不了他的命，却可以救他的心，“及国亡，后主入朝，过临淮，往礼普光王塔，施金帛犹以千计。”他不再奢求佛祖拯救他的国家，他只是更加执着地相信他的痛苦只有依靠佛法来化解。
在秋声飒飒中，作为阶下囚的李煜用一首《乌夜啼》表达了自己的悲哀：“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他又陷入了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之中，不同的是过去的担忧恐惧现在都已成为现实，“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破阵子》），他再无需如从前“自从双鬓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九月十日偶书》）。世事无常，眼看着国家，自己的尊荣、幸福、青春也都随着流水离去，他只能把此生当成一场梦，醒来时已无路可走，现实对他而言是风雨交加的秋夜。道路已然艰难，醉乡岂能路稳？只不过是“此外不堪行”，“宜频到”就好。他忽然彻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是对自己人生，对人类命运的领悟。此时他对四谛的理解已不局限于个人修行，而是有意识地转向众生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虞美人》），春花秋月，家国兴衰，都不过是昙花一现，假有真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今昔对比、盛衰落差，更显命运莫测，世事无常。问君能有几多愁，东流到海，苦海无边。人类的愁苦，正如滚滚流水，永无尽头。人们普遍认为他阅世浅性情真，所以虽为阶下囚但不思避忌。可是这不符合李煜往日作风，他的行为更似故意。过去他一直活得小心谨慎，史载，“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惟覃思经籍。”［７］“太祖遣枢密承旨王文来贺袭位。初，元宗虽臣于周，惟去帝号，他犹用王者礼。至是，国主始易紫袍，见使者作，退如初服”。［８］从前避忌冀太子，后来对宋太祖谨慎称卑，终日惶惶不安，到最后被俘，于他人股掌之中，他反倒不再小心翼翼、委屈求全。八正道中“正定”将万事万物视之为虚，他看开也放下了，终己一生，修佛行善，循着八正道努力去做，但失去一切到除了生命再无可失去，那么生死随缘吧。终于可以任性自然，无所顾忌，这就是他的道。
所以李煜思想中的“灭谛”与“道谛”是具有发展性的，它是一个不断深刻与完善的过程，一个在不断增加的痛苦中努力寻找出路的过程，一个由单纯的宗教信仰变成坚定的精神寄托的过程，是他从最初被动的逃避逐渐转变为主动的解脱、从个人到人类苦难的深刻思考。
三、结语
李煜受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影响，但毫无疑问他一生已打上佛教的鲜明的标记，他的诗词也体现出“四谛说”这一佛教基本思想。他深切感受了人生滋味———苦，探索了苦的根源———集，又努力寻找消除苦难的方法———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修行方式———道。他的这一探索过程融入于诗词中等待后世发现：首先，李煜极具佛性，有着慈悲之心与悲悯之情，加之祖辈对佛教信仰的传承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他有了接触佛教并信奉佛教的机缘；其次，在其早期思想中，儒释道三教思想相互融合，但是越到后期，佛教四谛学说越深入他的内心，最终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最后，通过结合自生经历对四谛学说的理解，李煜拥有了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悟出世间一切表象，都似春花秋月，假有真空，而人类的苦难却轮回流转，代代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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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陈彭年．江南别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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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一个“直”字。
无论小提琴演奏曲目的难度高低，所有的演奏技巧实际上都是为了达到音乐的表现力，表达好乐曲的意境，
让听众领会其中的内涵是演奏者不懈的追求。掌握好技巧与弓段的对应和技巧之间的弓段转移方法还远远不够，做好乐曲中技巧的过渡和转换才能让演奏中的发音更加动听悦耳，音乐语言自然流畅。不断地发现并克服演奏技术上的难点，把握好左右手正确的演奏技巧，
尤其是右手运弓技巧，准确地服务于小提琴的音乐艺术，是小提琴演奏者们不懈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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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ｉｎ ｂｏｗ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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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５页）
［４］全唐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５］唐圭璋．唐宋词简释［Ｍ］．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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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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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张胜珍．李煜与佛教［Ｊ］．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０７（０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ｆｏｕｒ ｎｏｂｌｅ ｔｒｕｔｈｓ
ｔｏ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 Ｙｕ’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ｔｉｎｇ Ｇａｏ Ｍｉｎｇ－ｙ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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